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来 源：企业管理杂志（ID：qyglzz）
这些年我与商学院和MBA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大学学的是高分子专业，到工作岗位后之所以能胜任管理工作，与我在商学院受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我先后参加过工商管理的硕士、博士课程学习，这些学习经历对于我后来理解和领导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 40 年的企业生涯中，我有 35 年在从事大企业的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持续学习管理理论和知识给了我很大帮助。我深信管理不是无师自通的。实现人的再造、团队的再造，需要不停地教育。我在北新建材和中国建材任职期间，推荐了不少干部到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商学院学习，帮助企业储备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才。经过系统培训，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持续提升，形成了充满生气的学习型组织，为企业快速成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应该说商学院教育不仅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团队，改变了我所在的企业。近几年，作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会长，我调研过上百家上市公司，跟这些上市公司的主要领导就企业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过深度交谈，做了不少案例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社会上企业家们对读书学习有很大的热情和需求。这些年，我先后被聘为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全国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也受邀在清华、北大等高校商学院做实践教授。坚持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心得介绍给学员们，教学相长，在和师生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受益很多。今天围绕改进商学院的教育，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推动商学院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从工业革命开始，在人口和需求增长的持续牵引下，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这个问题就是最初管理的起因。随着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组织研究、创新研究等等应运而生。所以，企业的管理是个实践产物，它来源于企业，是为解决企业面对的问题而开展的。企业的管理不光带来了企业的繁荣，工业的管理原则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德鲁克先生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他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这段话表明了企业管理的实践性特点。纵观德鲁克的管理书籍，里边布满了他对企业案例的研究。我是个热衷于企业管理教育的人，我认为企业应和大学结合，既要像办学校一样办企业，也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校。只实践、只信经验的人做不好企业，只学习不实践的人也做不好企业。只有既实践又学习的人，才能把企业做到最好，或者做到极致。商学院作为工商界人士再培训、再学习、再反思的平台，应是“理论+实践”型的。既要有教理论课的老师，也要有教实践课的“企业家教练”。尤其是MBA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知行合一”。商学院是来源于实践的，后来逐渐朝着学科化转化，办到今天，从全球来看，包括国内商学院，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贴合企业需求，如何选拔和培养那些确实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创业者和管理者。过去这些年，曾有一些知名企业家批评现在的管理教育不解决问题，甚至学了还不如不学。我认为这些批评并不是对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批评，而是对脱离企业实际、束之高阁的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批评。所以从商学院来讲，教学和研究都必须能够和实践密切结合。现在商学院的学科建设，很多需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也赞成做些管理的基础研究。但商学院毕竟是继续教育和实践教育，不能过于学科化，衡量商学院成绩的应是促进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记得前几年有杂志举办活动讨论过，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现在评职称要论文，而有些论文要有数学公式，好像越复杂越好。而我认为，管理学的论文要让企业家看得懂，能真正促进企业的管理工作。我见过一位商学院的老师，他深入调研过700多家企业，也常带学生们去企业参观学习，他对企业的事了如指掌，我很佩服这样的商学院老师。以前我也推荐一些商学院老师出任上市公司独董，他们学而致用，知行合一，既深度了解了企业，也为企业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上市公司的欢迎。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加剧、多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企业必须能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正确选择，也必须对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市场生态的变化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需要高水平、有针对性的管理指导，帮助企业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一方面有更多研究企业问题、为企业服务的机会，另一方面研究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所需要的知识和方法的难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商学院要与时俱进、开门办学，破除边界，把商学院、大学和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商学院老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还要贴近企业、贴近企业家，深入了解企业实践，这样才能“接地气”，对具体案例进行管理会诊，让教学更有针对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企业，模拟商业实践，培养商业思维。 商学院需要有学问的老师，同时也需要有企业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教练，可选一些优秀的、擅长讲课的企业家来课堂给大家多分享，企业家的进入也会促进管理研究的实践化。
推动商学院教育和创新创业相结合
德鲁克先生曾提出创新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展示给大众，可以供人学习，也可以实地运作。今天的中国，在“双创”推动下，创新创业开始进入学科，不少学校都办了创新创业学院和中心。商学院应该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要主体。过去商学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训那些理工科毕业后从事企业领导工作的管理人员，让他们懂得一些战略、市场、营销、财务等方面的知识。MBA教育实际是做这项工作的，教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科技知识、专业知识的企业管理层学习怎么更好地去做管理。今天到了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技术迭代加速，数字经济呈指数级成长，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核心技术成为企业存在的基础和竞争的利器。即使是传统企业，也得用技术创新来助推企业进行转型。今天商学院教育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位、一个新的目标，跟随时代而动，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培养适应时代的企业家，不仅要教现有的这些企业家们如何管理，还要赋予他们更多的科技知识，增设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紧密结合的创新创业课程，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让他们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这变成了商学院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最近去几家企业调研，发现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大多本身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人员，然后他们开办了企业，企业做得也很好。像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毓群是从上海交大船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的，后来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亲自参与和主持了多项发明专利。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是国家 863 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曾在中国生物兰州所和武汉所做过所长，后来国药重组时出任中国生物董事长。他也是一名科学家型的企业家，工作中是个“拼命三郎”，在研发新冠疫苗过程中因为劳累曾四次晕倒在现场，国药的新冠疫苗只用 98 天就研制出来了，为抗击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过去我们讲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事，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但今天应该是高度融合。作为科学家型的企业家，有技术优势，但同时也要加强学习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商业知识。对于很多传统型企业家，我鼓励大家要学习技术，学习科技知识，也就是要做懂科技的企业家，这是今天我们倡导企业家需具备的能力。在商学院这个平台上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培养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我十分赞成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的积极探索，就是把科技和商业紧紧地结合起来，把高科技、新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与商学院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商学院应重视创新创业知识普及和学科交叉融合，通过跨学科交流、课程设置等多种途径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商学院教育
到底管理是共性的还是有特性的，大家讨论不少，有人同意提“中国式管理”概念，也有人觉得这并不合适。其实中国式管理还是存在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确实是很有特点。我国的企业管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企业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生产水平也不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企业处于管理的学习阶段，开始是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日本的管理方法，主要针对的是现场管理、成本控制、质量改进等方面。这对促进我们企业的现代化、提升管理水平确实发生了作用。到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引入MBA教育，我国企业管理研究有了一定发展；伴随着国企的改革、民企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壮大，这一阶段的管理研究更多转向对企业制度的探讨。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面对的主要是互联网、新技术革命、企业“走出去”、气候环境变化等问题。由此，这一阶段的管理研究紧紧围绕着企业创新、国际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展开。当下的中国不光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机会的新兴市场，也面临着三重压力的挑战。中国要迈向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中国企业要建设世界一流的企业，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和创新力度。事实证明，企业管理理论是和经济发展与企业成长分不开的。现在我国经济整体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而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尤其随着互联网、5G、AI、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经济企业的快速崛起，有不少企业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也涌现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我国企业在管理上也从跟跑进入并跑，并在有关领域里开始领跑。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论也开始受到全球范围内企业界的重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企业案例，更应该讲好中国企业故事，提炼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为后边的企业家插上路标。今年出版的《三精管理》一书，是我四十多年企业管理实战的经验积淀，也是希望在企业管理方法论上做些有益的探索，内容包含三精十二化四十八节，是一套经过反复总结归纳的企业工法。中国企业的培育和成长，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等等是密切相关的，企业管理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应该加大东方文化与现代企业之间的交融，向古老的先贤学习，寻求跨越困境之道。一方面要遵循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达己达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道德经》最后一章有两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为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做什么事都不跟别人争夺。今天的企业处理这么多的纷争、竞争，要坚持行业自律，建设自己的核心利润区，引领市场走向健康化，而不是进行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孔子《论语》中讲的仁者爱人、利他主义等精神，则讲到了今天企业的目的，要为社会大众服务，让员工与企业共成长，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我们处理矛盾和风险的主张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不战而胜、向善而生。
《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指导我们，要以冷静的态度对待纷乱的局面，避开锋芒，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其实《孙子兵法》是最好的一本教我们学会战略性思考的书，它不光讲了战略的意义，而且还讲了战略的条件和战略的方式。今天看来它和2500年之后迈克尔·波特先生的战略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波特讲五力模型，《孙子兵法》是讲到五事，即战略管理的五大要素：道、天、地、将、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竞争的本质，以及竞争中的取胜之道。今天西方的管理学家也有在引用和认真学习我国这些灿烂的思想，而我们在学习了40年的西方管理之后，还得重拾这些优秀、朴素的价值观，为我们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指引方向。但要注意的是，它们提供的从来不是现成的行动指南，更不是唬人的谈资和包装，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供思维的启迪，包括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判断力。当然，我也并不主张中国式的管理都去古人那里找答案，不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现代管理的一个包袱，而要把它变成促进企业管理的一个动力。把这些理念和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企业的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发展这些规律。我也是提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西合璧，关键是要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而且在解决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像宁德时代和潍柴动力，这两家企业就是创新和管理结合的模范。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创新加上它的极限制造的管理，潍柴动力的世界一流的热机转化率技术加上它的WOS的管理体系，它们都做出了世界一流的产品。我们要对这些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理念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同时让大家学习对标，创造出更多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一流思想。 这些可纳入商学院的教学计划中，从今天中国鲜活的市场经济、企业实践中把自己的发展经验、管理思想概括出来。将来商学院的案例里，既有国际上一流企业的案例，也有我们中国世界一流的企业的案例，也有我们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的案例，包括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企业等等。这些都要很好地去归纳、去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管理，产生新的本土化的管理范式，这样才能够生根。与此同时，商学院还要大力促进中外管理思想的深度交流和相互影响，尤其要推进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与研究的国际化，将我国优秀的管理思想推广到全世界，为全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