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谈教育：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完整的人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聚在一堂，令我感激得很。

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期望哩。

如果我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

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

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

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地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

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

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怎样改良土壤、怎样改良种子、怎样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想做财政家：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

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

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地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

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

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

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

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

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地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

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

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

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刚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做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

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功夫不可。

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

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嘛，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

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

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熳，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

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

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梁启超：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父亲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一生为国奔走，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文学革命的倡导者。

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个教育家，一个情感丰富的父亲。他留下的教育理念和良好家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梁启超

01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他一生共有九位子女，个个成就非凡，其中三人还是院士。

长女梁思顺，著名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曾任国民党军官；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从事社会活动；

四女梁思宁，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九个子女在学业上均有成就已属少见，更难得的是，这些子女在品性、修养、为人乃至婚姻家庭等方面也出类拔萃。并且不管时局如何动荡，形势如何危急，九个子女的爱国之心未曾变过。他们中的七人曾出国留学，但无一人留在海外，学成后全部归国报效。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爹爹当到如此程度，除梁启超外怕是再找不到第二个。

02

梁启超少时天资聪颖，十七岁时便在乡试中举。文采飞扬，风华正茂，17岁的梁启超被考官看中，将妹妹李蕙仙嫁给了他。

婚后两人恩爱非常，梁启超20岁时，第一个孩子在广东出生：长女梁思顺。初为人父的梁启超对她倾注了特别的爱，但当时时局动荡，梁思顺的童年，正好是梁启超四处奔波、颠沛流离的时期。

女儿一岁时，梁启超携全家入京，同年，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之后又先后赴上海、澳门、长沙等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只得流亡至日本。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女儿，一安定下来，便把女儿接到身边。

梁启超亲自指点女儿学习诗词，并找来专门的家教教女儿数理化，甚至专门给她开辟出一个实验室。

在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多次提及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有时竟至彻夜。受父亲耐心指点，梁思顺16岁时就已著有《艺蘅馆词选》，便是早年梁启超对她讲解词选的记录。

思顺八岁后，梁启超又陆续有了几个孩子。

长子梁思成，1901年出生。

次子梁思永，1904年出生。

三子梁思忠，1907年出生。

次女梁思庄，1908年出生。

这几个孩子也都在日本长大，乖巧的思顺是他们的小领班。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奔波于政治工作，但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孩子们。晚饭时间是父子们重要的交流时间，梁启超会一边喝酒，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

他故事中的主角大多是爱国英雄，南宋忠臣陆秀夫，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都是梁启超最爱讲的。于是即使身在日本，爱国之心也在小小孩子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梁启超与子女在日本

1912年，梁启超一家归国。之后四年间，他陆续有了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几个孩子。在他51岁高龄的时候，又有了最小的儿子，梁思礼。

子女众多的梁启超从不吝惜对他们的爱：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他给每个人都起了爱称：大女儿思顺是“大宝贝”，二女儿思庄是“小宝贝”、“小乖乖”，儿子思成和思永是“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女儿梁思懿是“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白鼻”（老baby）。

即使儿女们都长大成人，梁启超还是保持着这样的爱称。从这些称呼，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疼爱自己的儿女了。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梁启超从不重男轻女，他甚至表示更喜欢女儿，“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大宝贝思顺也是他一生最疼爱的孩子。

20年代，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几个孩子先后出国留学，梁启超思念不已，变成了“家书狂魔”，只要他一有空，就会见缝插针给孩子们写上几句。每每收到孩子们的来信，他都欢喜不已，饭都顾不得吃就拆开来看。接不到信就会很着急：

“我的宝贝们为什么还不给我写信呢？”

不同于曾国藩家书中充满了为人处事、明哲保身之学问，梁启超家书中尽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真挚的爱。

他在信中事无巨细都想跟儿女分享，连弟弟妹妹间的小趣事，都想写信给姐姐诉说几句。

“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即思顺）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我今日起得甚早，随意写几句告诉你。”

他信中字里行间充满宠溺，小宝贝小乖乖叫个不停：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还有一些自恋：

“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

甚至想给自己的女儿撒娇：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他在信中也不忘对子女的学业进行指导，长子思成学习很是用功，他担心儿子所学太专，反而失去兴趣，不忘叮嘱儿子要多发展爱好。

“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些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远隔重洋，他对子女的身体关怀不已。思顺有孕时，他时时写信叮嘱：

“思顺，你现在有身的时候，要自己格外保养，因为前一回的时候，你妈妈可以跑去，现在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同王姨都很担心。你来信说希哲很管你，我说很该。你说老白鼻和你，爹爹是不会骂的，不过那老白鼻最怕爹‘瞪眼’，你以后不听希哲的话，他写信来告你时，我也要‘瞪眼’哩。”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平时与儿女们相处是多么融洽，他又是多么疼爱儿女们。

梁启超家书

梁启超的父爱不仅无私地给予了自己的子女，也延伸到子女的另一半身上。他对儿媳、女婿也都关爱有加，大女婿周希哲很受梁启超照顾，书信中常见梁启超对他在政治、经济、理财等方面的指导与建议。

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也很受梁启超喜爱，他在他们结婚时说：

“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梁启超用爱为儿女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环境，在这样家庭下成长的梁家儿女个个都懂事孝顺、开朗活泼，既有传统家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又受西方文化影响，民主平等，充满活跃，如此家风不仅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其之后也是绝无仅有。

03

梁启超从不将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父亲，而是像朋友一样与子女相处。对于子女的人生大事也不横加干涉，而是加以引导，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在学业上，梁启超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选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生物最终还是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梁启超知道后深为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告诉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他在信中写道：

“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适合你，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我很怕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方向，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其他子女也是如此，均是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学业，各有所长，个个成材。梁启超的夫人曾非常风趣而又得意地对别人说：

“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梁思庄

在婚姻大事上，梁启超也充分尊重子女的意见。

他在世时，只有大姐思顺和长子思成两个孩子成了家。他们的结婚对象虽然都是梁启超“介绍”，但梁启超明确对两个孩子说，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

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家境贫寒，但梁启超看出他与思顺性格相投，也十分喜爱他好学的品质，于是进行制造机会让他们相处。知子莫若父，思顺成婚后，果然和丈夫举案齐眉，夫唱妇随。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堪称楷模，当初，两家老人希望他们在一起，但梁启超明确告诉当时18岁的梁思成：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你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他们是九年后才成婚的。

梁启超对这种方式十分满意。他在信中自豪地说：

“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由你们决定，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虽然现在看来这种方法略显陈旧，但在当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清末民初，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了。

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

儿女们犯了错，梁启超从不妄加责备，而是进行引导和鼓励。

女儿梁思庄有段时间成绩不好，他并未去责怪，而是第一时间安慰她。他在信中写道：

“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

又是好乖乖，又是很满足，原本沮丧的思庄在异国他乡看到这封信，心下很是宽慰。果然后来，思庄的成绩又好了。

1923年5月，北京的学生举行“五四国耻日”游行，梁思成和梁思永驾驶着摩托车，离家去追赶游行队伍，不慎出了车祸。思成和思永这对活宝生性顽皮，养伤期间，还不忘互相打闹：

“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

梁启超关心之余，并未责备他们的莽撞和顽皮，反而对他们的勇敢和纯真表示欣赏。

“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弟兄两个勇敢和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

他无比信任自己的子女。

在一次思顺写信询问思庄所需费用时，梁启超说，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话语间充满自豪和信任。

“庄庄暑期内特别用费可即付，以后凡这类事，你全权办理，不必来问，徒费时日，或者我懒得回信时，便耽误了。总之，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

梁启超虽是受传统教育长大，但却没有封建家长的作风。子女们也信任他，也对他无所不谈。生活学业中有困惑不解之处时，都会向父亲寻求帮助；有快乐之事，也会和父亲分享。梁启超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可谓是真正的平等交流。

梁启超（左）与三子梁思忠在北戴河

04

世人皆知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却对他教育家的身份知之甚少。梁启超对教育颇有研究，几个子女个个成材，与梁启超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

不同于一般教育的急于灌输知识，梁启超提倡先要“做人立志”。他深知品性为人的重要，曾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不贪金钱、勤劳简朴、诚实守信、不随波逐流、不结交轻浮之人等要求，都是梁启超对子女品行上的教导。梁家儿女个个品学兼优，是梁启超重视品德教育的结果。

在学习方式上梁启超颇有心得，他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可谓精辟入里。这三步是：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

他主张做学问不要过猛，不必太过猛进，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交替进行。这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他认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求文凭，是为了求取学问，并在过程中享受知识的趣味。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他在教育中特别注重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在家信中也曾提到：

“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式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

这也是他提倡子女根据兴趣挑选专业的原因。只有兴致所在，才会沉浸在内，钻研至深，有所成就。

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于是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为他们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他不提倡做学问目的性太强，提倡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我生平最服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做学问如此，世间万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梁启超天津故居饮冰室

梁启超不仅在学习方式上进行言传身教，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价值观念传导给子女。

梁启超一生精力充沛，情感丰富，是个极有趣的人。他天生乐观，曾说：

“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他要求儿女们保留一些“孩子气”，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任何事都觉得兴趣盎然，觉得天下万世万物都有趣味，不但在成功中寻求趣味，也能在失败中体会出趣味。他说：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0了。”

有这样一位有趣的爹爹，家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孩子们也都养成了开朗、乐观的性格。除了学有所专外，孩子们在音乐，体育，美术等课外爱好上也十分擅长。即使是学习最为刻苦的梁思成，也在清华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

爱国，是梁启超一生最为闪光的地方。也许他在政治倾向上曾有反复，但所做一切皆是为了国家，爱国之心从未变过。他热爱国家，热爱中国文化，在日本时，他就告诉孩子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不能忘记祖国，不能“化橘为枳”，忘记中华文化和精神。

“汝已解作文，幸不病诘。行当渡西海，通邮掇华实。国学苟多荒，虽美终有阙。勉矣锲不舍，希圣究始卒。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

这是梁启超在女儿十八岁生日时梁启超为其写的词。尽管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但中国文化仍不得丢弃，要继续契而不舍地学习国学，“葆此雏凤声”。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子女个个都是爱国之士。长女梁思顺抗战期间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

长子梁思成解放后留在了大陆，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子梁思忠身为军官，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小女儿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

最小的儿子，梁启超的老白鼻，梁思礼是一代火箭专家，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梁思礼

梁启超是孩子们的人生导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个个学业有成，品行过人。他的教育方式放至如今也是十分先进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05

梁启超或许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他慈爱，给予儿女无尽的宠爱和悉心指导；他开明，尊重每一个子女的选择，与他们像朋友般无所不谈；他志趣高远，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儿女，最终成就了一个个优秀的人才。

梁启超留给后人的绝非只是几个优秀的子女，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或许我们没有他渊博的学识，但也一样能从他身上学到为人父母所需的品质，将儿女教育成为有用的、品性高尚的人。

梁启超是孩子们的良师，挚友，慈爱的父亲，观其一生，真当感慨：为父当如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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