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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篇讲到，越南是怎么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阮姓又是怎么成为越南大姓的。自从南越，尤其是汉武帝之后，越南成为中国一部分，青铜器、铁器传入，文明程度大大提高；阮氏进入，不但又再次带来了各种技术，还让越南产生了家族这种社会底层组织。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光只是要有工人、农民或者家族这种东西，它还要有上层统治者，像文官、武官、政权体系等等。但我前面说过，夺得这块地盘时，它消耗掉了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两个人。结果就是：地盘是拿到了，整个家族的地位，却没能像西晋时那样，继续处在一个高位，而是迅速地往土豪方向转变。有点类似有些人，大城市混得一般般，干脆拿着赚来的钱，回家乡小县城，住上了面积超大的大房子，过上优哉游哉的生活。南北朝是中国的大分裂时代，阮氏还能时不时出头，来挑战一下，抢个交州刺史干干。后来隋唐这种大一统王朝来了，他们就干脆被压得死死的。这段时间，将近400年，交州“一把手”中，只有一个姓阮的。当然这里还要注意：这段时间，虽说是同一个地方，越南的名称换了三次：早期还叫交州，但唐朝叫了一段时间后，就叫安南都护府了；之后则叫静海军。对越南这地方，唐朝刚开始挺重视的：最初派来的“一把手”，要么是能干的大臣，要么干脆就是皇帝的宗室。一呢，可能注意到这地方老爱叛乱，要派些重磅人物，来镇一镇；另外呢，上一篇我也讲过，就岭南地区而言，其实交州比两广条件要好，人口也更稠密，有点选个肥地，让他们发发财的意思。光唐朝李家的，就派了一大堆人：李世寿、李道彦、李道兴、李大亮、李乾祐、李弘节……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李世寿，要论辈分，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兄。这人不怎么出名，但也上过战场，因为有战功，被封为遂安郡王。到越南上任时，唐朝皇帝还给他特批了一支500人的私人卫队。李世寿到越南后，狠狠地刮了一把地皮。这家伙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地皮刮得太狠，墓造得非常豪华、别致。李世寿墓中的龟形墓志，他的墓被挖掘后，出土了好几个国宝级文物这人有点运气不好，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曾经被封为胶东王。早年跟着李靖打下手，承担一个分支的任务，每次都完成得不错，后来朝廷一高兴，让他独立完成个小任务，坐躺就可以完成，可能是准备再给他升升官的意思，结果他没把握好分寸，用力过度，反而大败。过了很长时间，李世民又想起他了，大概是觉得他才能不错吧，就让他当交州都督。到了越南后，他干得挺起劲，成绩也不错，平定了不少地方的小规模叛乱。结果万万没想到，越南是热带地区，他染病死了。朝廷一看，哎呀，李道彦死了，他干得不错啊，得找一个和他条件差不多的。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吧？她实际上不是李世民的女儿，但因为要和吐蕃通婚，才被封为公主，送到西藏去来的。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兴是李道宗的弟弟，也就是文成公主的叔叔。李道彦的死，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到了越南上任后，他老觉得自己会像李道彦一样，会得那种治不好的病，所以老是忧心忡忡，怕得要死，结果活生生吓死了。可能连续两位皇帝近亲死在越南，大家都有些怕了，在这之后，派往越南的人，大不如前，不特别重视了。但这段时间很短，很快越南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朝廷派来的“一把手”地位突然又高了起来。这人比上面说的这些唐朝皇帝本家还牛叉：他妈妈是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姐姐。其实一点都不牛，因为他能保住脑袋不死，就很不错了。柴哲威的弟弟柴令武，跑去和宰相房玄龄的儿子，同时也是李世民的女婿房遗爱，还有其它一堆人，准备造反，结果被发现了，一堆人被处死。柴哲威可能没卷入，也没参与，所以没被追究，但这种人显然不能重用，就被派到交州去了。家里出了这种事，他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也死在越南任上了。凡是朝廷有什么重要人物，当权者看不顺眼，就把他们往越南派。像武则天时，她的堂外甥宗楚客有段时间争权没争过，就被派到越南去了，幸好他很快翻了过来，干了不到一年，就又回去了。而且这种人还源源不断，从唐太宗李世民后半段起，到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再到唐玄宗早期，好几十年，唐朝内斗得很厉害，不断有那种高官被抛出，名义上是外放，实际上是想用借着热带地区瘟疫比较多来借刀杀人。这些人的统治经验，哪怕和当年的阮孚、阮放比起来，还不遑多让，更别说阮家那些人，虽说人数确实多了很多，却因为已经迁到越南好几百年，早就退化得土里土气了。而这些人呢，也知道仇家还在，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再回到中原，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还不如躲在交州呢。所以他们上任，会带着亲朋好友和部下来，干脆到了就找地方落脚住下。虽然没有陈留阮氏那么声势浩大，但他们政治经验十足，顿时把交州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狠狠地提了不止一个档次。唐朝这个朝代，各少数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产生了飞跃式发展。从汉武帝起，虽然不断有叛乱，但总体上交州还算安静平和。唐朝初年时，云南还是各部林立，绝大部分向唐朝进贡，算唐朝的地盘。但吐蕃呢，也不断地派人，去引诱一些部落。所以唐玄宗就特别烦这种事，当时云南地区主要有个六个小国，在傣语里“诏”就是“国”的意思，结果南诏，也就是最南面的那个小国主动跑到唐朝，表现得非常乖，还说要为国效劳，唐朝一高兴，就给它各种赏赐和技术提升的机会。南诏势力大增之后，吞并了其他各诏，和唐朝接壤，然后和唐朝产生了剧烈的武装冲突。这种地方如果落入南诏手中，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唐朝会更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唐朝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不断地往越南派出武将，来当安南都护。比如说，唐朝大将李光弼的部下张伯仪，就被派去，当过安南都护；还有郭子仪的部下乌崇福、李承昭的部下赵昌、令狐绹的部下李琢等等。当时中原已经进入藩镇割据的状态，斗争异常激烈。安南只是形势紧张，但不是经常有战争，中原地区才是不时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人和他们带去的士兵，在卸任之后，往往就不回去了。虽说和中原地区没法比，但在光凭自身的实力，自卫是没多大问题了。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在这之前，也有文官、武官，带着手下和各种人，在交州上任，他们为什么不怎么留下，非要到这时候，才突然间，一大堆人留下？大家都知道，水稻田和麦田不一样，它往往要长时间淹水，但它又和沼泽不一样，沼泽咕嘟咕嘟，全是烂泥，深得没底，水稻土底层是比较粘重的。它要靠一遍遍的长时间淹水，然后放水，地变干，之后再淹水，定期再放水，土壤的化学成分不断发生变化之后，这才形成。水稻土一旦形成，会使水稻产量大增，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土，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北宋到南宋这段时间。但珠江三角洲形成水稻土，却要晚不少，原因我之前也讲过，一是它的面积比较小，容易受到海水盐分的影响，二是它流经的地区，大多是由石灰岩构成，带来的泥沙本身就不肥沃。珠江三角洲水稻土形成，要在形成桑基鱼塘这种模式后，才渐渐形成。所谓桑基鱼塘，是指在池埂上或池塘附近种植桑树，以桑叶养蚕，以蚕粪、蚕蛹等作鱼饲料，以塘泥作为桑树和稻田肥料的这种模式。大家都知道，古代运输条件很不发达，调兵可以从千里之外，但运粮却只能从附近地方。如果越南发生叛乱，就只能从珠江三角洲一带运粮去扑灭叛乱。但越南红河平本来就一直比珠江三角洲要大，人口也更稠密。它水稻土的形成时间，还比珠江三角洲要早，意味着红河平原更富裕，能承载更多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军粮。红河平原就像一个系统，从秦始皇攻取岭南，到汉武帝灭南越，之后东晋时陈留阮氏迁入，形成一个下层社会的结构；再到唐朝时因为被派往越南的文武官员不断地留下，当地文化素质、统治水平、军事能力大大提升，上层系统形成。如果说在唐朝前，越南地区和中原还有代差，在唐朝灭亡前后，它和中原虽说还是有差距，但差距已经很小了。交州地区能够自己“出产”管理、统治人才，不需要再依靠中原外派，他们也懂了怎么进行自卫，又有地利山海之险，广东广西一带的经济能力要赶上它，又有一段时间。这就好比一个瓜，刚开始时，它还需要不断地从母体吸收养分。等明朝时，两广地区水稻土形成，提供的经济支撑力足够时，越南却因为已经自立了将近四百年，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没法再收回了。当然，也因为这段经历，越南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这就导致它和朝鲜、韩国、日本一样，在文化上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几乎全是舶来品，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尤其因为我们的存在，他们经常不得不在心灵深处问上一句：我到底是谁？我到底算什么？比如说起中国，它们都咬牙切齿，好像中国欠了他们什么，但要是什么事被中国人称赞上一两句，或者超过中国，他们会马上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立即狂妄起来；遇到中国，它们又常常会不自觉地矮上半个头，比如说日本、越南，人口都一亿上下，其实放在全世界来看，它们都算人口大国，但不管是我们在心态中，还是它们在心态中，都会自居小国。比如说我们说日本是“小日本”，日本人就觉得没啥，但要是别的国家这么称，日本人会很恼火。
此外，这些国家碰到其他外国，尤其是那些老朋友，像东南亚国家之类的，它们又会常常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比它们更文明，要更高上一等。它们嘴上不愿意承认，但它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阴影下。除非我们消失不在，除非它们决定彻底忘掉过去，从内心到外皮，把自己彻底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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