此照片摄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时母亲已有我大哥、二哥，我和大弟弟四个孩子
母亲姓王，叫王永家。
1925年，那一年闰四月 (有两个四月) ，在头四月的24号，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外婆，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母亲。我查了黄历，那是那一年阳历的5月16号。
前排右边右手横过腹部握着左手的是时年九岁的母亲
外公是织金县的绅士，外婆是织金县富翁 (他们被共产党叫做地主) 的女儿。母亲作为他们的大千金，自然很是受宠。母亲18岁那年，明智的外公决定送她去省城贵阳上女中。那时从织金到贵阳还没有通公路，人们都是骑马或是坐滑杆，历时几天才能到达省城。外婆和外公给了母亲不少黄金，聪明的外婆把部分金子缝在自己亲手做的母亲的布鞋底里，部分缝在棉衣里。从织金到贵阳有近三百公里，外公外婆请家族里一位熟习省城的王姓表哥一路照顾母亲，让她坐滑杆(一种简易的竹杆做的轿子), 由这位表哥陪行并把她带到了贵阳。
这位王姓表哥认识当时在贵州大学工作的夏钟鸣，到贵阳后, 他带母亲去认识了他并拜托他照顾自己的表妹。从此夏钟鸣便成了母亲的“夏大哥”，淳厚的夏大哥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妹妹关心备至，很是负责。
母亲在贵阳女中上学是住校，放假时她的夏大哥会让她到他在花溪的房子里度周末。母亲在花溪夏大哥的家里认识了他的三弟、四弟，他们的年龄与母亲相近，他们很敬重自己的哥哥，对母亲也很好，母亲与他们在一起，情同兄弟姐妹......
在一个普遍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外公外婆能开明到支持他们的女儿只身到省城上学，母亲能在他乡认识她的“夏大哥”和他的弟弟们。可以说，那时的母亲，真是很幸运的......
在贵阳女中，母亲曾经是“校花”之一，学习生活都很不错。没想到在贵阳上女中期间，她竟然患了霍乱。那时，霍乱几乎是不治之症！幸运的是，母亲有她的夏大哥照顾，他尽快为母亲找了最好的医生，还把自己的母亲从普定接到贵阳，专门照顾生病的小妹妹。经过无数个焦虑的日夜，母亲的夏大哥终于看到他的小妹妹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 而且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此时的母亲，可以说还是很幸运的......
40年代中后期， 外公在织金被当地土匪头子李明山陷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他押送到了安顺监狱。当母亲的夏大哥得知此事时，情急生智，冒死模仿自己的上司、当时贵州大学校长张庭修的笔迹，写信给国民党安顺监狱，告诉他们释放王润苍先生。母亲的夏大哥连夜带着自己写的信到了安顺， 竟然成功地让外公出了监狱。为了不让外公回老家再受害，他还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亲自到织金，悄悄雇人到外婆住地告知外公消息。外婆丢下织金的房产，家业和亲属，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到达安顺，与已经出狱在那儿定居的外公团聚了。从此我的外公外婆和我尚未成年的舅舅，姨妈，靠外公为别人看病维持生计，在安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安顺， 生活虽不如在织金时那样悠闲富足，但共产党夺得天下后，外公、外婆为此没被共产党定为地主， 没遭凌辱甚至枪毙，母亲没被定为地主的女儿而被欺辱，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的母亲，还可以说是幸运的......
外公全家搬到安顺后，老人家为了感谢母亲的夏大哥的救命之恩，决定把自己的大小姐嫁给他，1948年， 母亲与比她年长11岁的她的“夏大哥”在安顺完了婚。
2009年最后一次回国，母亲把她与父亲唯一的合影亲手交给我，要我带回美国并告诉我她给了兄弟们同样的照片。母亲是幸运的，因为曾经相伴她人生的两个男人都很爱她。
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此生没与有与父母的合影，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与父母的合影
母亲女中毕业后，被贵州大学化学系录取，遗憾她才进大学门，内战烽烟烧到了贵阳。3年后，共产党把抗战主力国民党一举打到台湾去了......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最早被安排在普定县法院工作，参加了清匪除霸、收捕反革命等活动。后来被安排到县民政局工作，再后来又被安排到县新华书店工作，最后又被安排在普定县中学教语文......
1949年10月4日，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夏光强，开始了她坎坷不平，不幸不断的人生......
1950年到1955年，共产党政府实行供给制，那时为政府工作的人没有工资，因为共产党还不会印制钞票。人们每个月到指定地点领取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衣裤鞋袜、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等。当时的政府，还为有孩子的工作人员配备保姆。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是怎么过来的。曾经问过母亲，她说那时的人革命热情很高，一心想建设新中国，自己都不记得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了......
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让父亲在普定县文化馆工作，让她在法院工作。那时法院工作要经常下乡，因要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去审问并处理那些被群众检举出来，在乡镇一级被抓获，被共产党政府定性为土匪（实际上是没能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和不满共产党的人），还有被共产党称为“逃亡地主”的人，他们被共产党统一叫做“反动派”。母亲曾感叹这段时间被共产党枪毙的人很多，不少人死得很惨而且不明不白。
那时共产党的小领导们被调动都是“荣调”
母亲还特别记得，1954年3月底生了我以后，才满月就接到通知，要她去乡下处理一桩曾经由她负责处理的较为复杂的案子。别无选择的母亲，匆匆把我交给生了孩子已半年多的保姆，让她喂养我几天。在乡下的最初两三天，母亲总感觉乳房胀痛难忍，一周后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等她回到家时，发现奶水再也没有了。为此，当时的政府为母亲找了奶妈，母亲只能让奶妈喂养自己唯一的女儿了。
那位奶妈是地主的女儿，这种人在共产党中国是很被看不起，很不被尊重的。母亲的保姆每天会送我去让奶妈喂奶，几个月后，母亲发现我越来越瘦，才从保姆处知道，那位奶妈因为营养不良，奶水早就不够喂养我了。我年幼时常常生病，母亲说这就是原因......
1958年初，母亲被党选送下乡劳动，据说是党的培养对象才能享此殊荣 。为此时年33岁，已有2到9岁不等的4个孩子的母亲，丢下她的孩子们，充满对党的信任对未来的希望，在喧嚣的锣鼓声中下乡去了……
照片中6位拿着扁担的是被党选送下乡接受考验的人民委员会成员
1958年母亲被光荣下乡后才几天，父亲因为有条红内裤被打成右派，送进了监狱，母亲被从乡下叫回安顿她的四个2到9岁不等的孩子。母亲把我的大哥送到了安顺的外公家，把二儿子送到贵阳已有两个孩子的三叔家，把我交给当时住在老家三合院里的伯母，把弟弟送到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远房奶奶家后，匆匆赶回乡下，继续接受共产党的考验去了。此时的母亲，可以说是不幸的。
从此，我们的家破碎了，母亲的入党梦也破碎了。父亲被送进了监狱，母亲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的人生，与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家庭一样, 发生了日愈不幸的变化.....
1964年母亲与继父结婚生了我的小弟弟后，母亲和继父被惩罚性地调到贵州兴义地区的靠近云南的边远山区小县普安，继父到普安中学任教，母亲到普安县民政局工作。在普安，母亲除了在民政局工作过，还在复退军人安置办、知青办、审计局等单位工作过。母亲适应工作变迁的能力很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非常认真，且一贯坚持共产党制定的相关工作原则。有时她的上司要求她不要按原则处理某些人和事，她不仅不服从，反而会找出相关文件精神说服她的上司按原则办事。为此母亲不仅得罪她的上司，还得罪了必须由她处理安排的人。我相信这是母亲为什么一直未被提拔（她的工作能力绝对比她的上司强），而是被不断重新安排工作的主要原因。母亲被共产党政府调来调去许多次，还经历了文革前大浪淘沙般的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被迫与年幼的孩子分离，甚至被诬陷入狱半年多，受尽磨难，她没被逼疯也没自杀，还能健康地活过90高龄真是很不容易，也足证了母亲的坚强......
1963年，为了不让孩子受父亲政治问题牵连，父母亲离婚了。母亲与比自己年轻11岁，在普定中学教化学的朱洪恩老师结了婚。
1964年5月14日，我的小弟弟在普定出生。
1964年底，继父被调到兴义地区普安县中学任教。1965年初，母亲被调到普安县民政局工作。我的两个哥哥和大弟弟没有选择跟母亲到普安，他们留在普定老家的三合院里，还在遵义劳教所的父亲委托二叔帮他照顾自己的孩子们。我，选择跟母亲到普安。从此，母亲离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与我的继父在普安开始了四口之家的生活......
那时的母亲，能拥有心地善良年轻英俊的继父的关爱，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1966年文革开始。一贯坚持党的原则，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的母亲没有料到会被陷害入狱！经历了共产党建国后无数次残酷运动的老“运动员”母亲，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未能逃过劫难。
1966年底，母亲因女厕所内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被不明不白地以反革命罪抓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大半年后，不明不白地被放回家。随后，又被调来调去，先后在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知青办公室、审计局工作......
1984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那时儿子未满周岁）回普安看望母亲和继父，那时小弟弟在贵阳中医学院上大二，少女是在普安陪伴父母的表妹
这张照片我的高中班主任唐若水老师拍的，是母亲的五个儿女少有的合影之一
1986年初，继父因病去世了。那时，小弟弟已是贵阳中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很快将面临毕业分配问题。我们兄妹四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安顺和贵阳工作，并安家落户了，我们不希望小弟弟被分回普安县，一个人留在普安照顾母亲。为了让他将来与他的三个哥哥和唯一的姐姐靠得近些，方便相互照应，也为了将来大家能更好地照顾母亲，继父去世后，我们兄妹四人一致要求母亲办理退休手续，母亲十分不情愿地照办了。其实，老人家当时已经61岁，可政府没人要求她退休。全心全意的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母亲，真的不愿退休。但是，为了小儿子，母亲算是作出牺牲了......
母亲退休后，落户到了安顺。二哥安排她老人家在当时由他负责的安顺酒厂协助作会计工作。新工作让母亲减少了不少失落感，加上安顺离普定只有不到30公里，母亲有许多老朋友可以走访来往。这，为母亲减轻了些许继父去世带来的伤感与没有人相伴的孤独......
母亲到安顺落户一年后，小弟弟毕业了，他被分到平坝县中医院工作。母亲继续在安顺酒厂做会计工作......
母亲在安顺工作了5年，1992年，小弟弟结婚后，母亲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把自己的家搬到平坝，与小弟弟住在一起了......
此后几年，在三叔的提议下，我们五兄妹一起，努力创造条件，劝说母亲与父亲复合。想让两位独居的老人能相互做伴，携手同走余生路。遗憾历经20余年不同磨难的父母大人个性差异太大，我们的愿望终未能实现，两位老人没能再走到一起......
2004年3月我和先生把母亲接到美国跟我们住了半年，9月母亲回国后，2005年，兄弟们合计让老人家住到贵阳的大哥家，因为那时母亲已经80高龄了。尽管母亲极其不愿，最终还是到贵阳大哥家定居了......
2011年，因为在贵阳太难找到照顾母亲的人，母亲不得不离开贵阳，到在平坝县中医院工作的小弟弟家去了。小弟弟为母亲安置了一套一楼的公寓，请了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农村女人陪伴并照顾母亲。兄弟们常常去看望母亲，逢年过节就去平坝陪伴母亲，小弟弟一家周末去陪伴或接母亲到他们家……
2013年开始，母亲的健康状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老人家开始变得很健忘，很糊涂，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记得也不认得了……
母亲没能等到她的儿子们为她庆祝91岁生日，老人家于2016年4月13日晚10点30分，安静地离开了似乎没有什么再值得和令她留念的人世。
我相信：母亲人生的不幸，是中国大陆大多数人人生遭遇的缩写；母亲人生的幸，是冥冥中上帝对她个人的关照。
20世纪50年代，母亲已经被党调来调去换了4、5个工作，并被党选中为培养对象，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母亲的人生也被彻底改变了。照片摄于20世纪5、60年代
这张照片摄于1980年夏，那时小弟弟还在在上高中，二哥已在普定县陶瓷厂工作，大哥、大弟弟和我在1978年考入大学
照片摄于1986年2月，在普安中学参加继父的追悼会的亲属合影
1991年春节期间，我提议大家到普定县照相馆拍下的父母与他们所有的子孙在一起的唯一的合影。那时小弟弟还没结婚，我与两个哥哥和大弟弟都已成家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