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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布斯世界这就是一句典型废话，权力找个借口就能随意进入，有时懒到连像样的借口都不去想。在霍布斯世界，当一个平凡人、一个看起来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当身上披上一层【制服】一旦可以将个人的个人特征掩藏在【制服】之下，人性的“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就滋生，就出现了。
阿道夫·艾希曼，一个平庸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他负责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最终造成600万犹太人被屠杀。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因为，汉娜·阿伦特发现，阿道夫·艾希曼就是个极其平庸，毫无自己思考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他不去思考对错——在强权面前停止思想，顺从权力的指挥棒起舞。在霍布斯世界下，【制服】带来的是必然的愚昧与疯狂。
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解放，在此期间共杀害了100万以上的民众，其中90%是犹太人。
然而，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
——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也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民众。
而在此之前，1933年3月，也就是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德国兴建了最早的达豪（Dachau）集中营。
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治敌人，所以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
“国家安全”嘛，自然当时的德国民众，对此集中营的出现，表示大力支持。
恶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过程。
就象【极左】也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没有最左，只有更左】的累积式激进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德国民众一早支持的集中营，最后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灭绝人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896年，西班牙人在古巴设立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1899-1902 年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英国设立了关押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集中营显然是诞生于【例外状态】和【人身管制】，并最终成为一个不被监管的【法外空间】。在这个法外空间，【制服】成了权力的唯一代表，而原本合法的民众被剥夺了个体的所有的权利与特征，被完全还原为【原子化】的生命。同样的，原本归属民众个体的私有财产，也绝不被尊重，被毫无意外地闯入、【消杀】与剥夺。（旧的犹太人被要求在这里分拣从新到犹太人那里掠来的私人物品）
作为霍布斯世界下的权力的【行为惯性】，
当犹太人已经开始陆续被关入集中营后，纳粹开始持续地、大力地宣传【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
并以此为借口，使得【例外状态】不断成为纳粹继续迫害的【常态】。
而犹太人到底是不是威胁了德国的国家安全，是否有更科学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
对不起，这些通通成了不允许讨论的禁忌。
同时，纳粹通过把人分类——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创立出一种对立。
于是原本平等和谐的德国民众，变成了下图中的两种人。
通过这样不断地对立，不断地【常态】化，最终使得戴上纳粹标志的那一部分人开始认同权力的安排，不再有自己独立思考。
——并且自我强化说服自己【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那些在和谐的时代人畜无害的【好人】，那些社会中普通的【好人】，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们，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别是在霍布斯世界下，最终能被轻易地改变为后世所认知的“恶”。这种恶，不以这些善良的【好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只与大环境相关。
是因为美国是个典型的威尔逊世界，有着自下而上纠错的选举与自治传统。而德国则相反，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威权国家。这也为什么二战后，美国一定要将对德国进行民主改造，就是为了阻止这霍布斯世界的土壤的存在。
就一定会有各种版本的“平庸之恶”出现在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有各种的不可思议的反人性出现。你懂的...
我是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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