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们联合起来，抵制对历史的篡改、否认和压制

2023-01-07 04:01

编者注：

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各大电影平台、杂志及书刊都纷纷评选出了各自的年度电影榜单，这其中尤以前一段时间英国老牌电影杂志《视与听》历届影视十佳评选的第八期更新最为引人注目，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1975年作品《让娜·迪尔曼》登顶最新一期的榜首。

2022版《视与听》影史最伟大100部电影

无论是一年的范围还是十年的跨度，榜单的制定与更新都代表了某种角度的电影史的更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视与听》自1992年第五届评选开始，影评人与导演的投票被分为两份独立的榜单，虽然依旧榜首都是如雷贯耳的《公民凯恩》，但是细看排行，其实呈现了创作者和影评着非常不同的观影口味，比如导演们似乎格外青睐费里尼、科波拉与黑泽明。

70年来，谁在定义影史最佳

本期「导筒directube」带来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的2022年度电影推荐，这位自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 ）电影专栏撰稿的严肃电影评论家拥有着丰富的阅片量，以及对全球范围内电影人创作长久而持续的观察。

例如2020年2月底，法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手册》发生15名编辑因为新股东变更导致集体离职的重大事故，随后理查德·布罗迪在3月6日也写下长文「《电影手册》被收购，疑问尚存」（What’s at Stake in the Takeover of Cahiers du Cinéma），回顾了从《手册》的创刊、发展到即将面临的终局，从他的角度分析了为何《电影手册》与其他电影杂志不同，并与主编斯特凡·德罗姆通信询问拒绝合作的最主要原因。

《电影手册》之后，再无傲骨

不过也要特别指出，理查德·布罗迪的这份年度电影推荐不是标准的“十佳”，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的电影作品在某些评分网站上分数和口碑较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从站在2022年这个以后必将被后人提及的一年，在美国和全球政治态势恶化的情况下，精心挑选的个人化的、具有政治指向意义的众多作品。

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

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撰稿，并发布表了一系列关于导演弗朗索瓦·特鲁弗、让·吕克·戈达尔和韦斯·安德森的文章。自2005年以来，他一直是该杂志的电影栏目编辑。同时他也是《一切都是电影：让·吕克·戈达尔的工作生活》（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一书的作者，并且正在撰写有关法国新浪潮的书。2019年，《纽约客》著名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选出了过去十年(2010～2019)他心目中的27部最佳电影，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是榜单上唯一一部华语片。

理查德·布罗迪：

在年底列各种榜单是没有尽头的，但是如果我说我不像喜欢看榜单一样喜欢列榜单，那我就是在撒谎。评论有争议性的一面，它会在榜单中以明晰的方式反应出来，但争议不是唯一的价值。首先，榜单汇集了需要铭记的影片，能帮助人们记忆，同时榜单也具有批判性，捍卫值得铭记的电影。所以我不会受限只选“十佳电影”，而是尽量拉⻓榜单，把令我动容的电影都囊括进来。在影评中我的基本指导观念是电影世界远比公开发行宣传的电影范围要大得多。年末，我汇编那些在我脑海与记忆中盘桓的电影，这些电影(即便它们的主题是冷酷或者它们的基调是严肃的)提供了持久的满足和启迪。

今年，提供一份包罗万象的榜单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许多美国电影制作人已经赶上了不久前无法避免的现象: 公开的反民主力量、由仇恨驱动的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非法统治的危机、威权主义的威胁，甚至是我们当前脆弱的美国民主的潜在终结（注：现年65岁的本文作者理查德·布罗迪出生于美国纽约）。

知名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2年9月刊封面及标题——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种现象当然不仅限于美国，世界各地的电影制作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勇敢地、富有见地地、巧妙地面对这些现象。多年来，许多最优秀的美国电影制作人一直在制作充满政治愤怒的电影，像斯派克·李、吉姆·贾木许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战斗在最前线，而像乔丹·皮尔、加雷特·布莱德利和伊丽莎·希特曼这样的年轻电影制作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今年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电影，提供了一个电影范式的转变; 空气中弥漫着一些新的、非凡的东西，而这恰恰与历史和记忆有关ーー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是互相交集的。

最优秀的美国电影制作人与过去抗争的方式是一种反映和抵制——抵制对历史的篡改、否认和压制，这些是右翼错误教育政治议程的组成部分。过去是争夺美国权力的战场。这场战争不是为了美国人的灵魂，而是为了在灵魂和没有灵魂之间、在活生生的民主和僵尸民主之间做出选择。

近年来，《丧尸未逝》《印第安纳的蒙罗维亚》和《我们》等电影中都预见到了这一点。对于现在的电影制作人来说，回到过去并不意味着从当今的冲突中撤退，而是一场关键的、有针对性的、追根究底的争论ーー一次诊断和干预。他们的电影揭露了当今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的基础、底层结构、潜在的滥用和沉淀形式。

吉姆·贾木许《丧尸未逝》 The Dead Don't Die (2019) 剧照

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沃尔特·本雅明在法国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哲学论纲》，他指出了历史与政治紧急状态之间的联系——“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同这种威胁所做的斗争在每个时代都必须赋予新的内容，这样方能从占绝对优势的随波逐流习性中强行夺取传统。”（张旭冬译）

沃尔特·本雅明

他承认，回顾过去可能是一场会令现时紧张的政治斗争，“过去已向我们反复证明，要是敌人（指法西斯）获胜，即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而这个要做胜利者的敌人从来不愿善罢甘休。 ”

许多州强加给学生的关于南方种族关系和南部邦联的谎言玷污了那些忍受奴役和吉姆·克劳法（注：Jim Crow laws，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的人的经历，就像当今共和党内以及媒体和社交媒体大亨中盛行的新纳粹意识形态，是对纳粹主义受害者和那些在击败纳粹德国的战斗中失去生命的人的冒犯一样。

美国废除奴隶制后，前邦联各州的白人公民制定了吉姆克劳法，以加强对黑人的压迫（PHOTOGRAPH BY JACK DELANO）

今年，乔丹·皮尔在《不》中将电影历史与大规模罪恶的延续联系在一起，詹姆斯·格雷在《世界末日》中将白人特权的童年故事与特朗普家族傲慢的崛起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姆斯特丹》中，大卫·O·拉塞尔则描绘了一战中受辱受伤的三个人在抵抗大萧条时期的右翼政变时的情景；池娜叶·楚库（Chinonye Chukwu）在《蒂尔》（Till）中揭示了创造历史时刻背后隐藏的英雄主义; 瑞奇·丹布罗斯（Ricky D’Ambrose）在《大教堂》（The Cathedral）中，以极少的预算，戏剧化地表现了家庭冲突、审美教育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危机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所有这些导演都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关于美国人生活故事的文化战争。他们拿起电影武器反对怀旧、陈词滥调和神话ーー反对只有一个故事可讲的观念，反对荒诞的、过于简单化的讲述方式。他们并没有落入单纯的话题性的陷阱，而是设计出独特的、个性化的创作方式来恢复历史的面貌，展现过去未曾停歇的生活。（注：这段话写得非常好，原文表述——All of these directors are taking part in the ongoing culture war over what stories of American life get taught. They’re taking up cinematic arms against nostalgia, cliché, and myth—against the notion that there’s one story to tell, and against grotesquely oversimplified ways of telling it. They don’t fall into the trap of mere topicality but devise distinctive and individual forms for the recuperation of history, for manifesting the ceaseless life of the past. ）

随着大不列颠倒退到自己的帝国神话中，特伦斯·戴维斯(Terence Davies)和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等英国电影制作人深入挖掘了这个国家的真实过去，将对抗和想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连续与英国导演乔安娜·霍格合作，为她的两部《纪念品》及《永恒的女儿》担任制片人

历史的转向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残酷: 在新冠大流行余震中，以现在进行时的语态捕捉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公开崛起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时此刻，在审查制度下工作的电影制作人们的作品值得我们参考。在那里把摄像机对准街道是一种危险的反抗行为，也是文化战争中的一种策略。例如，在伊朗，像贾法·帕纳西(目前被监禁)和他的儿子帕纳·帕纳西这样的导演，在外景地拍摄现代故事，通过本土和亲密的戏剧故事，概括了他们国家目前存在的广泛的社会危机。

贾法·帕纳西《出租车》（2015）剧照

这些导演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电影可能无法放映，或者受到无法放映的威胁，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也将受到严格的屏蔽封锁。在美国，官方对电影的审查很少是问题；相反，这种威胁来自商业需求。传统电影面临被合同吞并的风险: 公司被收购，版权到期，而一些电影正在通过有计划的、稀缺性的商业模式悄悄溜走（注：指《纽约客》记者Matt Zoller Seitz在2019年10月报道许多经典福克斯电影正在被某大公司雪藏），而另一些则仅仅因为漠不关心而消失。

新电影在向流媒体(喜欢剧集而不是电影)的转变和疫情的影响之间夹缝中艰难挣扎。疫情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的观影习惯，尤其是对于那些年纪较大的艺术电影观众来说。去年年底发行的大多数奥斯卡类电影票房表现都不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有限的影院发行到迅速被吞没在流媒体的海洋之中，许多伟大的电影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几乎没有留下它们的存在的痕迹。最后，对于各种电影榜单来说，帕纳西2015年的电影《出租车》已经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应看尽看，应看速看。（原文：it’s imperative to watch what you can when you can, as soon as you 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