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里面建“食堂”、犯了罪要打屁股，这个地方值得关注

前些天，食堂的话题在各大平台疯狂发酵，恰好又出了个“试点社区配建食堂”的文件，于是就有不少人四处打听——咱以后是不是也能吃上大锅饭了？

别自作多情，这玩意就不是给年轻人准备的。

近几年老龄化和空巢老人问题不是很严重么？所以各地都在着手制定应对的计划，至少先让老人都有个地方吃饭吧，于是一些试点开始陆续铺开。

在上海，现在公开可查的长者食堂就有295家，福州更是多达430家，但这些食堂跟人民公社那时候差别太大，仔细看，更像是新加坡的小贩中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实现自治的新加坡还是挺脏乱差的，不仅有79%的人口住在贫民窟里，街上还有卖艺的手艺人，和各种流动的小商小贩小摊位，市容市貌基本没法看。

不好看咋办呢？

那就整改吧。于是在多年的斗智斗勇中，新加坡摸索出一条以疏代堵的治理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先划片让小贩办证经营、再想办法禁止露天摆摊。

加上当时新加坡又在四处修组屋，所以也能在房租方面开出不少优惠条件，于是，这种半官方性质的“食堂”就在社区里面安下了家。

有人“管饭”是挺爽的，但其实普通人也基本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在当时的新加坡，包括组屋在内的大部分普通住宅是没有烟道的，做饭必须要装油烟机，可装油烟机又要申请牌照，一大堆流程走下来那是相当糟心。

一边是严苛的限制，一边是便利的选择，于是大部分人最后的选择都如出一辙，新加坡也成了常年不做饭的国家，有人一年有300天都在吃食堂。

其实，这种“事无巨细”的家长式管教，在新加坡非常常见，在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就出台了一系列详细、严苛、甚至有点荒诞的“市民规范”。

像禁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这些就不说了，最离谱的是“不能喂鸽子”。为啥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认为投食会引来鸟类聚集，而聚集的鸟类又会随处排泄污染屋顶和汽车。

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这么细致的规定有点搞笑。于是在1994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奖就颁给了李光耀，以此来表彰他在公众行为学方面的“巨大贡献”。

李光耀肯定不搭理这种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有点极端的、专制的管理方式才能带着弱小的新加坡走向真正的繁荣。

作为一个在二战后独立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先天条件相当不给力。

面积小、没资源不说，民族结构还挺复杂。当地有钱的基本都是华人华侨，可动员能力最强的又是本土的马来人，在那个民族主义抬头的年代，稍有不慎就容易擦出火花。

好不容易撵走了日本人、熬走了英国人，没过几年又在马来本土势力的威胁下，在1965年脱离了马来西亚联邦，成了一个孤悬海上的城邦孤岛。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的新加坡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为了实现持续的发展，当时刚过40岁的李光耀顶着压力，做出了几个重要的选择，比如确定了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最受重视。

虽然当地有不少华人，还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汉语节目，李光耀的这个决定当然引起了当地华人的不满，可从当年的世界格局来说，这确实称得上明智。 

在搞定了语言和交流问题后，李光耀又成立了建屋发展局，通过大建组屋、低价供给的方式解决了当地人的居住问题，社区食堂只是其中的副产品。

李光耀还制定了毁誉参半的劳工政策。

在他看来，工人们的优渥地位不利于提高生产率，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因此他们从1968年起，通过立法削弱工人权利、保障雇主解雇工人的自由，并拒绝设立最低工资。

至于这么做的原因，他也并不想隐瞒：“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 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在很多人看来，这说法很有问题，但资本不这么看。

良好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又不会搞事的劳动力，这就是不断实现超额利润的动力源泉，因此外资争先恐后地来到新加坡。

在60-70年代，美国的电子产业就选中了新加坡。随着德州仪器、惠普等公司的不断加入，包括资金、知识和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也开始在当地扎根。

借助跨国资本的帮助，整个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业的外资年增长率高达10％—20％；而在1973年，新加坡的经济年平均增长更是达到了12.5%。

除了在制造业领域“礼贤下士”，新加坡也早早给自己定下了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目标。为此他们在专业监管的前提下，于1968年放开了外汇管制，给资金的自由流动提供便利。

很多国家一放开就乱，但新加坡最让人称奇的，是在金融迅猛增长时保持的强大“自控力”。

这离不开人才，从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就开始有计划地实施人才培育计划。通过给每年最优秀的一批学生颁发奖学金，并保送他们去英美加接受教育，让这群年轻人成为新加坡的新一批企业家。

另一方面，新加坡还向日德法荷发出邀约，在当地成立培训中心、让本地工人接受专业的训练。借此提升工人素质，以便在未来给外商投资建厂投资的决定加个重量级砝码。

在做好了监管、人才方面的准备后，他们还在80年代引入了半导体、精密机械、光学器械等高附加值产业，让发达的金融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同时期与之类似的香港却在各方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渐渐走上了地产+金融的空心化之路，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李氏严管”的高瞻远瞩。

等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还加入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

在见识到了美国银行业的专业化运作后，备受刺激的新加坡也开始了针对性的金融业改革，最终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挤上了全球化的高速金融列车，成了全球资本和富豪眼中的伊甸园。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已经隐隐成了东八区的经济扛把子。

这不仅得益于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优势，也同当局事无巨细的家长式管理息息相关：建组屋是居有定所，搞小贩中心是衣食无忧，管工人、放金融是招商引资，说白了就是让人工作工作再工作。

所以人们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在经济方面极度开放，以弹丸之地能在航运、能源、金融方面占据一席之地，殊为不易，另一方面他们是对居民管制最严苛、最专制的国家。

论据之一就是在这么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中，竟然至今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古老刑罚——鞭刑。

鞭刑不仅对藤条的规格有详细的规定，还要求对行刑者进行特训，以便他们能在三步“助跑”以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抡圆的鞭子摔到犯人的屁股上。

更绝的是，受刑者还要在刑场外面排队，在各种惨烈哀嚎中忐忑等待，直到被扒光衣服绑到架子上，这才能在听到藤条破空的声音以后、真切地感受到肉体上的皮开肉绽。

千万别以为这能在短期内能有所改观，因为类似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李光耀曾做过一个比喻：“情况跟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他们还是会可以在电梯里小便。”

言下之意很清楚了。

除了各种严苛的规定之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教育模式中隐藏的精英主义底色。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光耀曾就婚嫁、教育等话题发表过一些争议言论。

比如：“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一下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

再比如通过援引美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以此来佐证精英群体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用大白话来翻译，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总之就是更务实版本的血统论，精英生下来就是精英，所以精英们要多生娃。

因此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新加坡就开始搞全国性的分流，通过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此后每年再进行一次分班。以至于经历了残酷的分流后，阶层固化的种子也在心里早早种下。

但不论外界有何争议，新加坡就这么独特的存活下来，而且越过越好，他的模式也被很多国家所关注：领导者的意志能有强力的灌输，国有资本成为国家经济的压舱石，其他经济领域又高度市场化，极具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虽然国家小了点，但这种模式一步步把新加坡带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想学习的人，不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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