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比在中国的彪悍人生 | 文史

什么样的人生才叫剽悍的人生？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眼中，剽悍的人生不在于他是否拥旌万里、富可敌国，而在于能够突破自身的极限，以非凡的勇气去完成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国博物学家索尔比（Arthur de Carle Sowerby）的传奇故事就是最生动的注解。

1885年，他出生并成长于清末的太原；15岁，因为跟随父母回国休假而逃过了山西巡抚毓贤的大屠杀；23岁，参加了克拉克穿越陕甘考察队并因此成名；26岁，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组织轻骑敢死队从太原千里奔袭陕西，解救近百名身处险境的西方人；在此后的动荡岁月里，又亲历天津兵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队”、五卅运动、日军集中营……

虽然他并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却获得了博物学家、作家、艺术家、探险家、编辑、皇家亚洲文化北中国支会会长等一系列头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时髦的称呼他也可以当之无愧的接受。

太原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播相对较早较广的地区，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万历四十八年，天主教就已经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山西，13年后，又由一名比利时传教士传入太原。

到了清朝晚期，太原地区已经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和大量的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教会公墓。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太原的广泛传播，主要得力于众多的西方传教士，除了广为熟知的李提摩太，索尔比的父亲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苏道味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传教的四十多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原度过，直到晚年才离开太原，前往北京担任袁世凯府上的家庭老师。

1885年，索尔比出生于太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苏柯仁。

索尔比在家中和传教士学校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熟练的掌握了说得“像中国人一样”的汉语，而且还带有地道纯正的太原口音，这项技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走向和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多年的耳濡目染，也使索尔比深谙中国人的心理、性格和社会潜规则。

最为显著的一个事例是，1908年11月，当他跟随克拉克考察队在陕西榆林府停驻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当地官员忧心忡忡，害怕人心浮动引起政局不稳、甚至发生暴乱。

许多当地人都看到过克拉克考察队使用天文望远镜等仪器观测天空，因为科学常识的缺乏，他们以为这些西方人具备观测天相预卜未来的超自然能力。

榆林官员在专程前往考察队驻地通报情况并做出安全警示的时候，也向索尔比询问：考察队是否已经预测到了这次不幸事件。

如果矢口否认，这些官员只会认为考察队员不够诚实刻意隐瞒。所以索尔比狡黠的撒了一个谎，他说：是的，克拉克的确预测到了。

榆林官员又问：那为什么没有向我们通报呢？索尔比回答说：正如你们心知肚明的那样，任何人胆敢泄露天机都是大逆不道。

索尔比利用官员们对天意充满敬畏的心理，圆满地解释了他们的疑惑，也确保了考察队能够继续得到官方的保护和配合。

再比如，《穿越陕甘》一书中“一个鲁莽急躁、粗暴好斗的河南马车夫，为了马槽里的两粒高粱，在与一个平静从容、谨慎精明的山西骡夫争吵不休”，没有多年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积淀，怎能寥寥数语，便使不同的地域性格极为精准鲜活的跃然纸上。

参加克拉克考察队时，索尔比年仅23岁，在此前的几年之中，他正迷茫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在这个盛产传教士和博物学家的家族中，自己的理想如何突破？是像父亲和弟弟、妹妹那样做一个传教士吗？

索比尔返回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先后学习过美术和理工，但种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热望纷纷破碎，索尔比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在1905年返回中国。

1906年，贝德福德伯爵考察队前往山西、陕西为大英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通晓汉语并具备标本采集经验的索尔比接受邀请加入了考察队。在这次长达五个月的考察中，索尔比发现了一种新的跳鼠，标本送回大英博物馆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索尔比跳鼠。

如果说参加贝德福德伯爵考察队使年青的索尔比崭露头角，那么，参加克拉克考察队则让他一举成名。

1908年，时年31岁的美国探险家克拉克个人出资，准备组建一支专业而纯粹的科学考察队，以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为目的地，对黄土高原腹地的地貌、地质、气象、动物、植物等内容进行深入考察。

1908年5月，考察队先遣人员乘坐火车来到本次考察的前进基地太原停驻了四个半月，克拉克与索尔比这两位未来的挚友，在这座索尔比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开始了他们的人生交集。

索尔比之所以能够受邀加入克拉克团队，除了刚刚结束了晋陕两省的考察对这一地区比较熟悉外，他的语言优势和生活背景也是重要原因。

加入克拉克考察队，成为索尔比的人生转折点。一方面，他从此明确了人生目标并正式拥有了博物学家的身份，另一方面，与克拉克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超级富二代克拉克的资金赞助成为他后来专注于科学考察和研究的保障与支撑。

正式出发九个月之后，克拉克考察队在兰州因为一名队员遇害而被迫折返。

克拉克等人提前返回北京处理遇害队员善后事宜。索尔比与格兰特率领考察队完成了剩余的行程，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出发时的路线穿越秦晋，从军渡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经汾州返回太原。

索尔比当时并不会想到，这一路线的选择将会在两年之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9年9月12日，考察队回到太原后解散，考察宣告结束。

克拉克考察队行程3200公里，历时480余天。事后克拉克和索尔比撰写出版了《穿越陕甘》一书，加上其它一系列研究报告的问世，使这次考察活动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他们的科学成果在当时向西方社会介绍了黄土高原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成为研究当地自然环境变迁和社会民生状况的珍贵文献。

正如一位朋友的评价那样：索尔比“就是一个追求广阔天地和自由自在道路的人。他的血液里天生就有成长为博物学家的基因。他在中国发现了自己大展拳脚的天地”。

索尔比成为知名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之后，长期致力和迷恋于在中国腹地的科学考察，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在学术领域多有成果，也成为一名少有的“中国通”。

长年的野外科考和风餐露宿也对索尔比的身体造成了损害，关节炎折磨了他一生。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索比尔自愿回国参战时也被拒绝，只能在“中国劳工队”从事文职工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29日，太原成为第四个响应的城市。

尽管起义总司令姚以价在进驻东夹巷教会医院指挥起义时也及时对外国人进行了安抚，但溃兵引发的骚乱和劫掠仍然让人惶恐不安，索尔比与父亲及弟弟、妹妹离开太原，前往北京避难。

就在太原局势安定之后，邻省陕西却陷入动荡，一方面清军在与起义军交战，另一方面，哥老会及众多土匪也在滥杀和洗劫。

尽管庚子教案已经过去了11年，但西方人对于那场大屠杀仍然心有余悸，当包括6名儿童在内的传教士及其家眷被虐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他们担心着陕西几十名西方人的安危，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无法派遣军队深入这个内陆省份撤侨，危急时刻，索尔比挺身而出。

1900年，山西曾是庚子教案最为严重的省份，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极端仇外残暴的山西巡抚毓贤，将44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人，押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不分老幼妇孺一律残忍的杀害肢解。如果不是索尔比全家返回英国休假，时年15岁的索尔比和他的弟弟、妹妹也将遭遇不测。

这次不幸的事件，让索尔比的父亲失去了很多同事和朋友，后来还负担起为其中几位撰写讣告的令人伤感的任务。

而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成员阿里毫无道理地被杀害以及事后当地官员的冷漠推诿更是让索尔比记忆犹新。

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悲剧再一次发生，经历过悲痛的索尔比受邀组建一只敢死队，长途奔袭陕西去解救身处险境的人们。

这支队伍，有人称之为陕西救援远征队（The Shensi Relief Expedition），也有人称为索尔比轻骑兵队或苏柯仁轻骑兵队。全队仅有9名成员，由来自于英国、美国、瑞典的平民志愿者组成，是一支精干的多国部队。

救援任务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抵达西安。

当时，距离西安最近的火车站位于河南洛阳，时间就是生命，常规的选择是取道洛阳，然后骑马西进。但是，索比尔最终却确定从太原出发，因为他深知行进路线的精准选择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从太原经汾州由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的路线，索比尔两年前刚刚走过，他熟悉沿途的各种情况，有信心安全迅速地通过。

太原，也是索比尔最熟悉了解的城市。他在这里具有良好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可以方便放心的购买到强壮的马匹和各类补给物资，也能得到在其它地方难以获取的帮助。

比如，穿越陕甘从太原出发前，考察队需要携带一只猎犬，这种经过特殊训练的动物在市场上是购买不到的，最后还是靠索尔比才从他朋友那里借到一条名叫“约瑟芬”的猎犬。

1911年的太原，注定又一次成为索比尔人生中的前进基地。

太原对于这支救援队另一个巨大贡献是提供了5名队员，占到了全队的一半以上。除了索尔比之外，另外4人分别是山西大学的教授、基督教青年会的教师、浸礼会传教士和另一位山西大学教授年仅17岁的儿子（其余4人分别是保定大学教授兼艺术家、保定师范学堂教师、传教士和大学生）。

1911年12月4日清晨，这些主要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们义无反顾地出发了，身后只留下飞扬的尘土和英雄的光环。

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之下，无论是失控的清军、溃败的起义军还是杀红眼的哥老会，甚至只是几名土匪的伏击，都有可能让他们随时全队覆灭，北京的一些西方人甚至打赌他们不会生还。

索尔比和他的队员多次面临险境，但凭借优秀的语言天赋和沟通能力以及对局面的掌控能力，索尔比通过谈判解决了遇到的所有问题。

在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冲突的情况下，历时45天，解救并护送近百名西方人安全抵达北京，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索尔比此行并非一枪未发。他们沿途需要直面的，不仅有各种武装的敌意与仇视，还有对他们先进武器装备的垂涎和觊觎。

当不怀好意的陌生人指着远处的金雕发出近乎于挑衅的试探时，索尔比枪起雕落，威震全场，多年采集动物标本而积累的狩猎经验早已使他成为一名神枪手。

后来，插在头上的金雕羽毛成为轻骑队的标志和荣耀，一名拉风的队员甚至头插三支羽毛与挂在树上的头颅合影做为留念。

为了表彰轻骑兵队无以伦比的勇气和奉献精神，英国和瑞典驻华大使向索尔比和他的队员颁发了嘉奖令。

索尔比也将此行的照片做为《中国的索尔比》一书的封面。

索尔比此后大部分时间居住于上海，主要致力于《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科学考察和社会事务。

二战时期，索尔比一度被抓进日军集中营。二战结束之后，索尔比前往美国定居，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令人敬仰的索尔比和克拉克考察队已经离我们远去，谨以此文，希望能够帮助有兴趣的朋友去了解，与太原相关的博物学家索尔比以及他的剽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