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度过至暗时刻

“心中的恨只是对自己的酷刑 / 我们的生命被我们所爱的塑形”

这一年很是特别。

所有的故事都带着某种必然的偶然性，冲击着人们的命运。

譬如年初开始的俄乌战争。我疯狂地联系在乌克兰homestay时候的妈妈，一条条iMessage发出去，鱼雁毫无。十几年前她身体就不太好，我宁愿相信，或许这十几年间，她已经去世了。能联系上的朋友，有宁死与乌克兰共存亡的女孩，有等了很多天只回了一条“who knows, we’ll see”的年轻男孩，也有在纷飞中带着母亲和外婆跨越边境奔向邻国的前同事。

这场战争的爆发对我造成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吗？没有。甚至，我除了捐助一些微薄的资金，根本无计可施。把手机关起来，揣进兜里，四周依然一片祥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更不用说，年中的上海封控，再到现在的广州，以及其余种种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

这些物理上并没有切实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都席卷着一股暗黑的巨浪，翻腾着将我推向某个未名之地。

有很多次都提起笔想要写点什么，但每每想起那些绝望和苦痛，多加笔墨总很难。每一件事，落实到每一个实在的人生，都难以想象，或者说揭穿，有多少不眠的长夜和细碎的折磨。

平常自己与黑暗的战斗总能可控地偃旗息鼓，但当黑暗降临到别人身上，心头就多了一把刀，忍不得。

在所有人都在渡劫的至暗时刻，我想起了姥姥。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啊，身上都背负着时代。姥姥也不例外。

她生于上海，还没落地便失去了父亲。当时内忧外患，一片混乱，姥姥和她的母亲孤儿寡母在上海身处极险之地，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姥姥的母亲寻求邓小平的帮助，才顺利逃离了上海，坐船到了香港，又不知道几番波折，才回到了大陆。

彼时对她们母女两来说，最好的安排是到广西安顿，有父亲的战友安排照顾，有相对安全的住所和工作，于是姥姥和她的母亲便在广西某个村落安顿了下来。姥姥在那里上学、长大，在倭寇进村的时候，用求生的智慧和党的帮助保住性命。

这些都是在我长大后，一句句从姥姥嘴里问出来的。如果我从不过问，或许她毕生都不会提起。

战事结束之后，姥姥开始了法律工作。起初在哈尔滨，后来去了北京，最终因为她的母亲和爱人（我姥爷）回到了南方定居，退休后也在继续着律师的工作。小时候我不太懂这些，家里络绎不绝来道谢和送果篮的人，只让我觉得姥姥是一个广结善缘的好人。一直到前些年，她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但依然还在处理着别人的官司案件，客厅的茶几上铺满了档案，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我才意识到，这是她一生的荣光。

前年民法典颁布，89岁的她还想录一些民法典的小视频，为普法做一些贡献，“活不了多久了，再为法律做点事吧”。一语成谶，录完第一条视频，癌症恶化，她开始了住院的至暗时刻。

姥姥病重之后，我隔三差五就回广州看她。当时已经有了疫情，核酸还没有常态化，我每次回来都要先去华山医院捅鼻子，回到广州再做一次核酸，带着纸质的阴性证明去医院报备，并在姨妈的提前打点下，才能勉强进入病房，短暂地探望在医院住院的她。这个流程，在那一年的日子里不停地在我的生活中重复着。当揣着简短核酸证明的手，拿起那本写满医学术语的诊断和治疗记录，其上个别尚可辨别的名词让我感到，这病房里的一切都在真实发生。

往往我回来的时候，她刚从上一个化疗中缓过神来。我问她疼不疼，她总是轻描淡写：“不要紧”。我没做过化疗，不知道化疗到底是什么感觉，只有眼前的她，让我从视觉上看到了疼痛。她是不认的，就算自己一天到晚都穿着病号服、打着吊瓶，也总是一股子精神矍铄的劲儿。

还没有病重的时候，她都要定期去整理头发，烫成那种很自然的弧型，不能太长、不能太短，到脖子后面刚刚好。现在在医院里，头发打理没有那么便利了，她也必须要别一个头箍，或者戴一顶帽子。贴身的内搭和病服外的开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红的不能配绿的，有蕾丝就不能有太多绣花，也不是什么高档的衣料，但都是她一辈子的讲究。

见外人更是要讲究。如果今天有人来探望，或者要去医院楼下的院子里晒晒太阳，她还要戴上最喜欢的那条珍珠项链，或是在颈边结上一条雅致的丝巾。

“我还没死，得好看点”。

吃饭也很要紧。姥姥是个有口福的人，百无禁忌，什么都吃。她像个小孩子，喜欢吃零食。儿时看到我在吃薯片，她一把夺过来，“小孩子别吃那么多零食”，遂打开袋子自己开始嘎嘣嘎嘣大吃了起来。她嗜酒，啤酒白酒葡萄酒清酒，她都能品出个中不同的滋味，不怎么能喝的我，在她眼里简直不像她和她爱人的孩子。

病榻上的时间是没有刻度的，一天一时一分一秒仿佛是无限的循环。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她的吃食。起初，除了稍显清淡一些，她吃饭与日常无异，米饭或是面条，偶尔喊我妈妈偷偷给她带几块黄油曲奇饼干，或是一盒巧克力。后来这些饼干巧克力她吃不动了，只是放入口中吮吸一下味道，然后便吐了去。

再往后，她咬不动米饭了，只能吃糊状的流食，但依然没忘记“点菜”：今天吃点甜的马蹄吧，明天再西兰花，后天芋头记得买好一点的芋头。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给她带了橘子。剥好，拿出一小瓣，她叫我抽几张纸巾垫在手上，这样才不会把橘子的汁水落在她的围兜和衣服上。

“甜不？”

“甜的。”

她老说谢谢我常常从上海赶回来看她。其实我也欠她一些不重要的感谢，因为是她执意留我在医院陪她吃饭，让姨妈去给我捎了一份，她说楼下的食堂“排骨炖很烂，汤煲得很甜，三菜一汤才15块”。

想感谢她的，应该还有很多跟她在同一层楼的病友。那一层楼很特殊，几乎都是罹患肿瘤的孩子，大一点的不过十岁出头，小的可能只有几岁。路过走廊的时候，能看到一个个剃着光头、瘦骨嶙峋的孩子，或躺在妈妈怀里，或坐在长椅上看着窗外。我不忍直视，只能用余光感受他们的气息。

而当90岁的老人在临终之前遇到这样的一大群孩子，百般伤感，千般恻隐，万般信念。她住的病房，上一个房客还是一个小孩，墙上还有留下来的贴画和卡通贴纸。这个孩子走了，才换来一个空余的单间。姥姥说到此处，便擦了擦眼泪。她喊我拾掇出一些水果，想送给其他病房里的孩子们。刚坐上轮椅推出去没几步，又打住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吓人的，不去了，你帮我送一下吧”。

时间有大爱，姥姥的至暗时刻在她生命的终点迎来了完结。普通而平凡的她，就跟抱怨家务做不完的林徽因、“什么都不懂”的林语堂一样，最终都不过是各自所背负的时代里一粒小小的尘埃，只不过有的人留下姓名，有的人如我姥姥则默默无闻，尘归尘，土归土，仿佛都从来没有来过。

我不是想在现在这样的至暗时刻宣扬虚无，实际上这也并不虚无，实际上活着本身就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获得什么。生活本身并没有真正的“真实”，只有生活的感受是真实的。

所有的风霜雨雪、柴米油盐，每一张图片、每一条数据、每一段视频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真实的是什么，只有你的内心知道。

如姥姥交到我手里的家风：“诚实做人，诚信待人。”

“人”是他人，也是自己。

如何度过至暗时刻？

无他，唯心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