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消费的比重增加，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剩产能大大减少；房地产库存不断消化；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抑制。在这个节点上，中国经济迎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其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何入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一书中提出，从世界范围的经验以及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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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只有11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些经济体的诸多共性中，制造业的发展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些经济体都经历了持久和深入的工业化，并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20年至25年达到顶峰；此时，制造业就业比例达到35%，增加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在此之后，这些经济体开始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都开始下降，但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说明制造业的创新和升级仍然非常活跃。反观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既没有彻底的工业化，也没有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制造业之所以是造成两类国家分野的主因之一，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源泉。制造业的部门很多，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的改进空间也很大，因此具备近乎无限的创新空间。反观资源产业和服务业，创新的空间就相对有限。资源产业发展到今天，其采掘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进步空间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丰富的资源往往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福音，因为社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对资源的争夺上，由此极容易造成畸形的产业结构和腐败的风险。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空间也很小，容易形成过度的“创新”。比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部门迅速膨胀，从而造成了整个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挤压，中间技术的企业纷纷迁移到海外，制造业大幅萎缩，中间工作机会消失殆尽。当今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其畸形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制造业是高质量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制造业，但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产业结构很完美。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都是像家政服务、餐饮这样的低端服务业，金融、保险、设计、咨询和教育这样的高端服务业比例很低。高端服务业一定是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而早期收入水平的提高，只能由制造业提供。另一方面，制造业本身的发展，也催生针对企业的高质量服务业。服务业的本质之一就是服务于制造业；没有成熟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好的服务业。

第三，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保持国际竞争力不仅是为了把产品卖到别的国家去，更是为了提升本国经济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很多的资源，却总是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陷入国际贸易分工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本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无法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另外，由于没有像样的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提供民众的日常消费品，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紧张或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国内物价就会暴涨，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艰苦奋斗和后40年的强力赶超，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出口产品价值均居世界首位，并且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产业大军；在一些高科技领域，我国已然进入世界第一阵营。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体一样，在深入工业化之后，我国也进入了去工业化进程。但是，去工业化仅仅指的是工业就业和增加值份额下降，而不是说工业停止增长。恰恰相反，现在正是需要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候。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质量仍然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差距而感到自愧弗如。过去70年的伟大成就告诉我们，我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是比较明确的；特别是在我国，出口是推动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因而，政府只要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就完成了一大半的任务。在工业化高峰过去之后，上大项目、搞大工程的时代结束了，精细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这个阶段，市场分散的挑选机制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而处理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是分散决策，因为分散决策不仅有利于收集信息，而且有利于降低失败之后的成本。

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这两个国家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已经降到10%以下的时候，它们的制造业就业仍然在25%左右。尽管大企业在两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制造业能够长期处于世界前沿，与其数不清的“隐形冠军”有很大关系。所谓“隐形冠军”，就是在一个细分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且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只给大企业做配套产品，因而不为公众所知晓，但它们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力。它们最终能够成为冠军，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国也存在许多这样的“隐形冠军”；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一些省份每年都更新“隐形冠军”的统计。这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对中小高精尖制造业企业的认识；但也要避免把发展“隐形冠军”作为政绩指标的倾向，以避免出现揠苗助长的现象。

其次是要做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政府已经多次出台政策，鼓励金融部门的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广开门路，在拓展融资渠道上多下功夫。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适当鼓励金融创新，以分散的形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帮助银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它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如，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环节的全面监控，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供应链金融可以大大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的便利程度；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经营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然而，互联网热也导致“互联网焦虑”：一个企业如果不“触网”，似乎就不先进、没有创新。社会上也弥漫着挣快钱的风气，资金都蜂拥到所谓的“风口”行业，反而造成极大的资金浪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起到了为创新正本清源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产品创新上去。

第三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科研实力实现了快速的赶超，科研质量大大提高，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此外，尽管大学教育实现了大发展，但毕业生的结构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对现有的高校进行分类，将部分高校转型为技术类大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高校纷纷升级，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种倾向需要扭转。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大国，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也就100多家；以此观之，我国1200多所高校当中，绝大多数应该转型为技术型或纯教学型大学。

第四是要为制造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减税降费措施，切实地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但是，减税是有限度的，政府还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一是增加政策的稳定性，杜绝朝令夕改的现象。政府要集中精力稳定宏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二是专注于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慎重出台产业鼓励政策。我国的产业政策总体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骗补”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稳定制造业的工人队伍。美国等国的“再工业化”之所以难以启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工业生产了。我国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大量工人流出制造业，到收入更高的服务业工作。过去，工人的收入与技术员的收入差距不大，计件工人的工资甚至可以超过技术员的工资；而且，八级工制度给予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让工人安心从事生产工作。为此，应鼓励大企业开办职业技校，建立新的工人职称体系，提升工人的社会地位。

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来。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话，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形势多变的今天，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未来3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其中必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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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经济的常识

著者：姚洋

书号：9787521747430

定价：69.00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国内外的多元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量切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知识，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与实践，将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揭示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常识。

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