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认知有四个阶段,绝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
人类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大致经过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家或思想家出现。
-第一阶段-
东、西方单一的世界观
第一阶段是世界史的萌芽时期,以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它们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相距遥远、相互阻隔的民族对自己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描述,虽然都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各自文化圈的中心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但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
地球或“全球”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只是实际的内涵与近代有所不同。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之世界的“世界史”,也是他们所知之“地球”的“全球史”。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或“全球”是以希腊为中心的。
就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不断东扩的同时,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在向西延展。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欧亚大陆两端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得以建立。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
尽管西方人对欧洲之外许多地方的了解仍然十分肤浅,甚至产生误解,但他们的历史学家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所谓“世界史”的写作。
-第二阶段-
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
第二阶段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的形成期,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欧洲(西方、西欧)中心论”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黑格尔(1770—1831)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撰写过一部纯粹的世界史著作,他的世界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史哲学》体现出来的。他把整个世界分为新旧两部分,新世界是指新航路开辟之后发现的美洲和大洋洲,旧世界是欧亚非三洲。
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
他认为世界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是逐渐展开的,先是一个人的自由(东方君主政体),后是少数人的自由(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和贵族政体),最后是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人的君主政体)。因此,世界精神的起点是亚洲,是东方,终点是欧洲。他据此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4个发展阶段。黑格尔骨子里仍然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
如果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则是它的实践者。兰克虽然被后世标榜为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但他在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方面却并非客观。
兰克的视野集中于欧洲的历史,他的《世界史》实则一部欧洲史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明确的全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兰克竟然置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于不顾,还美其名日在编写《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视野与比他早一个世纪的伏尔泰相比显然大大倒退了。
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虽然不是严格的世界通史,但他的笔锋却触及了整个世界。他对东方情有独钟,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而且要研究这个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从东方国家开始,然后到西方国家,而第一个应该首先注意的就是中国。他的《风俗论》的开篇两章就是关于中国的介绍。
伏尔泰还对他所知道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地,特别是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都尽可能地做了介绍。应该说,伏尔泰不仅是近代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创始人,而且是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
▲黑格尔
-第三阶段-
世界史的哲学转向
第三阶段是世界史研究的哲学转向,以20世纪上半期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的出现为标志。
首先,它是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和突破。他们所谓的文化或文明不仅包括旧大陆的东方,如中国、印度、朝鲜、日本,而且也包括美洲的印第安诸文明,汤因比甚至把欧亚草原上游牧文明和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文明也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其次,它抛弃了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段式历史发展序列,对历史直线发展论发起了挑战。每个文明或文化就是一个历史单位,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
而且这些文明或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存在,无优劣、先进落后之分,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同时代的,在哲学上具有等值的意义。
最后,它以文明史代替了政治史、军事史和王朝史,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在注重文明或文化的共性的同时,对它们各自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到精神和宗教层面的比较研究。这种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所继承。
文化或文明形态史观对于历史学家开拓视野,把握全局,站在哲学的高度研究历史具有启示意义;但无法取代以史实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因此,集传统的史实研究和宏观的整体研究于一身的“全球通史”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阶段-
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
第四阶段是全球史及全球史观的出现,以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的所谓“全球史”(世界史)著作为标志。这些著作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
一是强调它们不是民族史、国家史,也非西方文明史,而是整个人类古往今来的世界史。
二是强调它们的立足点或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以某一点为中心或参照物。
三是都以某种历史观点或理论体系为架构,来对人类的历史进程进行新的分析和归纳,尤其注重诸文明之问的接触和联系。
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力图排除任何一种中心论,以站在地球之外的身份和眼光观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
当下,“全球史”作为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和写作范式,已经风靡全球近70年,其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全球史观的奠基人和第一代实践者,是公认的全球史观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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