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期待新‘框架’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变革”
▲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受访者供图 / 图)
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退化和生物安全事件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崩溃,都可能对全局产生巨大影响。
国际社会期待,COP15能像气候变化领域的“巴黎峰会”那样,通过制定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成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的关键节点。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多重要?借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句警醒就是:地球正迅速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我们面临着三重环境紧急情况,即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污染加剧。
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十字路口。《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于2022年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大会将讨论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
作为COP15的主席国,中国将领导大会实质性和政治性事务。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方希望推动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一个兼具雄心又务实平衡的“框架”,国际社会能够采取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采取变革性保护政策和对策,能够在2030年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被动局面,最终在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生物多样性的内容?
崔书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始终不移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下足功夫。
一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资源开发要严格按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求,不能搞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二是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采取变革性的绿色发展政策举措,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杜绝人为不合理活动对自然的干扰和破坏,还自然宁静、和谐、美丽;
三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要按生态系统方式,统筹一体化保护与人的生计需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不干以保护生态为名,实则破坏生态的事;
四是加快构建和完善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加大生态保护执法监督力度,用高质量的生态保护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五是加快构建新时期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体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习惯,推进美丽中国的地方实践样板,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南方周末:谈到生物多样性,业界一直在说“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十字路口”,怎么理解这句话?
崔书红: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
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正面临严重威胁。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这些都不断警示人类,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退化和生物安全事件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任何一方缺失或崩溃,都可能对全局产生巨大影响。
从保护进程来看,201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提出的“爱知目标”(2010年在日本举办的COP10制定的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中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所以国际社会期待COP15能像气候变化领域的“巴黎峰会”那样,制定新的“框架”,能够成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要制定“框架”,如何制定“框架”,制定怎样的“框架”,将来如何实施“框架”,何去何从就等COP15大会国际社会做出抉择了。
南方周末:即将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有哪些重点、难点?
崔书红:COP15第二阶段会议核心内容是制定并通过“框架”。各国期待一个新的“框架”,一个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好“框架”能够引领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可以开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局面。
“框架”从2019年开启谈判,至今已召开了4次“框架”不限名额工作组会议磋商“框架”内容。目前“框架”的结构与核心内容已基本确定,但由于196个缔约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生物多样性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各异、执行能力不同,一些重点议题仍需达成共识,例如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等。
南方周末:为达成“框架”,中方做了哪些努力?
崔书红:中方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主席国的领导力,为“框架”谈判注入强大政治动力。在4次“框架”工作组会中,中方作为候任主席国和主席国积极协调各方,推动各方为达成“框架”相向而行。此外,还采取了正式磋商与非正式磋商两轨并进的方法,与缔约方及利益相关方开展多维度、全方位的沟通。
仅2021年,在组织或参与了13项《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机制性会议和“框架”正式磋商会议的基础上,中方还开展和参与了非正式磋商会议及国际研讨会一百余次,完成了二十余项基础研究工作。
南方周末:关于COP15大会,你还有哪些希冀?
崔书红: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召开前,还有为期三天的第五次“框架”工作组会,届时各方会继续讨论“框架”内容。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各方讨论可以加快进度,求同存异,展现建设性和灵活性,为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一个兼具雄心又务实平衡的“框架”奠定基础。
国际社会在商定新目标战略时,要充分吸取“爱知目标”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既要有雄心和信心,更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目标的可达性、可操作性以及各国的国情特点。各国要把握好这次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机遇,相向而行、理性务实,寻求最大共识,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南方周末:尽管“爱知目标”全球实现情况总体不够理想,但中国执行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你觉得最主要的经验有哪些?
崔书红: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从中央到地方言必行,行必果,采取的举措务实可行,才取得了如此的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力度不断加强,保护速度不断加快,保护成效日益凸显。大家可以看到有关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比如云南野象“旅行团”北巡,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的雪豹频繁现身,青藏高原藏羚羊复现“万羊齐奔”景象,长江“微笑天使”江豚自由欢快逐浪……
此外,中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经验还有这么几方面:首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探索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担当、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模式;其次,一体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等突出环境问题;再次,逐步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最后,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南方周末:如何借助COP15大会的契机,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
崔书红:在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方面,我们将积极研究谋划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专门立法,在自然保护地、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域采取问题导向式立法。我们将严格落实生物安全法,加强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管理,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监管制度,持续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水平。
我们还计划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和评估,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术标准体系,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信息云平台,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保护成效评估等技术体系。
保护之外也要强化可持续利用。例如加强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引导和规范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经营活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
此外,还要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等,通过上述措施,我国“十四五”期间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有望得到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
南方周末: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在协同治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方面,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
崔书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两大热点和难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在成因和应对措施上密切相关,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一项有力措施。
我国已将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类规划、战略和计划,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统筹推进“双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和修订工作,适时更新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制定与全球目标相称的国家目标和监测体系。
此外,还要持续开展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与评估,探索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生态脆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影响和应对策略,以及增绿增汇、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路径。
除推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取得成功外,下一步还将加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绿色供应链、可持续贸易和投融资等领域的双多边对话交流和信息分享;在中俄、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推动建设跨区域生态保护廊道和自然保护区。
南方周末: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举行的生态文明论坛上,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布了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这对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什么作用?
崔书红:减缓和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保护资金存在较大缺口。金融机构作为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可以通过投资风险管理避免潜在的生物多样性损害,也能发挥创新投融资模式上的优势填补融资缺口。
在COP15第一阶段生态文明论坛上,36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24家外资银行及国际组织发布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宣示,这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次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布宣示,也是生物多样性在金融领域主流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南方周末:目前金融机构已做了哪些支持行动?
崔书红:据我了解,截至2022年7月,已经有来自19个国家的103家金融机构签署了生物多样性融资承诺,通过融资和投资活动保护并恢复生物多样性。我希望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作为相关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不断完善政策保障、拓展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领域、丰富投资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通过开发并运用创新性金融产品和工具来助力解决生物多样性资金短缺的问题,为推动和落实“框架”作出重要贡献。
南方周末: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日益显著,国内部分地区不得不面对愈发频繁的人兽冲突,如何解决该问题?
崔书红:近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经常闯入大众视野,有时也会闯入人们的生活环境,给人们带来“困扰”。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正在显现,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当正确面对和解决这些“困扰”,学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如何解决人兽冲突?首先要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比如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明确野生动物致害生态补偿,扩大补偿范围,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保险业务,并为地方工作提供中央财政补助。要让保护者得到应有补偿,鼓励全社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云南、西藏、吉林等人兽冲突经常发生的省份,相继出台了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部分市县也出台了实施细则,用制度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目前,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主体主要是财政,比如我们正研究制定因人兽冲突导致人身财产损失应予补偿的“正面清单”,由地方财政全额负担、确保受害人“零支付”。但同时,补偿渠道也要拓宽,引入商业保险、设立公益基金、吸引社会捐助、以奖代补等多样性手段。
此外,还可以优化作物种植布局,摸清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及活动空间分布情况,将本区域重点致害野生动物不爱吃的作物种植在肇事频发的地区,将受害严重的作物转移到远离肇事的地区种植,还动物生存空间,以降低人兽冲突发生风险。
南方周末: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之下,南方周末也曾报道有濒危植物盗采,网络平台非法交易事件,如何加强类似事件的监管与执法?
崔书红:我们一直持续开展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对涉及野生动植物交易等违法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此外,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对影响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形成高压态势。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列中,比如一批企业相继加入“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全球互联网企业联盟”。
独家专访:
生态环境部四位司长解读二十大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如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首席法律顾问、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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