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8）

兔主席 20221014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

5.《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6.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8月7日的《八一七公报》（August 17 Communiqué）

7.“六项保证”（the Six Assurances）

这题目越写越大，看着都有压力。想想怎么把内容写得更加轻松一些，大家就是闲时看看，了解了解历史，这样看到最新的时政发展时，也知道是个怎么回事。

二、中美关系：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历史阶段

本系列是从中美在1970年代重新接触开始写的。先理一理大的脉络。

第一阶段是1972~1989年。

这段时期前后十七年，中美关系总体向好。这段时期，中美的共识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自然也得到比较好的处理。作为中美建交的初创期、蜜月期、这段时期里中美也联合发布了若干公报，就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做了回应和解释。针对这些，本系列前面文章也做了介绍。

第二阶段是1989~2001年。

这里前后十二年，这段时期，世界格局剧烈变化，冷战结束、苏联集体、东欧剧变，各种政治风波不断，台湾也经历了自己的政治风波与转型。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波折坎坷。这期间，台湾问题没有发挥什么“好”的作用，相反，由蒋经国开启、李登辉推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化”，变成了一个在中美之间（以及在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之间）制造紧张和冲突的负面扰动因素存在。这些问题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及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达到顶峰。1996年，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前来台海，使这次危机发展成为各方都需要重新梳理和确立自己短中期战略及选择的历史事件。所幸在整个过程中，中美两国政府（美方指总统/白宫/国务院）是保持着沟通和谅解的，毕竟中美两国有过去将近二十年比较好的交往历史做基础，并且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两国领导人积极推动双边关系，使得1999年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这些都为后来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创造了条件。期间，有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1999年）和南海撞击（2001年）这样的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彼时美方的想法是，一方面希望深化和中国的经贸金融合作（这是大企业大资本都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也自信WTO能够推动中国就此纳入西方的政经模式及价值体系（也就是完成所谓的“和平演变”）。

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已然重构，有许多结构性的东西已经被改变了，所以这段时期，中美关系埋下了一些未来危机的种子——包括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政治”，以及美国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美方收益更多归于美国大企业大资本，而非美国劳工和百姓）。

第三阶段是2001~2016年。

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元年，也是文明冲突世纪的元年：当年，美国经受了改变历史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就深陷中东事务，接二连三的在中东打仗，无心顾及东亚，且高度依赖全球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包括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段时期，尽管陈水扁在台当政（2000-2008年），但并没有对中美关系造成特别巨大的负面影响，没有演化出新的台海危机。相反，美国在两岸关系里起了稳定剂的作用，例如明确表态反对陈水扁政府的入联公投。

2008-2009年，美国遭遇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元气大伤，用了数年时间才恢复出来。在国际政治领域，到2011年，奥巴马才提出对亚洲的“再平衡”政策，希望将战略视野重新投向亚洲，同步从中东抽身。至此，美国与中东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的文明冲突似乎就“阶段性结束”了（十多年前，一切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今天则不是“俄乌”就是中国）。而回过头看，也正是由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收缩，使得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上来就“享受”了十多年的“地缘政治红利”。

待美国“重回”亚洲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恰又是蓝营的马英九，马氏在“一个中国”、“统一”等话语上能够与大陆领导人找到交集、共识，使得两岸关系相对稳定。2015年，两岸领导人更在新加坡会晤，把两岸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回头看，新加坡会晤其实是“黑暗前的黎明”；而马氏又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历史存在：他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干扰”了台湾“渐绿”的历史轨道，甚至影响了中国大陆对两岸局势未来的推演和判断——因为马氏的存在，我们对台湾政治情势和走向的推演可能会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

无论如何，美国陷入中东泥潭、遭遇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维持发展，但期间，却酝酿了许多新的因素，犹如定时炸弹一样，只待未来爆发。

——首先是美国因素，美国右翼的、偏向大企业、大资本的近乎原教旨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得美国的普通劳动阶层很难在FDI导向的资本全球化及国内经济金融化下获益。相反，看到的是美国收入/贫富差距在过去二十多年（19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则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社会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击破了“美国梦”的信仰。这二十年中美国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都成为了Trump及右翼民粹政客上台的基础；而美国社会的这些情绪、不满、戾气、愤怒都将被充分利用，转移投射到中国话题，成为“反华政治”的动能。

——其次是台湾当局/绿营执政党的因素：这里有台面上的政治，例如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四阶段论”、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放弃国家统一目标）等，试图重新定义台湾的认同、定位及主权；其次是文化社会层面的更广泛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致力于在族群身份、社会、文化、历史维度上实现将台湾脱离中国/中国大陆。由于教科书被修改，也使得过去二十年的台湾青年都在受到“本土化”、“去中国化”教育宣传熏陶的影响，成为绿营政治的种子。

这些因素，都为后来的关系撕裂埋下了种子。

第四阶段就是2016年开始至今的阶段。

2016年蔡英文上台，Trump获得大选胜利；2017年Trump就职。

表面上看历史转向了，中美关系进入了另外的一个轨道。但如前所述，这个问题自1990年代开始已有铺垫，最终是量变到质变。

这里需要提及，2017年中国召开了“党的十九大”，并在次年紧锣密鼓地召开三中全会及两会，密集提出了全新的政治、政策主题与主张。此时美国人已经看到，中国在走自己的道路，当年美国谋划的将中国纳入WTO体系并以此谋求中国政治转变的构想全面“破产”。

这时，美国主动出击，选择在中美关系上成为“现状改变者”。在2016年Trump选举时就已经将过去二十多年美国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转化为反体制、反华盛顿精英的右翼民粹政治，并将许多问题具体归咎于中国。上台初始，Trump曾打过朝鲜半岛的主意，一度拉拢过中国，但觉得政治收益不大，很快就将全部精力转至中国：毕竟Trump的选民对朝鲜半岛不感兴趣，而只希望看到就业岗位（从中国）回到美国。2017-2018年中国将自己的政治未来“摊牌”后，Trump也就启动了贸易战，全面铺开反华政治。

这时，香港的黄营和台湾的绿营对美国的反华政治也积极策应，希望能够从中获益。2019年，香港“反中”势力涌动，搞出了“黑暴”运动；台湾方面，2020年初，蔡英文也借此势能实现选举连任。我们看到，在港、在台、和在美的反华/反中政客与势力实现了两两的联动。这种情势自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击，而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中国政府的反制又会推动美国将反华政治螺旋升级。2020年爆发COVID-19疫情及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反华话语的竞争）也都起到了负面作用。

中美两国关系是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的，当下，两国关系似已越过某种“临界点”，进入了“失速”状态。而台湾问题在其中，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加剧恶化中美关系的因素（ 一架已经“失速”的飞机上的载重），而很难成为一个改善或缓解因素（“降落伞”）。

以下是围绕各阶段的几点观察：

1）第一阶段（1972~1989年）是中美算是“蜜月”阶段，有几方面的原因：

——有苏联的牵制很关键，美国是“以华制苏”。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了，中美关系马上就薄弱很多

——中国虽然大，但经济不发达，还是个穷国，美国人对中国并不以为意，包括中国的政经制度和价值观，完全不认为中国能够形成什么挑战。说得直白点，美国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只是想着如何利用一下

——中美两国关系看上去不错，但并不那么深，只在浅水区

——台湾在美国眼里更多的是一个流亡的、失败的政权（小弟），稳住不添乱就行了

——美国国会还在确立与总统/白宫的权力边界：到底谁对外交政策/对华政策有话语权。这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2）第二阶段（1989~2001年）是中美关系的纠结发展期：

——苏联一解体，冷战一结束，美国就没有拉拢中国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需求了，这样中美关系的基础马上就“单薄”了很多

——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逐步改善，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例如购买苏-27战斗机），反而被美国用作增加对台军售的借口（1992年，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机），中美俄三角平衡关系的问题，那时已经初见端倪

——不过，在1990年代，中国还不够强大，不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美国还没有考虑对中国本身进行打击/遏制/制衡，更多的只是如何“和平演变”中国的问题

——中国市场广大，积极发展经济，美国看到，其在中国的利益主要在经济贸易

——美国对华政治的主题这时就变成了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关系：一边是和中国“做生意”，另一边则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关注和中国“做生意”的主要是总统/白宫、企业家、投资者等市场力量（及其在政治上的游说者或代言人）

——关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主要是国会两院的政客。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的政治、政治、制度、倡导的价值观，以及台湾/两岸问题。在1970~1980年代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对美国政客只有有限价值；但到1990年代台湾开始搞“民主化”和“本土化”时，被认为是一个符合西方体制的民选政府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自然就亲近美国了，美国政客和民众就开始关心台湾了

——由于苏联不存在了，美国不再需要联合中国制衡苏联，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下降了，所以美国政客也更愿意、更敢于、更理直气壮地跳出来从意识形态、政治价值的角度去评价中国（及两岸问题），而不愿只为了经贸合作而牺牲政治价值

——美国国会继续通过渐进立法和决议扩大其相对于总统/白宫的对华政治话语权（这在李登辉访美时充分体现）

——美国总统/白宫和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力量则希望将经济与政治利益一体化：即，主张加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最终推动政治目标（即逐步改变中国的体制，将中国最终拉入西方阵营）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也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底线，重新审视两岸问题，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最终得出的方案，当然是继续大力推动中国开放，希望通过改变经济带动政治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将两个航母舰队派至台海。这也使得中国不得不审视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决策，审视中美问题，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问题

——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典型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3）第三阶段（2001~2016年）是美国的“战略抽离”期

——这段时期，西方视角里的冷战后世界冲突主题是“文明冲突”，但那时的冲突方是“西方世界 vs 伊斯兰世界”，或者说“伊斯兰世界 vs 其他社会”，但不是美国/西方 vs 中国。要记住，那段时间俄罗斯也陷入类似的冲突里（即车臣战争）。那些年，激进伊斯兰运动确实在影响全球，包括影响到中国

——这时，在美国的视野里，中国做少一点就是“中立国”，做多一点就可以变成美/西方对抗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盟友或伙伴

——美国无心顾及亚洲，只希望亚洲能够维持现状的稳定。这段时期陈水扁绿营蠢蠢欲动，而美国反而起了稳定剂的作用，例如在2007年明确反对陈水扁当局搞的入联公投，认为这是在制造麻烦、伤害两岸交流，危及亚太稳定。当时，反而是希望改变现状的绿营政府与美国关系紧张，而后来的马英九蓝营政府稳定了和美国的关系

——从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只要中美关系稳定，只要美国不掺和、不策应，不搞事，那么台湾绿营想搞事也搞不出来，也不敢搞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只要美国不去掺和一个地方的事，不会制造冲突和分裂，也就不会闹出大的冲突

——这段时期，表面无事，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不断酝酿积累，直至要发生“内爆”，最终是华盛顿政客集体下台，选民推举了右翼民粹的Trump上台，才得到暂时的疏解，但历史就进入了另一个轨道。这个轨道看似偶然，但实属必然，是整个西方右翼民粹政治运动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

——同时，台湾的政治和社会也在持续发生变化，一方面，与大陆的体制越走越远，已经逐渐分离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台湾地方的制度也与美国的制度更加相似了——最低限度是看上去如此。而美国文化是以“反共”、“恐共”著称的；看到两岸，一边是“共产主义”，一边是“自由民主”，如果一夜醒来要做“二选一”的话，自然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更相似的制度。所在，在这第三阶段里，台湾完成了对美国的制度模仿和价值模仿，使得自己能够被美国天然相中选为政治盟友。

4）第四阶段（2016年~）是中美关系恶化期

——常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毕竟中美两国从开始接触（1972年）到Trump竞选的2016年已有44年历史，除了开始的蜜月期外，大部分时间都属于“凑合”、“还行”。但如果以这44年的交往基础，就认定中美永远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永远就“好像夫妻吵架一样，虽然吵架，但是分也分不开”的话，那恐怕就是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夫妻也是会离婚的，中美关系经历的是量变到质变的构成，到最后，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Trump上台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虑过拉拢俄罗斯对抗中国的。但普京没有接招，没有给Trump任何机会，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Trump并不靠谱。所以，Trump没有能够打破中俄关系。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已经完全进入美国的对立面，后续无论是什么人上台当美国总统都无法改变这一条，就此，可以认定，美俄不再可能联盟，而中国又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止于说是“敌人”），所以在中美俄关系上，美国未来将处于与中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联盟或伙伴）对抗的状态

——前面分析，台湾问题总与中美关系相关，中美关系好的情况下，台湾问题不是问题；中美关系如果不好，台湾问题就是大问题了，美国将推动“以台制华”的策略，利用台湾打击甚至瓦解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前面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对待中国政府都是务实的，激进的反华力量和动能主要来自美国国会，往往是美国国会在倒逼白宫，不断缩小白宫的选择。Trump大概是唯一一个反华力度丝毫不弱于国会、甚至超前于国会的总统。最终，在中美问题上，Trump做到的最重要一点，是将“反华”变为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变为美国选举政治里更加重要的政治议题，为国会推动反华政治进一步增加了动力与能量（“卷起来”）

今天暂时写到这里。下篇，说说美国对台政策“框架”、“范式”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