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臭豆腐卖到财务自由,66岁为排解郁闷,开始在夜店当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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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294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董顺桃,今年67岁,炸臭豆腐37年了。这些年来,我的日常就是在几平方米的店面里,热锅、起油,卤豆腐,加葱蒜,给来来往往的顾客递上一份份刚出锅的臭豆腐。
原本卖臭豆腐只是我的副业,从2005年退休后,我全身心投入地开了10年臭豆腐店。最近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夜店DJ。
午夜12点,别的老年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还戴着假发、穿着时髦的演出服,在舞台上打碟、舞动、活跃。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特别愿意尝试新的东西,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跟着他们学会了用电脑、玩手机游戏、打碟......
学习打碟后,我的装扮越来越酷。
1955年,我出生在湖南宁乡,小时候那里是一个小镇,到处都是老房子,镇子上大概有100户人家。父母在外打工,我是在奶奶家长大的。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生活环境都比较艰苦,计划经济下,家里孩子多,经常吃不饱饭,放学回家后,还要去砍柴、做杂活。
家里总共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我从小被教导,在家里,什么东西都要懂得分享,懂得忍让;在外,也要晓得忍耐,不要随便和人家产生冲突。
作为家里年长一些的姐姐,家里的很多事务需要我帮忙承担。我奶奶眼睛不好,有一次因为在黑黢黢的楼道里烧水,不小心烫伤,只能卧床在家,她又是个很爱干净的人,需要细致的护理。当时的我只有八九岁,就把这活揽下来了,利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时间,给奶奶做清洁护理,包括接大小便这样的脏活累活。
我一路念书到初中,上高中就不那么顺利了。当时上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每家每户,按人头算,我哥哥去上学了,就意味着我没有机会了。
但我很想读书,也想多学一点文化知识,高中学历比初中肯定要更好找工作,于是迫不及待跟我爸说了这个想法,他也同意了,去和我的初中班主任商量,让我继续上了高中。我记得去学校时,开学已经45天了,我才又重返课堂。
过去家里条件不好,去照相馆太奢侈了,2016年我们才拍了一张全家大合照(我和丈夫站在第二排最左边)。
高中毕业后我没能上大学,直接参加了工作,在家门口的民办中学当老师,工资是10块钱一个月。我没有念过师范专业,作为一个新教师,备课必须十分认真。进课堂如果不做好准备,学生就会有异议,我的想法就是,认认真真把一份工作做好。
我教物理和数学两门课,教的科目是学校领导集体讨论过后给我定下的。六个班的物理课都是我来上,每个班一周两节是少不了的,除了备课、上课,还要批改作业,一个班40多人,任务不轻,几乎每晚都要忙到11点多才能休息。我妹妹比我小四岁,她就在这所初中上学,物理课也是我教的。
我和妹妹后来的合影,几个兄弟姐妹里跟她关系最近。
现在我带着妹妹一起打碟,我们在后台化完妆拍的照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力发展工业,大量招收工人。虽然做民办教师已有三年,和学生们相处得不错,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份正式工作。当时招工采取分级分片的指标制度,正好我们这里有指标。所以辞去学校的工作,进了长沙橡胶机械厂,做机械设备的零部件加工技术指导和产品质量验收方面的技术工。
我有文化基础,理论学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三个月之后,就需要上手实操,你做的产品要是出了一点瑕疵,人家看你的眼光就不对了。我跟的师傅在工厂里属于技术比较好的,他看到我的问题就给我点出来,不断纠正,就是这样学过来的。
无论到哪里,我在工作上都激励自己要努力,进了工厂后,虽然这个行业我之前也没接触过,不是很懂,但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把技术学得很精湛,才能在投入生产时发挥到极致。
在工厂,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我们在一个车间工作,经常一起讨论技术上的事,有共同话题,也有感情基础。恰巧有人介绍我们处对象,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属于有革命友谊的爱情。
1979年,我们恋爱两年后正式组建了家庭。结婚时,他还在工厂当学徒,一个月挣21块钱,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就没要聘礼。我妈跟介绍人讲,至少要添置一套新衣服吧,我想,只要人品好,我也不是一定要穿那一身新衣服不可,最后还是一分钱都没有要。
结婚后,我和丈夫有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去照相馆照的合影。
结婚后不久,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靠着我和丈夫每月36块钱的工资过日子,是真的有点困难。一份工作只有这么多钱,我要养活儿子、女儿,既然生了他们,就要对他们负责,哪怕自己多吃点苦。于是我有了干第二份工作的念头。找来找去,就想去摆摊炸臭豆腐,算是湖南地方特色小吃了。
那会儿我们在长沙生活,我妈来找我,我就带她去外面逛一逛,吃东西。我记得我们跑去五一路的商场,准备买衣服,离商场还有一段距离时,就闻到一股香味,我立马觉得这个香味好有诱惑力,情不自禁走过去看,是一个50多岁的人,架起一口很大的锅,锅里浮着黑色的东西。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玩意儿还叫臭干子,只看见好多人排队买,五分钱一份。我和我妈一毛钱买了两份,吃了一口,真香。外皮酥脆得像饼干一样,里面的豆腐很嫩,裹着汤汁入味了以后,香味和辣味一下子到了豆腐里。
吃完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口腔里还有那个味道。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既然我自己也喜欢吃,而且又想做一个不影响我工作的活,那我就选炸臭豆腐。
我伯伯当时也在长沙卖臭豆腐,过年去他家拜年,他关心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把实际情况跟他说了,工厂的收入不高,孩子还小,只能再学一门手艺,他教了我一些炸臭豆腐的方法。1985年,年近30岁的我,干起了第二职业,我开始出摊,但炸出来的臭豆腐味道总差点意思。
摆摊时一个路过的顾客尝了之后跟我说,有一个炸臭豆腐特别好的师傅,是长沙臭豆腐高手,相当于这个行业的祖师爷,他觉得我应该去认识一下,和他讨教,把品质做上来。
1990年,我在北正街有了自己的门面,后来门面拆了,又继续摆摊;直到1999年才再有店面。
这位师傅当时在湖南省政府人民宾馆工作。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没有接受我,第二次我又带了点儿小礼品去拜访,说明我的来意,在长沙生活不容易,只为把家庭撑起来。就这样去了五六次,嘴皮子都要磨破了,他才答应我,收我为徒。
我从去他的店里打下手做起,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他实操过程中的精华自己整合下来,豆腐要怎么炸、汤汁要怎样调,味道怎么改进......一段时间后,我又独立摆摊去了。
最开始我的摊子在通泰街,因为离家近。设备很寒酸,只有起油的锅和泡臭豆腐的桶,也没有车,我一个人一次性拿不动,每次出摊的时候,我先提着桶豆腐,走两步放到前面,放下后转身去拿锅,再把锅运到前面,交替着进行,一段路算下来走了好几个来回。
早上五点我就要起床,卤制豆腐,再把一家人的早餐安排好,让孩子们吃了早餐去上学,我才能去上班;下午下班后,争分夺秒地回家,生火、准备出摊,煤火回家现烧,等温度上来了要好一会儿,好多邻居把他们已经烧热的煤火借给我,让我能快点出摊,这么多年我都记在心里。收摊要到夜里12点多了,洗洗涮涮,也睡不了多久了。
刚开始客流量真的不多,生意不怎么样。但既然做了,我就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鼓励自己把口碑做好,对食材负责,赢得顾客信任,他们觉得好吃了之后,才会记得我的臭豆腐。
1990年,我从最早摆摊的通泰街去了北正街,越走越远。因为摊位是流动的,如果我把招牌打出来,更容易被大家记住。我在新买的出摊车上,拴一根绳子,挂上自己做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董顺桃飘香臭豆腐”,还设计了几句广告语“师承先辈,系列自做,外酥里嫩,大众口味”,就是想为的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做的口味。
我给自己做的广告牌。
丈夫逐步在工厂里做到车间主任,要对整个车间负责,平日里工作繁忙,所以补贴家用的担子就由我来承担,我没问题的,就是多付出一点而已。
摆摊遇到熟人,可能会对我有点看法,有异样的眼光,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只有从乡下嫁到城里来,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会搞点小生意做,拿固定工资的人基本都不会去干这样的事。但我想到,我两个小孩要一直读到大学,要钱,做父母的就必须提前准备,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不偷不抢,自力更生,怎么不可以呢
工厂厂长知道我摆摊之后,很支持我,跑过来跟我说,干第二职业很辛苦,厂里的工作你保质保量地完成,时间上可以自由一点点,干完工作可以早一点下班回家。一份臭豆腐赚百分之七八十的利润,从最开始的5分钱一碗,涨到1毛钱一碗,又涨到2毛,一九九几年,我一天卖臭豆腐挣的钱就有300块左右了。
1999年,城管不允许商贩随意在街边摆摊,有时候摆到一半,就被城管追着跑。虽然还有零星的小商贩在摆,但我觉得城管不好对付,就租了一个小门面继续干。补贴家用的想法也随着生意逐渐变好而有所变化:这是我自己的店,我想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1999年后,我在固定门店营业。
2005年,从工厂退休后,我一心扑在了臭豆腐店上,从小店面里只有五个员工,渐渐地到整个公司有上百人。我在长沙开了几家店,又把店铺开到了武汉和深圳,只是臭豆腐店在外地的经营没那么顺利,涉及到品质问题,长途运输让臭豆腐没那么新鲜,口味可能也不太符合他们的习惯,所以很艰难。
2015年,我的臭豆腐品牌被文和友收购。文和友的董事长文宾从小吃我的臭豆腐长大,他做了文和友后,想将湖南地方特色小吃集结到一起,让来长沙的外地人能尝到地道小吃,于是把我请到文和友公司,负责臭豆腐这一块的业务。我的臭豆腐从几块钱一碗,卖到12块一碗,店越开越多,最多的时候全国有上千家。靠着卖臭豆腐,我实现了财务自由。
2015年,我的董顺桃臭豆腐被文和友收购。
做生意不能忘本,东西质量始终被我放在第一位,我的观点是,时不时要做形式上的创新或者口味上的调整。
时代在变化,女孩子都开始化妆了,嘴上涂了口红,大块的臭豆腐一口吃不完,里面的汤汁一咬也会溅出,很有可能弄到衣服上,我就想对臭豆腐的大小做一个调整,从“大块”改成“小粒”,豆腐变小,分量不变,两粒小粒相当于一个大块,不影响分量,也照顾到了顾客的吃相。
经营门店时,我手制炸臭豆腐的原材料。
2020年,我丈夫去世了,对我打击很大,现在想到这件事,都有要掉眼泪的感觉。我们俩的关系一直很紧密,家里的事从来都是相互承担,也都努力为这个家付出,他走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沉闷、压抑、孤独。我儿子女儿成家了之后也不跟我住在一起,下班后我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
公司的同事和朋友看到我这么失魂落魄,不忍心,主动说要带我出去玩。我不喜欢和阿姨们一起跳广场舞,心里希望跟年轻人一起玩。湖南的夜生活,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喝喝酒、蹦一蹦,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
第一次去酒吧,他们就带着我喝酒,我什么也不懂,觉得新奇,他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年轻人去酒吧就是喝酒、蹦跶,我年纪这么大了,也不适合一直喝,所以就注意到了台上打碟的DJ。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东西。
第一次和同事们去酒吧,我还站在台下,看着台上的年轻人。
我开始是在台下偷偷模仿台上打碟的人,在下面跟着学动作,几次之后,我就想,既然我感兴趣,站在台上真刀真枪地操作不是更好吗?我就去找专门教打碟的老师,想专业地学习。
老师第一次碰到年龄这么大的学生,还是充满疑问的,可能担心我年纪大,学不会,但我的积极性没被打消,坚持拜他为师。有了学炸臭豆腐的经历,学其他新事物我的心态就很好了。从学会到学好,无论什么事情,都分这两步。
老师先把基础拍子节奏教给了我,给我录了个视频,我反复地看,晚上睡不着觉,就一个人在床上打拍子。打碟通俗来讲就是“接歌”,把上一首歌的末尾和下一首歌开头串联起来,中间需要这么一段节奏,因为每首歌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得去理解节奏都是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学歌都用的是简谱,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找人把所有歌都转写成简谱,通过看简谱来识歌曲节奏。
学碟机也不容易,上面的按钮都是英文,我干脆把碟机画在本子上,每个按键在什么位置、键的功能是什么,我都用中文在旁边标注清楚,方便记忆。打碟老师有一个练习室,最开始我每天都去两三个小时,在教室里一首一首歌地练,算是比较刻苦吧。
我在DJ老师的工作室练习。
这样大概过去两个月,我还记得是2020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本来我跟老师约好了10点钟去练习,他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早点去,说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打了辆摩的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天气不好,下小雨,路上不注意,我就从摩的上滑下来了,摔到了腰,疼了一年多,到现在腰都不能用力。只要是我认准的事,我都有点无所顾忌的心态,我可以付出,甚至牺牲一些,都没什么。
我学打碟的时候也没跟身边的人讲,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也觉得没必要讲,我自己想做的事,和他人无关。一期课程,年轻一点的学生两三个月就能完成,我花了将近半年。打碟也挺消耗体力的,不过还属于我能承受的范围。我从小就打篮球,有体能的底子,在场上跑来跑去蛮精神,只是摔了跤之后不敢打了。
学打碟前我经常运动,打篮球。
课程结束后,学员要上台打一次碟,相当于一个结业仪式吧。第一次上台表演,装扮好了后还是有一点怕丑,戴着帽子和口罩,不想让台下的观众看到我,主持人介绍我时,也没对外说我有66岁。还是不太自信,担心底子不厚、水平不够,但老师一直拉着我往前走,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
练习中,我还经常会漏拍,但那天很顺利,属于超常发挥,老师也说我是表演型选手。现场还蛮炸的,台下的年轻人吼得很厉害,为了呼应我,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也给了我一种鼓舞,让我充满干劲,我的动作、表情方面也很顺。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上台我胆子放开了,总担心害怕也不是个办法,不管干什么事,都有一个开头嘛,当年我做臭豆腐也是一样,有一个过程,那就不要怕。媒体报道里,我戴着金色的假发套,穿着红色铆钉皮衣的视频,是我第二次登台的视频。我都不知道被拍了,还是自己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
第二次作为DJ董上台表演。
我倒不介意,反而是一种高兴的心情,年轻人多数愿意接受我,一个老太太也能做DJ。身边的同龄人也比较支持我,有的看了我的视频,觉得这种形式也蛮好的,能带着风格去跳,只要能坚持下来,也不失为一种锻炼的方式。
不同的声音也有,我知道舆论是正反两方面的,但我觉得,我只要身正,就没什么去不得的,我在台上制造音乐的气氛,让大家在这里娱乐,去就把这份心、这份工作做好,议论和否认都不要怕。
有些网友用“都市丽人”形容我,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我长得不漂亮,皮肤又黑,平时不是那种爱美的人,也不化妆。我们这一辈都是朴实过来的,八十年代我还是大姑娘的时候,别说化妆了,穿一些新衣服都不敢,社会方面倡导艰苦朴素,花俏的衣服同我无缘分。真正要上台,为了尊重别人,还是要稍微打扮一下。
几次演出下来,我在台上跟观众互动已经不怯场了。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爱干净,把个人卫生搞好,做到体面整洁,在别人眼里不是个邋里邋遢的老太婆,就很满意了。每次上台前,第一步就是化妆,然后在后台想,台上我要做什么动作、什么互动手势,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发挥自我。
有的表演要到夜里12点才开始,我就提前在后台补补觉,保留体力。我现在包里随时备着简单化妆品,如果有什么电视台来拍摄,随时能从包里掏出来,稍微捯饬捯饬。
上台表演前,我在后台做化妆准备。
考虑到长沙也是一座古城,我想把本地的一些群众文化融合进打碟里,能对长沙这座城市有个宣传。所以最近我在和老师合作,试着看看能不能在打碟里结合湖南的花鼓戏、民谣民歌,和当下流行的舞曲,让打碟更民族化,更接地气。
说到底,学DJ也为了实现我未完成的梦想。年轻的时候我很活跃,唱歌跳舞,有这方面的特长。长沙也是一个娱乐之都,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有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了,我就想:行,去搞啊。
站在舞台上的年轻人吸引了我,鼓励了我,反过来我自己站到台上后,似乎也鼓励到了许多不同年龄段的人,告诉他们不要在乎年龄和身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了节目效果好一点,后来演出时,我带点舞蹈动作,又专门去找舞蹈老师上了几节课。
打扮得好看了,心态好像更年轻了。我也时不时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但又安慰自己,只要心态好,我就还没有老。不想跟社会脱节,那不接触新事物就是损失,趁着年轻人不嫌弃我,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解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想法都有什么变化,社会发展得怎么样了。
跟着年轻人,我学会了用电脑,做电子表格、做PPT。有时候,公司里的同事为了赶时间自己上手就做了,我就跑过去说:“走开,走开,你教我做,不教我,我以后怎么搞”,我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些技能。我还学了打手游,也要靠把各个按钮的用处和进攻的线路记在本子上,一点点地抠和记。
和公司的年轻同事学打手机游戏,我将策略和线路记在笔记本上。
我听说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沉迷得连饭都不吃,我没体会过,不知道是怎么玩的,也想去尝试一下;另外也是想方便跟孙子交流,要是以后他打游戏打得废寝忘食,我去制止他,他觉得奶奶你不会打,没办法理解我,我就能有底气和他在同一个层面上对话。
前段时间,我和同事们去玩密室,一个侦查破案主题的,好多同事都说好怕啊,里面还有鬼,我很唯物主义的,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这世上有鬼。对设置的这些关卡早有心理准备,我成了打头阵的人,带着大家往前走,好自信的。我和同事们计划疫情过后再去玩一次,换个其他主题的。当然,好多其他方面的新事物也可以去开发、去学习、去玩、去做。
因为疫情,在酒吧的打碟表演暂停了好一段时间,去老师工作室练习的机会也少了。平时在家没事,我就研究一些卤料配方,搞产品创新;还做一些员工的培训工作,我们的门店开在全国十几个地方,但要拉齐同一个标准,比如我们的品质要求是怎么样的?臭豆腐怎么炸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包括加盟商的工作,我都要去关注。
这个行业做这么久,干这么大,我不用再为生存问题焦头烂额,但我对它的感情有增无减,还是一如既往。
年轻人爱吃火锅,我研发的臭豆腐火锅引来很多人拍照。
我和儿子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一个月可能只见一两次面。我清闲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忙,我有事干的时候,他们又没事干,时间能凑在一起不容易。他们忙他们的,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妹妹跟我是邻居,经常来家里陪我,我们说说唱唱,还跳舞,有时候追电视剧,一不小心就熬到晚上三四点钟。
和孙子们在游戏厅玩。
现在我不去门店里炸臭豆腐了,但我还是很喜欢吃臭豆腐,好朋友来家里做客,我肯定在家里做点菜、炸点臭豆腐欢迎他们。我就希望我身体健康,自己也要注意锻炼,再干一二十年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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