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姚洋：立足常识，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公众号新闻

2022-12-12 17:1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2016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2008年、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如何推动经济运行好转？姚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1►何不发点钱鼓励消费

4►产业政策不是选赢家

2►GDP增速可定到5%

3►延长产假不一定能有效鼓励生育

5►通胀目标可定到5%

6►治大国如烹小鲜、调控遁于无形

2022年即将结束，2023年新局如何开？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明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7日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明确了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等十条优化措施。

两个信号放出，各地拼经济沸腾。一次见面胜过千封邮件，浙江启动“千团万企拓市场抢订单行动”，政府组织企业包机出国开展商业洽谈，打消企业“走出去”的顾虑。

政府牵头，千团，万企，包机出国……每一个关键词，放在经历了三年防疫的空气中都足够轰动，何况这些元素凑到了一起，何其振奋人心。

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如何推动经济运行好转？如何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姚洋、黄益平、张军、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六位经济学家提出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

“好多人散布那种悲观的言论，说放开了，也不可能见到反弹。我觉得那些都是没有经过分析的说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

在九十多分钟的专访里，姚洋多次提到“常识”二字。“立足常识，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稳定预期，提振信心，2023年全国GDP增速目标能够达到5%以上。”

最重要的就是让全社会人员流动起来

“把开放济活动放在优先位置，放开公共交通、写字楼、餐馆、酒店、物流、商场等场所的经济活动。”姚洋认为，这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人和物的畅通流动是经济发展中如此重要的因素？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外卖如此便捷，大家仍期待恢复堂食。姚洋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一城一地之事，需要全国共同努力，一定要允许全社会流动起来。回到常识中去，流通交往对于经济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NBD：放开经济活动，经济就一定会有好转吗？

姚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这么大的下行压力，最重要的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原因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疫情。到奥密克戎传播阶段之后，老百姓的消费信心下降了30%。

到了春节，如果我们完全放开，会看到一个消费小高潮。到明年五一，那时候病毒的毒力可能更低，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疫情了，习以为常，如果届时把三天小长假变成五天，经济肯定会反弹。你就看这两年，疫情稍微稳定下来，景区就会排长龙，大家是有消费意愿的。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是与疫情防控高度相关的行业从业者，比如餐饮、旅游、住宿、电影娱乐等。最重要的还是得让人员流动起来，人员流动起来之后，这些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就会上来了。

好多人散布那种悲观的言论，说“放开了，也不可能见到反弹”。我觉得那些都是没有经过分析的说法。疫情期间，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升，说明消费被抑制了。当然，如果把反弹定在增长50%，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在消费端，哪怕增长20%，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摆在那。我还是有信心的。需求面上去了，供给面就会跟着上来。

NBD：你建议将明年GDP增速目标定在5%以上，实现它的信心和依据是什么？

姚洋：依据是我们国家的潜在增长速度，我自己计算仍然在5.5%左右，甚至更高一点。

我们的储蓄率非常高（高达45%），储蓄率可以转化为投资，资本的增量能带来的增长速度是3.75%；再看技术进步率，它的贡献占到经济增长的30%左右。测算下来，我们的GDP增速能够达到5.5%，所以定在5%以上，我觉得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明年5%的GDP增速目标，将会给市场一个强烈信号——明年我们要抓经济了。

不抓经济不行，短期考虑当然是大众的就业收入问题。中长期来看，我们有2035目标——到了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以此推算，GDP年均增速就至少要在4.7%。而疫情这三年，我们GDP的平均增速连4%都没达到，三年在15年里已经是蛮大一个数了。所以我们的窗口期就剩六七年，我觉得明年的GDP增速可以定在5%以上，力争达到6%。经济回归正常，我觉得达到6%是可以的。

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应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了“56789”的重大作用——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个群体也是受政策调控影响最大的。而放诸古今中外，我们见到过不少“好心办坏事”的经济调控政策。在姚洋看来，这往往是不尊重常识的结果。

他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如果经济学家在理论模型中得出的结论不符合人的行为常识，就有理由怀疑结论的可靠性。

图片来源：摄图网-ID：50163220

NBD：应该如何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姚洋：只要经济重新恢复起来，经济好起来，民营企业信心自然就来。我们要切记一点——政府别轻易出调控政策，要出也是柔和一点的出。这在过去两年是有教训的，如对房地产业的调控。

而且我说实在的，现在经济这么冷，让经济稍微热一点又怎么着了？我觉得明年我们应该把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定到5%。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号——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我们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目标是涨幅3%，这都很难实现。要不是猪肉价格挽救了CPI数据，我们今年就要进入通货紧缩了。经济一旦进入通缩通道就很麻烦，要想恢复就很难了。这就是克鲁格曼说的萧条经济学，因为大家的预期改变了，如果预期未来更差了，那干嘛投资、干嘛生产？

温和的通胀，大家都会很高兴。生产的东西今天卖5毛钱，过几天卖5毛5，企业觉得有干劲儿，心情就舒畅了，信心就回来了。企业日子好过了，就业和居民收入也会好起来。届时再考虑出台一些柔和的政策，慢慢把通货膨胀降下来。

NBD：对于支持民营经济，应注意哪些常识？

姚洋：常识告诉我们，民营企业的风险较高，特别是中小民企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其失败的风险很高。对大银行而言，做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合算，因为大银行每笔贷款成本极高，大银行的客户规模较大，赚大客户的钱相对容易。所以，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是常识。

然而，每次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时，我们就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痛苦过程，2008年之后，也是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最后的结果是不少企业拿到贷款之后亏损、“跑路”，温州因此爆发了一场小型金融危机。

再说，很多中小企业也不愿意找大银行贷款，背那么多债干嘛？现在我们的政策有一个误区，不管需求面，把所有重点都放在供给面，总想着怎么促生产，就怕促消费，就是本末倒置了。

政府何不发点钱鼓励老百姓去消费。中央政府每年要给地方政府三四万亿元的基建专项债，但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搞基建，负担太大了。我建议把部分地方基建专项债用来做消费专项债，集中救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人群，帮助那些失去工作、借债为生的收入下降人群，平均每人每月发放一千元。如果觉得“发现金”不好听，叫“消费券”也行，但别指定用途，拿消费券买什么都行，让他渡过难关，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消费掉。这样对于我们稳定信心，甚至提振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

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调控润物细无声

从大学时的地理专业转到经济学研究，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进入经济学的世界后，姚洋发现这的确是一门激动人心的学科，它告诉人们，世界运行的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是他乐观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底气。

而现代经济学虽起源于西方，但所有东西不能照搬亦是常识。“遁于无形”“治大国如烹小鲜”，和姚洋的交流里，时常能感受到解决中国问题要用中国智慧的能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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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尊重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力量。那么政府需要做什么？

姚洋：是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润物细无声。政府在调控，但是遁于无形，别天天就是站在前面，大手一挡，说这也不能干那也要慢下来。

调控政策如果大起大落，民营企业家心态上都有惊弓之鸟的感觉。其实很多政策都跟民营企业没多大关系，但是大家心里就紧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政策“翻烧饼”，把大家“翻怕了”。老是市场稍微出现一些波动，就这么来这一下子，然后非常狠地给它压下去。显然，民营企业家们受不了。

NBD：那我们看到，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发展得很好，这也和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分不开关系。我们应如何看待产业政策？

姚洋：新能源产业是中国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我们怎么去把产业做大做强？政府也应该有一些新的政策，鼓励这方面的创新。

我们鼓励光伏产业，地方政府“直接下场”筛选给哪个企业投资，实际上就是“挑选赢家”。而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它不挑选赢家，它补贴终端，补贴给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

这样就会鼓励好多民营企业，特别是造车新势力参与这个行业。你看我们造车新势力，那几个创始人全是互联网来的，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如果是“挑选赢家”，绝对挑不上这些人，所有评审专家都会说，这些人没有任何造车经验，他怎么能来造汽车，不行，不能给他这钱，对吧？

所以我觉得，产业政策我并不反对，但是怎么去搞，这里头学问大。包括现在的芯片产业政策，是挑选赢家，还是政策补贴给终端，给企业公平的环境，大家来竞争？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NBD：房地产是典型的“政策市”，现在房地产行业风险集聚，多地出现“爆雷”交不出房的情况。如何才能改变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软着陆？

姚洋：现在房地产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流动性，流动性没有了，企业经营就困难，有些企业连还债的钱都没了，因为整个链条滚动不起来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三条红线”、银行分类管理等政策，现在这些都不提了，但大家还是心有余悸。

房地产是典型的“政策市”，政策一鼓励，它就爆发，政策一打压，房地产就断崖式下跌。要提振信心，还是要告诉大家态度的转变。所以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提过一个建议，应组一个“国家队”，在股市买所谓的房企“三好生”的股份，为它们投一个赞成票，我觉得是挺值得做的。至少别让这些三好生最后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整个经济开始复苏，老百姓信心会回来一些，那么对于房地产业复苏也会有帮助。

房地产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政府调控要“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让房地产大起大落，应用平缓一些的政策做一些微调。

鼓励生育，从让男性参与带孩子做起

迎接“银发潮”的到来，从强身健体做起

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多年，姚洋观察到学界的一个现象——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脱离常识。

姚洋自己一向有两个主张，好的经济学研究要遵循两个“有用”标准：一是对理解或发展中国有用，二是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

正因为此，对小夫妻如何“带娃”、中老年人如何强身健体等实际生活中的“通俗话题”，他既有深刻的观察，又能提出接地气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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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怎样降低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理解中国现在的人口现状和挑战？

姚洋：中国人口的下降是铁定的事情，今年人口肯定下降。疫情结束可能会有一个生育反弹，但再之后，我们的人口是铁定下降，而且是长期性的。对全社会而言，只能做好老龄化的准备，迎接银发潮的到来。

未来十年，1962年-1976年出生的这批人陆续退休。到本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要占到全部人口的1/4，那就是3亿多人了。所以你们年轻人的负担会非常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养老怎么办？医疗怎么办？

你看日本、美国，老龄化拖死整个政府支出的，并不是养老保险这一块，因为养老保险经过精算基本上能行。拖死他们财政的，主要是老年人的医疗支出。

我觉得，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在“年轻的老人”群体里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合理饮食、合理体育锻炼，争取“健康地老去”。我真羡慕人家钟南山院士，85岁走路如飞，还在工作着。我希望我30年之后也能像他那样，但你得锻炼啊，人家年轻时就是运动员，80多岁还在练哑铃。

建议我们的卫健委现在就转变，一方面要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就要在中老年群体里推广强身健体。

NBD：为什么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么多了，还是调动不起积极性？

姚洋：目前采用的一些措施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是没效的。比较有效的措施，比如增加幼儿园的数量，给年轻父母减压，数量上去了，价格会下来。但现在，我们的托儿所还不够多，三岁以下怎么办？很多人期待老人退休了赶紧帮忙带孩子，但这对老人也不公平。所以长期来说，还是要增加托儿所的数量。

另一个不一定有效的政策，我觉得是延长产假，这样的话，用人单位会反感招女性。过长的产假也不符合常识，女性脱离工作岗位半年，回来可能管理岗位就没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男性参与家庭劳动太少。带孩子都是妈妈的事，很多中国男性的想法就是“妻子回家来，生两三个孩子。”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世界范围内，让男性参与家务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女性愿意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