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殖民、气候危机与日益加剧的世界粮食危机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5日，克里米亚，工作人员在粮仓倾倒谷物。乌克兰冲突冲击全球谷物市场，导致粮价攀升、食品价格上涨。
文｜Raj Patel
在第一辆坦克尚未越过俄乌边境之前，美国的石油工业就开始重复“钻啊，宝贝，钻啊”的口号——现在，轮到粮食行业了。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约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30%。今年小麦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约为每蒲式耳12.94美元（年初报7.55美元）。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农业服务局正在考虑放松联邦政府对土地的限制。“挖啊，宝贝，挖啊”成为了保守派的新战争口号。
粮食价格上涨会导致更多的人挨饿，而“挖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种植新的小麦无法解决俄乌战争造成的营养不良问题。美国冬小麦的季节已经结束。在更远的北方，只有少数加拿大农民在为春季收获费心地种植更多的小麦。即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季节、土壤和雨水，春小麦也需要四个月才能长好。市场已经在为谷物短缺定价，世界各地谷物交易柜台上的庄家们正准备在收成不佳的情况下收获丰厚的奖金。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在最坏的情况下，到2026-2027年，粮食价格将额外上涨8.5%。受困于营养不良的人数将增添1310万人，他们中大多数将集中在亚太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在2014年，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报告显示，全球有6.069亿人营养不良：约占全球人口的8.3%。讽刺的是，那可能会成为21世纪人类最接近结束饥饿的时刻。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营养不良的人数增加了1.18-1.61亿。尽管目前2021年的数据尚未完善，但全球南方的营养不良情况已经加剧。美国农业部的预测表明，2021年全球营养不良的人数大约增加了7%；而俄乌战争又增加了800-1300万营养不良人口。与此同时，非洲之角日益严重的干旱使2000万人面临着遭受饥饿的危险。到2022年，如果全球“仅”有8.3亿人每天摄入少于2100卡路里，那就足以称得上是“幸运”了。
战争放大了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于疫情的应对不足，战争引发的粮食价格上涨和饥饿可能引发动乱。就像过去的粮食价格飙升引发的种种事件：包括2010年的抗议示威，以及2007-08年从海地到意大利的粮食抗议浪潮，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骚乱。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2010年以来饥饿史上曾发生过的黑暗故事，可以为当今紧急情况的复杂性提供教训。那一年，北半球高速气流的剧烈波动造成了两场天气灾难：一场发生在巴基斯坦，另一场发生在俄罗斯。当巴基斯坦五分之一的地区被洪水淹没时，人们却难以在新闻头条中看到相关信息。然而，当2010年6月至8月，俄罗斯上空出现热穹，导致5.5万人死亡（主要是由于野火造成的空气污染）时，这一消息传遍了全球。当时，热穹被称为五百年一遇的事件；据预测，到2100年，这样的热浪每两到三年就会在欧洲和北美发生一次。
在俄罗斯，严重的高温和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受到了工业化农业循环的影响，据悉该循环有利于松林和谷物的种植。俄罗斯占到了全球圆木贸易总量的10%以上。松树常被用于商业种植，因为它们能制造良好的木材，而且比其他商业树种更为耐旱。然而，在工业规模等问题上，松树的缺点暴露无遗。
商业化种植的松树林选择了相同树龄的树木，方便种植和收获。想象一下，田地里同样高度的树木呈几何状排列。由于缺乏古老森林中复杂的物种组合以及不同树龄的树木，这些年轻的松树在高温下迅速燃烧，成为了完美的火种。
食物也惨遭烧毁。晚春收获的玉米、向日葵、马铃薯和甜菜等作物比冬季和早春的粮食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在苏联时期，晚春作物的种植受到严格管制。严格的作物轮作规则，使土壤能够重新获得在以前的轮作中流失的水分。此后，市场取消了政府对于“在何时可以种植某些作物”的限制。
许多在2010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过去十年中的八到九年都种植了晚春作物。相较于这些地区，那些在过去十年中少量种植晚春作物的地区的收成要好得多。干涸的土地和气候变化将这些地区遭受热浪的风险提升了13倍。在自由市场的信号下，人们为了采水而导致土地变得更加干涸，并引发了更严重且广泛的热浪。
很多时候，气候变化和资本主义对于种植灾难的影响是难以区分的。全球粮食系统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土地易燃的罪魁祸首。然而，有时我们却很容易发现资本主义如何加剧了灾难的影响。
2010年8月初，随着大火蔓延，嘉能可国际谷物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 grain Company）位于苏黎世的谷物贸易部门呼吁俄罗斯政府实施小麦出口禁令。大火降低了西伯利亚谷物带的收成预期，已经处于高位的小麦价格则让谷物交易商陷入困境。交易员们认为，他们会获得便宜的粮食来履行他们的合同，而火灾导致的价格飙升意味着他们在每次交付小麦时都会损失巨大的金额。如果莫斯科宣布禁令，交易员就可以在合同中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并表示违约“并非他们的错”，也可以由此摆脱困境。根据这样的条款，交易员可以放弃他们“有欠考虑的押注”，就好像他们从没有下注那样。在嘉能可公司上诉两天后，俄罗斯宣布了一项出口禁令。小麦价格达到了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中，欧洲殖民化、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债务为导向的干预”形成了某种交换规则体系，并通过价格飙升将该体系传播开去。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被鼓励不要种植粮食，也不要浪费资源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而是集中精力生产热带出口产品：包括茶、可可、糖、棉花、咖啡、烟草和木材。他们可以用这些产品换取美元来偿还他们的债务。如果这些国家急需粮食，那么市场的灵活供应链会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国际银行业的正统派：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要求紧缩开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尤其是燃料价格）正在上涨。国际银行鼓励政府让燃料短缺的痛苦“下沉到国家”，这样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做出改善的魔力”。
莫桑比克在2010年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改变了莫桑比克人民的饮食习惯。白面包成为当地人的主食，尽管在殖民统治之前，莫桑比克附近没有自然生长的小麦；而当地的种植从来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2010年，该国90%以上的小麦都是进口的。俄罗斯的出口供应禁令意味着每日面包的价格上涨了17%。
伴随着能源和水价格的两位数增长，面包成本的飙升引发了一场粮食叛乱。由于警察也面临着预算紧缩，他们用于人群控制的物资经费也相应减少。当他们用完了向抗议者射击的橡皮子弹后，当局改用实弹。从9月初的马普托开始，有6人（包括2名儿童）被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并蔓延到中部城市奇莫奥。10天后，有600人受伤，13人死亡。
从那时起，莫桑比克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指数只增不减，从2009-11年的24.9%增加到2018-20年的31.2%。今年春天来自南非的消息的确令人沮丧。3月份，莫桑比克受到3级飓风贡贝的猛烈袭击。由于燃料价格高涨，相应的购买力已经下降。该国北部的内战则加剧了国内的贫困。正如联合国所观察到的，与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由于小麦价格不太可能快速下降，莫桑比克的小麦需求看起来难以被满足。
对于动荡的预测是合理的。在2008年和2010年爆发的上一次粮食叛乱中，各个社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做出改变。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抗议活动，农民通过抗议得以推翻与疫情及走私相关的恶劣经济政策。
然而，即使是在印度，希望也在逐渐消失。在莫迪对疫情管理不善的影响下，印度的饥饿状况出现了灾难性的恶化。上一轮粮食叛乱以来的十年内，专制者有机会完善由庇护和谎言构成的霸权。当印度饥荒危机恶化的消息传出后，该国的政客们迅速而果断地做出了反应——他们宣布，该消息并不可信。与此同时，该国的政治阶层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实现了近乎不可能的目标——在农民占多数的地区，以及全国农民领袖反对印度人民党（BJP）的地区，人民党仍然获得了胜利。自上次粮食危机之后的几年内，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极右翼无情地侵蚀了民主制度，并不断地压制变革运动。在下一波粮食起义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想象会有比莫桑比克或2008年海地起义更残酷的、压制异议声音的举措。
莫桑比克的殖民历史、俄罗斯的气候变化以及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是2008年和2010年数亿人走上街头抗议饥饿的部分原因。但到本世纪20年代，饥饿只会变得更严重。殖民主义、气候变化和资本主义现在又因为四个因素（均以字母C开头）而恶化：新冠疫情（Covid）、冲突（Conflict）、化学农业（Chemical Agriculture）和疯狂的机会主义（Craven Opportunism）。
气候变化已经导致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谷物带出现干旱。这与“全世界60%的粮食生产地区将在本世纪末出现严重缺水的预测”相一致，此外还出现了各种极端天气。
尽管许多国家准备了大量资金来应对新冠疫情，但它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供应链的中断，以及企业从这些中断中获得的暴利，已经提高了主食的价格，这对穷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更高的生活费用与长期护理的慢性折磨彼此融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每天被迫在照护、自我剥削、食物和住房之间做出权衡，新冠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新冠的负担将继续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收入社区妇女的肩上。
当然，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从也门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墨西哥。军火工业最令人厌恶的武器：杀伤性地雷，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粮食田内。每一次武装冲突都会导致粮食供应链中断；农田仍然面对着种植不足、缺少照料的问题；生存所需的粮食来源被切断；资金从社会保障流向军事保障；难民被迫依赖远离家乡的粮食，这种情况有时甚至长达几十年。
殖民主义既塑造了人们对小麦的品味，也塑造了人们依赖小麦的现代生活方式。印度和阿根廷是全球反季节生产小麦的后备力量，这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以及美国对阿根廷的谷物贸易）密切相关。殖民主义生产的不仅仅是口味，殖民主义的结构成为了向人们投喂食物的手段。值得思考的是，跨越大陆的供应链始于15世纪的种族资本主义。斯蒂法诺·哈尼（Stefano
Harney）和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在他们的著作《未完成》（All
Incomplete）中反思了这段历史，认为物流“将其路径上的一切转化为协调了时间和空间的所有权，它是白人的科学，也是关于损失的科学”。
化学农业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粮食供应。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98年在《好望角农业杂志》上撰文，阐述了固定大气中氮气的紧迫性：“除非我们能把它列为未来的确定事件，否则伟大的高加索民族将不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并将被那些不依赖小麦面包的种族挤出生存空间。” 化肥对现代粮食制度的重要性只增不降，而化肥行业的市场整合则让农民缺少选择。在美国，钾肥市场完全由Nutrien和Mosaic公司控制，75%的氮肥由CF工业、Nutrien、Koch和Yara-USA控制。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一些最大的化肥出口商已经退出市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氮肥出口国（氮肥主要是用大气中的氮与天然气制成的），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磷肥和钾肥出口国，这两种肥料都是从俄罗斯地下发现的矿石中提炼加工而成的。
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市场持续发明新的开采模式。在《谷物之海》（2022）一书中，斯科特·雷诺兹·纳尔逊（Scott Reynolds Nelson）提醒我们，小麦合约的全球可替代性并非偶然。在芝加哥交易的小麦可以被在黑海出售的小麦所替代，其中蕴藏着一段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这与欧洲为争取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现在，紧缩的市场整合使少数公司处于极端的市场支配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少数几家粮食贸易公司负责管理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3月25日，当炮弹落在马里乌波尔的粮食运输设施时，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和邦吉（Bunge）公司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并持续走高。如果德雷福斯（Dreyfus）和嘉吉（Cargill）也成为上市公司，它们的股价也会飙升。
虽然大量西方公司（从麦当劳到路易威登）离开了莫斯科，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谷物贸易商和化工公司的组合仍然留在俄罗斯。通过援引《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人道主义担忧，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拜耳公司和嘉吉公司表示：他们将坚持到底，为减少饥饿和痛苦放手一搏，并服务于一个他们“并不喜欢”的体系。当然，这样的行为会为它们带来大量利润。
这让我们看到了疯狂的机会主义。这场灾难为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削者提供了采取额外措施的借口。从允许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利用化肥短缺在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土地上采矿，到欧盟做出推迟减少农药使用的法律的决定，在食品系统中，战争的例外状态给了所有人许可。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农业服务局正在考虑放宽对土地的保护限制。然而，在4月份开辟更多土地用于耕种是愚蠢的。美国的冬小麦在秋天种植，而春小麦的种植仅限于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
在非洲，类似的举措也在酝酿之中。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主席艾格尼丝·卡利巴达（Agnes Kalibata）在《时代》杂志上撰文，提出了解决饥饿危机的办法，建议允许非洲农民通过获得化肥来种植更多的粮食。然而，化肥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已创下历史新高，上涨了30%；另一方面，在过去15年中，AGRA倡导的这一战略得到了积极推动。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制定了一项计划：把非洲农民变成美国农民那样“依赖进口化肥和农药的商业农民”。他们耗资1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促进非洲的农业革命”。在由该组织顾问进行的评估中，这一计划是一个可怕的失败。蒂姆·怀斯（Tim Wise）领导的独立评估则不那么友善。上述计划始于2006年，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拥有2000万农户，并使粮食不安全程度减半，但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饥饿率上升了30%；盖茨的钱和纳税人数以亿计的支持都没有带来成效。莫桑比克饥饿问题的增加与肥料进口的增加有关。如果AGRA的措施是有效的，我们就不会看到当下的情况。
那么，人们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发展行业中的谎话和自我欺骗并不新鲜，但鉴于最近的IPCC报告再次确认了气候变化将对全球南方的穷人造成最大伤害的预测，上诉问题显得尤为可悲，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有更好的选择来应对饥饿问题。对此，我提出了5个解决方案（均以字母D开头）。
仓库（Depots）：世界贸易组织的负责人已经沦落到要求各国“请”不要囤积粮食，因为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公民需求置于其他国家之上，全球就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分配。但是，自2008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之后，甚至世界银行的顾问也断言，也许全球南方的政府想要获得当地的粮食储备并非什么不合理的想法。尽管这些储备可能效率低下，但它们代表着银行家们对国内稳定的一种投资。目前，某些国家能够拥有一些人均最多的粮食储备，而实力较弱的国家则缺少这一选项。
多样化（Diversify）：与其说农作物的同质化是遗传学的结果，不如说它是金融带来的结果。商品交易商已经塑造了全球市场，使其提供可相互替代的作物。交易员可以从全球仓库中履行小麦的合同绝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建立了这个系统。虽然第一个谷物期货合约是在日本江户签订的，但现代全球谷物标准化可以追溯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它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合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价格稳定。实施农作物多样化将需要各国建立自己的风险和价格管理回路，但它们不必再以食品行业“赌场老板”提出的价格来购买“保证”。
债务赔偿（Debt reparation）：由于对全球北方国家欠下负债，全球南方国家很难有机会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新冠疫情使得南方国家更加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苏里南、伯利兹、厄瓜多尔和赞比亚都已经拖欠了贷款。斯里兰卡今年已经发生了抗议活动。富裕国家的银行家偶尔会表演一出呼吁免除债务的哑剧，或者提供海外发展援助。2019年，该援助的水平为1520亿美元，而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持有的债务为7.8万亿美元。随着利率上升，因发展融资机构而负债的全球南方国家政府将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选择：是支付富人，还是养活穷人。2020年，仅英国就从印度吸走了64.82万亿美元。然而，英国看起来像是债权人，而债务赔偿则提供了一条摆脱这种荒谬情况的途径。
脱钩（Decouple）：尽管化石燃料在现代食品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地球无法长期承受人类通过使用天然气中的能量，将氮气塞入土壤的行为。相比之下，在地球可以承受的氮边界内生活是另一种选择，后者预计能够于2050年养活100亿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打破能源和食品工业对实体经济的控制。
尖端科学对此有所帮助。在一系列指标上，最新的农业生态学的生产结果要远好于工业化农业。但政客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原因之一是它的实践者是农民。在英语中，农民科学家被塑造成为一个矛盾的概念，即使超过 800万农民团体（并非个人，而是主要在全球南方的协会）正致力于实践这一概念。“无知的农民等着从城里人那里得到知识”——这样的偏见是完全错误的。这要归功于殖民观念所塑造的：在关于粮食系统的思考中，大都市拥有先进性和乡村保持愚昧性的观念依旧屡见不鲜。由于这个原因，最后一个举措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实现的。
去殖民化（Decolonize）：期望通过全球饥荒而获利的庄家们正朝着丰厚的奖金前进，而人们则生活在一个由几个世纪的贪婪所建立起来的剥削体系中。指望他们轻易地放弃这一体系是愚蠢的，没有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去殖民化的要求充满了革命性和变革性，因为它们必须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末日轨迹。我们已经超越了“用叉子投票”和在“农贸市场购物”这些舒适的补救措施。没有多少措施可以消除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饥饿的结构。确实存在着一些关怀、补偿和修复的制度，可以提供变革性的变化；但是要争取到这些变化则需要人们拿出面对初现的全球法西斯主义的勇气。另一方面，教授这种转变的学校已经存在，从南非的棚屋到底特律的街头，再到巴西无地农民与工人运动的农业生态实验室，相关政策也已经存在。现在，我们必须一起来实施它们。
（翻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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