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拥军：做一个不屏蔽自己的人

开过长途汽车，做过交警，抓过小偷，查过盗版碟，傅拥军无形之中训练出极强的观察和抓拍能力。

后来到县文化局工作，分了房，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但也一眼就能望到头，傅拥军感觉无聊极了。

世纪之交，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未来的目标：第一年，想办法到衢州的报社工作；第三年，到金华工作；第五年，要到上海工作。

杭州，这座未来与他产生无数羁绊的城市，那时甚至没有列入他的选择范围。

㊟2007年，零点西泠桥，也是傅拥军的微信头像

傅拥军在杭州生活了 21 年，这座城市无形之中塑造了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他在这里成家立业，同时将杭州的人文气质带向世界。

近年来，他开始关注中国乡村，立下拍摄 100 个乡村的计划，希望记录下中国乡村的变化与消失，记录下每一位值得被看见和书写的普通人。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踏踏实实地去拍，留下坚硬的、带给人更多思考的内核。这是傅拥军作为一名影像调查和创作者的初心。

㊟傅拥军

小镇青年傅拥军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 2001 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傅拥军在网上看到《都市快报》招聘摄影记者的消息。“这份报纸不看文凭，我是个没文凭的人，大学都没上过”，于是他大着胆子，寄去一封应聘邮件，附上十张自己拍的世纪之交的小县城的照片，以及那些年他发表过的小说、散文。

㊟2004年，龙游乡村的男妇女主任上门发放计生用品，发的人不好意思，领的人难为情

半个月后，他收到去杭州面试的消息。

“那个时候我胆子特别小，面对很想做的这件事——当一名正式的摄影记者——我是心虚的。我知道我以前拍的都是县城里的东西，不知道到了都市里能不能被认可。其实我心里挺没底的。”为了壮胆，面试之前，傅拥军特意灌了自己一罐啤酒。

面试意外通过了。半个月后，他到杭州《都市快报》入职。

总编辑杨星，也是那天的面试官，后来跟他说，当时集团里有人并不同意招他，觉得这人文凭不高，照片拍得也不是特别好。

《都市快报》成立于 1999 年，在当时算是一份很年轻的报纸。与其他报纸不同，它强调真实、鲜活；照片以市井生活为主，提倡抓拍；新闻报道依靠热线电话爆料，贴近读者。

这给了像傅拥军这样没有经验，但愿意学习和干实事的年轻人很多机会。

他还记得，刚到报社时，他对杭州这座城市不熟悉，于是整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扫街”。有时候看到好东西，自行车一放，背上相机就去拍。拍完回来，一转眼的功夫，自行车已经不见了。

第一个月，他被偷走三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能抵好几张照片的工分，他心疼不已。后来，傅拥军学乖了，只买二手的。

来《都市快报》的第一个春节，傅拥军想回家陪父母，但按照惯例，他作为新同事，需要留下来值班。

有一天，杭州下起大雪。西湖有著名的断桥残雪，作为天气照片，他必须去拍一张。

拍完雪景之后，傅拥军在街上四处转悠，走到浙江博物馆旁边的一个茶馆，看到 4 个身穿传统红色旗袍的女孩子，置身于飘雪中，开心地说笑。他拿起相机抓拍了一张。

㊟雪中的4个女孩子

被对方发现了，问他为什么要拍她们。傅拥军表明身份，对方一听，反而很高兴，“我们的照片会不会登报啊？”她们问。

傅拥军坦白，不一定，自己没有决定权。对方显得有些失望，“如果能见报就好了，我就能把这份报纸寄回家，因为今年过年回不去。”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傅拥军，当天选题会上，他跟领导和同事们提起这件事，请求一定要给这张照片一个版面。编辑听了，也觉得很好，当即同意。

标题最终定为《爸爸妈妈，我在杭州蛮好的》，照片下面，傅拥军简单阐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小故事，顺便跟读者说：“如果你过年回不了家，如果你也有故事，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爸爸妈妈，我在杭州蛮好的》

第二天，报社的热线电话被打爆了。

“当年真的有大批农民工留在城市过年，很多人都想给家人带去一句问候。”那几天，傅拥军特别忙，接到电话就去拍，拍了各式各样的进城农民工，记下他们想带给家人的话。《都市快报》据此推出了一系列的报道。

㊟2004年，温州火车站，为了防止倒卖车票，工作人员给民工编了号码买票

拍了大量普通人的照片，慢慢的，傅拥军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

“可能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里生活，跟我的拍摄对象比较有同理心，所以我拍出来的一些东西，看着是很不起眼的一张照片，但是往往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回想起那段时期拍摄的作品，如此解释道。

㊟2003年，绿皮火车上回家过年的民工

㊟留守儿童傅香君，在城里和父母短暂相聚后，被送回老家上学

由于对摄影的专注和投入，进入都市的傅拥军，并不像其他小镇青年那样彷徨迷茫。相反，在他内心，一直孕育着一个“记录中国”的宏大梦想。

“既然定下目标要记录中国，我就应该到中心去。”2006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傅拥军辞掉《都市快报》的工作，来到北京，希望记录下此地此刻。

可来了之后才发现，北京实在太大了，他根本拍不过来。只能盯牢一点来拍。

前门胡同就是他找到的那“一点”。因为要办奥运会，它被列入城市改造的名单。

㊟前门胡同

前门胡同消失的速度很快，为了尽量留存这一时刻，傅拥军一刻不停地拍，只要有空就去拍。那一年，他基本都在胡同里。

㊟前门胡同里的居民

但单位的事务性工作也在牵绊着他，让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梦想。报社每天讨论工作，每个人都有意见，研究来研究去，效率很低。

“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原则，不喜欢、不愿意做浪费时间的事情、无用功的事。”傅拥军说。

弟弟的突然车祸去世，让他下定决心离开北京。父母亲就他们两个儿子，为了离父母更近一些，傅拥军回到杭州《都市快报》。

这一次，他沉下心来，用镜头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另一种去中心化的、日常化的摄影观逐渐成型。

㊟《西湖边的一棵树》

《西湖边的一棵树》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回到杭州的那几年，傅拥军经常带着相机去西湖边逛逛，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2007年，西湖捕快

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自己持续地拍一棵树的变化，那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说干就干，他选中断桥边往下数的第十棵桃树，之后每次路过西湖，他都会给桃树拍一张照片。

当照片数量积累到四位数，这些构图一般、用光一般、色彩一般的照片变得生动而具体。

“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树的春夏秋冬、花开叶落，也能看到树下各种各样的人。有年轻人，有老人，有外来打工者，有倒立走路的人，也有心事重重、一个人在树下发呆的人。我都是藏在里面的。”傅拥军说。

此前，中国摄影师在荷赛奖上的获奖作品没有过这样的方向，《西湖边的一棵树》获奖，意味着世界第一次将目光放到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开始关注中国城市的人文之美。

在领完奖后的一个演讲中，面对众多国外摄影师，傅拥军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中国，可以通过北京、上海，也可以通过杭州，甚至可以通过这棵树。

近些年，傅拥军将镜头转向乡村，计划为中国的 100 个乡村拍摄创建影像档案。

他在全国各地招募志同道合的摄影师，一个摄影师负责一个村庄，目前已经在 20 多个村庄进行拍摄。

以前做摄影记者，特别喜欢往农村跑，跑得多了，他感觉到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变。大部分村庄在消失、空心化；一小部分又因为得到投资、艺术家入驻，重新焕发生机。

这种快速的分化、消亡与新生，呼唤着傅拥军作为影像创作者的本能。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

㊟《乡村的肖像》是一个以中国村庄为研究对象的摄影项目，这些照片拍摄于2018年至2020年的中国贵州和广西的两个村庄

很多摄影前辈已经为他探了路。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摄影师张新民就已经关注到江西的流坑村。因其悠久的历史、完整保存的建筑群落和宗族传统，流坑村被誉为“千古第一村”。

张新民通过记录流坑村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思所想，用影像的方式留存下这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后标本。

“他的拍摄是一户户地拍，都是以肖像为主，不像其他人，只拍江西的小桥流水。”傅拥军曾经听过张新民拍摄时的采访录音，里面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外流的状况。

陕西摄影师黑明拍摄的《 100 年的新窑子》，同样给傅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摄影书里记录了 100 年来新窑子村村民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祖祖辈辈的梦想。

黑明与村民同吃同住，取得他们的信任，拍下的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傅拥军记得其中的一个拍摄细节。因为进村拍摄的次数多了，黑明和村民有了感情。有一次他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村民对他说，自己没什么可以送给他的，就把身份证拿出来送给了他，因为身份证上有他的照片。“你不收下的话，就是看不起我。”

黑明把身份证带走了。

大约过了三年，黑明接到那个村民的电话，“我上次送你的礼物还在不在？能不能先还给我？”黑明问为什么，电话那头解释，现在村里有一些政策需要落实，需要用到身份证。

㊟《乡村的肖像》里的孩童

每每看到这些影像背后的故事，傅拥军都有很深感触。“中国这么大，地域这么丰富，他们处在那个时代，都能有意识地去拍，去记录，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可以更有体系地去做这件事？”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要拍 100个”。

这 100 个村庄如何选择？傅拥军希望尽量能有样本意义，“中国每个省份都至少有一个，必须涵盖不同地域，东三省、西南六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社会学上比较有名的村庄，还有很多特色村庄，我都想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持续观察，看看是什么状况。”

不仅如此，他希望“中国乡村影像档案”是一个同时具备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落实到具体的呈现，他希望是多样性的，拍完每个村庄，不仅产出图片，还有书、纪录片、展览，等等各种形式。

㊟《我好想爸爸妈妈》关注乡村留守儿童

快速变化的现实却无法与梦想严丝合缝地铆合。面对无尽流淌着的时间和逐渐消失的农村，傅拥军慢慢发现，这变成了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

在拍摄过程中，他会根据每个村庄的特点来调整拍摄计划。很多项目原本计划在 3~5 年内完成，但总会有新情况、新发现出现，让拍摄时间延长。到后来，就感觉没完没了了，只能持续关注着。

傅拥军觉得，这跟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他喜欢慢慢来，在应付了短平快的日常工作之外，他希望有一块自己的自留地。这些自留地是他的一些长期项目，是他觉得值得集中精力、花时间长期去做的事情。

出生农村，傅拥军对乡村有天然的好感。在拍摄过程中，看到农民的劳作，听到他们的一些想法，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互帮互助，他有一种回溯童年记忆、给自己写自传的感觉。

以前写小说，他需要做的，是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形象提炼出来。如今拍摄乡村，他更多地沉浸其中，观看，感知，然后按下快门。

㊟2007年，浙江开化山区，小弟跟随姐姐上学

㊟2008年，绍兴柯桥，办公室里躺着一位讨债人

2018 年，傅拥军入职浙江传媒学院，给学生教授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课。

他越来越意识到，缺少真正的发现，是新一代摄影作品的共同问题。于是，他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跟他们提出，要做田野派。

傅拥军认为，学生时代，一定要做一次真正的、像样的田野调查。

“现在的孩子基本都是 2000 年之后出生的，他们不是社会人，是网络人，他们跟社会是脱节的。但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必须要去现场。无论你将来从事什么方向，首先需要从网络人变成社会人。”

㊟2001年，杭州运河边，痛失孩子的川籍农民工。因为无暇看管，儿子在运河溺水

他要求学生深入一个村庄，一个学期的作品，调研、拍摄，都在这个村庄里完成。学期结束后，每个人都能形成一份关于这个村庄的影像档案。

他给学生布置作业《中国人的一天》，拍摄一个普通人的一天。要求从作品中，不仅能看到他们的一天都干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曾经有一个 16 级的学生，诉苦自己找不到选题，傅拥军便带着他“扫街”。扫完之后，学生问老师，能不能拍报刊亭。老师说，可以。但你既然要拍报刊亭，那就拍得彻底一点，把杭州所有的报刊亭都拍一遍，还要采访报刊亭的摊主。

去年底，杭州报刊亭进行整改和提升，旧的报刊亭几乎全部关停。这组照片，成为这座城市珍贵的记忆。

在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那些一晃而过、无法彻底捕捉的事物，遗憾也会少很多。

“毕竟纪实摄影本身也是在表达我们作为影像记录者的理解，将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用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来。”

前阵子，他给桐乡的 18 个摄影师做辅导，就对他们说，拍摄时绝对不能想着这个东西能不能拍，如果念头停留在这里，那就不要拍了。

“作为一个摄影师，无论如何，‘那些东西’都是值得拍的，哪怕你现在拿不出来，或者十年之内拿不出来，但是 20 年以后，它可能就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去年他为“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担任评委，有一组被评为金奖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拍了一组照片，主体不是口罩，也不是测温，而是不同窗外的树。有的照片单独拍树，有的照片窗外有一个房子，而且都是在晚上拍的，画面也很好。

平时大家不会关注到的窗户面前的树，因为静止，成为一个坐标，裂变出不同的情境和空间，让人看了照片，瞬间进入到那个空间里面。

“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能和这个时代对话。如果不对话，有些东西唰的一下就没了。”傅拥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