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张灏的沉思

文｜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责任编辑｜邢人俨

香港清水湾，蜿蜒的山路树影幢幢。1998年，时年61岁的张灏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担任教授。他拎白色帆布包，在校园匆匆走过。因为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剧烈运动，人们常看见他在操场旁的临海山路一边散步，一边凝神沉思。

1998年，任锋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那年香港刚开放内地招生，他作为优秀生源被选入香港科技大学。第一次见到张灏，是在人文学部的开学仪式上。张灏是教授，又是美国回来风头正盛的学者，任锋很希望见面之后说点什么。

他想起之前在图书馆溜达，翻到一份思想争鸣的知识分子期刊，近期登载了张灏写戊戌变法的文章，便客套地说，自己看了文章很受启发。张灏很意外，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任锋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时期师从张灏。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张灏为人低调，鲜少寒暄。当年初来乍到的他，在内地受的史学训练和张灏的研究路数迥乎不同。文章只能说看过，却讲不出一二三。“跟他说话，你必须得真的有想法。没想法，他不会跟你聊今天的天气。”

在美国华人学界，张灏与余英时、林毓生并称“思想史研究三杰”。台湾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在悼文中称其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大师”。

张灏专长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著作颇丰，在海内外享有声誉。著有《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等，也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在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看来，张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大学者相比，某种意义上是不知名的。“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非常低调，不爱抛头露面，不主动和媒体打交道，不喜欢到处演讲，甚至出席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都很少，他只是安静地做自己的研究。他在香港待了多年，默默无闻，媒体上基本见不到他。”

2022年4月21日早上，许纪霖打开手机，收到葛兆光教授发来的微信：张灏先生去世了。他有些发懵，给香港台湾的朋友打电话四处求证，最后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黄进兴那里得到确认。

“我觉得非常受冲击。”许纪霖在电话里的声音仍有些哽咽。

王汎森收到讣告也颇为讶异。4月22日上班途中，他接到电话得知消息。“因为车子刚开进隧道，有点慌乱，我忙问：‘哪位张先生？’我之所以没有马上想到是张灏先生，主要是因为今年二月在图书馆线上捐书典礼上看到张先生时，觉得他的状况还不错。所以完全没想到两个月后，张先生便故去了。”

1937年出生的张灏，籍贯安徽滁县，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少年时代，他在台湾大学、哈佛大学求学，师从“五四之子”殷海光、比较思想史巨擘本杰明·史华慈。史华慈与费正清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两位中国学专家，亦是孔飞力、杜赞奇、柯文、杜维明、李欧梵、史扶邻等著名中国学专家的老师。

张灏一生著述不多，却多是极有分量的经典。他生前提出多个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概念和观点，后世学人很难绕开。首次发表于1982年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因探讨对人性罪恶和堕落的防范与警惕，对知识界影响深远。

4月25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发布讣告《沉痛悼念张灏先生》。“张先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注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局中的思想变迁进行探索。他提出的诸多创见，如转型时代、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等，影响深远。特别是通过对儒家忧患意识、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与各种现实主义的反思，他开创性地提出‘幽暗意识’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儒家传统及审视西方制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意义重大。”“张先生淡泊宁静，治学七十载，踔厉慎思，缜密精深，为建立文化中国的认同，重塑新轴心时代的心灵结构，做出了卓越贡献。”

任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许倬云曾评价张灏“学问缜密扎实，人品正直正派”，其思想的深邃和穿透力得到同辈学人普遍认可。

“我个人以为除了幽暗意识、转型时代之外，他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敏锐而有洞察力”，王汎森在邮件中回复，“如梁启超与近代思想过渡、儒家经世思想的阐发、近代思想中的‘意义危机’‘轴心时代’的问题，乃至于近代中国革命、乌托邦、近代中国自由民主发展的问题等等。”

张灏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几乎不再接待访客。任锋和张灏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21年岁末。电话里，张灏听起来气力还很足，只是记忆似乎有些衰退。两年前，夫人去世后，他搬到小女儿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住在一间公寓里。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他罕见地谈起生活：女儿很孝顺，夫人去世，说了两次，还关心任锋的家人。任锋原计划五一再跟他联系。

2022年4月27日早上九点，任锋在线上组织了一场内部追思会。与会者大多是张灏生前的故交、学生和晚辈，许多人已是历史学界颇有建树的学者。每个人都谈到了心中的张灏。

许纪霖是张灏著作和思想在中国大陆早期传播的重要推动者，2003年策划出版《张灏自选集》。1990年代中期，他到台湾开会，在书店买到《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见倾心。当时，他正面临学术转型——从知识分子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

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自1980年代开始重建。徐大同、陈哲夫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告别极左思维后的两部标志性论著。但历史造成的断裂，使得有价值的学术资源大多来自外部。

葛兆光教授在2021年底发表的《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一文中说，思想史在西方学界已经衰落，在中国大陆学界却一直是热门，近十几年尤甚。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进入1990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系列变化有待思想史学界回应：如果要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什么是可以发掘的传统资源，什么是需要重新确立的价值，什么是呈现中国的思想？

许纪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当时没有受过系统的思想史训练，也没接触过西方政治哲学。

第一次读到张灏的著作有如电击——仿佛找到了最接近理想的模本和范式。他将张灏沿袭自史华慈的研究传统提炼为“问题式的思想史”，它注重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

他给张灏写信表达敬慕之情。1998年，许纪霖到香港中文大学开会，专程到清水湾和张灏见面。在可以看见大海的咖啡厅，张灏与他漫谈。“他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人。”人如其文，平静中透着炽热，“那种炽热就是他的大中华情结。”虽然鲜就公共问题发言，但许纪霖发现，张灏对内地发生的各种思想界动态，包括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都很感兴趣，见解颇深。

后来，许纪霖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年，两人有了更多来往。张灏爱吃，因为早年生活在四川，尤其喜食辣椒。有一阵子，他做了心脏手术，只能吃一碗不放油盐、只有几根青菜的面，在科大餐厅被称为“张公面”。

2002年，许纪霖邀请他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陪他坐长途汽车去苏州，逛了拙政园和留园。后来张灏夫妇到杭州旅游，从上海经过，没有告诉他和友人。许纪霖觉得这有点像日本人，“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

许纪霖认为史华慈开创的“问题式思想史研究”曾在美国形成强大的传统，并培养出墨子刻、李欧梵、田浩、林毓生等一批优秀学者，其中最得史华慈真传并发扬光大的就是张灏，但这种研究传统在美国“已经断了根”。

随着这批学者退休故去，已经没有第三代学生。如今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思想史已不是主流，人们转向社会史、文化史，“恰恰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也正是张灏先生著作的价值所在。”

追思会上，学者潘光哲提到当下的台湾学界是社会生活史当道，他看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研究主题——吃冷冻水饺的历史。“当然不能说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相较于这代人所关心的时代脉动课题来说，的确像被商业化和消遣化的史学。他认为张灏的学术遗产，“到今天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思潮以及它的后果，都还有一个提醒作用。”

1980年代，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前文学院院长丘为君是张灏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博士。在他眼里，张灏的思想世界虽西化，做人却讲究人情义理。

有一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一位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说研究领域和张灏有点重叠，很不好意思，希望他不要见外。丘为君觉得是一分钟就回复的事，张灏却改了好几遍。丘为君帮忙打字，来回折腾了两天。最终回信文词优雅，他鼓励后辈，大家是在各自努力，都有资格做。

张灏常沉浸于思想世界，不用手机，也不会用电脑。他曾开车载丘为君去吃饭，开到半途，车坏了。丘为君打开车盖一看，水箱里一滴水也没有。两人站在路边，还一直在谈韦伯的问题。

丘为君还听过一个故事。张灏曾开车从美国中西部到西岸，和友人一同去洛杉矶开会，结果超速被警察拦下来。警察很疑惑，“为什么你们两个看起来年纪都蛮大的，车开这么快？”张灏有点不好意思，说在争论学术问题，太紧张了。幸好警察放过一马，没有开罚单。

1937年，张灏出生在福建厦门。他曾在回忆中写到，那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1岁时，他在炮火中随父母逃往重庆沙坪坝，住进嘉陵江边，一个房子是木头和竹制的小村庄。

父亲张庆桢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国民党立法会委员。警报和防空洞，构成人生最初的记忆。一次轰炸后，他和父母从防空洞回来，家已沦为废墟，一片碎片瓦砾中，还剩下一个棕绷床垫躺在地上，中间有一块不知从哪飞来的巨石。这个怪异的景象，给年幼的他留下恐怖的阴影，一生徘徊在梦魇之中。

他在战火和动乱中长大，1949年春天，到南京城北的同学家玩。明媚的春光洒落在花木扶疏、绿草蔓生的庭园上。一群孩子在深宅大院穿梭奔跑，看不见一个大人。询问原因，同学只淡淡地答，“他们都跑了。”

历史像地下水一样灌溉着他的时代感。举家迁往台湾后，张灏16岁考入台大历史系，岛内正值白色恐怖，他受殷海光感召，追随五四精神传统。1959年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中文图书馆，第一次看见用祁连山上的雪灌溉山下沙漠的照片。1960年初的一个寒夜，他读到艾青的长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成年后的张灏第一次对中国二字产生实感。他开始左转，关注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末，他到俄亥俄州任教，当地报纸上的中国消息不多。“但从各方零星的报道，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动态。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我的困惑日益加深。”

1962年春天，名重一时的宗教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来哈佛讲了一学期课，这对旁听课程的张灏产生了较大影响。

尼布尔在思想界重大的贡献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必须记住人的罪恶性。最能表现人之罪恶的就是人对权力的无限贪欲。二次大战的悲剧，便是这罪恶性的明证。

张灏有旧学底子，从小被教习《古文观止》。到了美国后，深受帕森斯、罗伯特·贝拉、艾森施塔特、克利福德·格尔茨影响。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任锋提到一个观察——他认为张灏对西学的理解至少比大陆学界领先一代人。比如写作《秩序与历史》的历史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近几年因大量中文翻译引入而在思想界引起讨论，张灏至少1980年代左右在美国就有深入了解。

他曾在《张灏自选集》的序言中写道，刚到美国时，对社会科学抱有极大热诚，满以为可以找到理解人的行为和思想的钥匙，但19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以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论为主流。

他在著作中目眩一阵也就失望了，因为没有找到“人”。反而是从现代西方的神学思想中，无意间找到了“人”。

“也许是因为他们从超越的距离去回视人类，从神性反思人性，常常能看到人自己所看不到的东西。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有时得借助神学去透视人世和人性。”

1982年夏天，台湾《中国时报》在宜兰山间的栖兰山庄举行学术思想研讨会，张灏将蓄之有年的问题与想法写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首次发表，并形成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轴。

所谓幽暗意识，是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和遗憾。

“幽暗意识一方面要求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张灏这样认为。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力克是张灏英文著作的第一位中文译者，翻译了《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追思会上，他谈到了这段往事。

“1988年，我在北师大念博士，有一次去看刘东，刘东谈起他开始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问有没有好的思想史著作让我翻译。刘东说有一本好书，是他导师李泽厚先生推荐的。”

他到北图外文新书馆里复印了这本张灏1987年的英文新著，《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当时的人还没有版权意识，翻译很粗糙，有不少错误，高力克想起来很惭愧。

“这本书是张先生思想史研究的巅峰之作，翻译起来很难。特别是章太炎这一章，是由白寿彝先生的古代史博士生许殿才翻译的，他说简直是天书，特别是佛学部分。我们那时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我当时学思想史还没有入门……在大陆思想史的著作当中，没有这样的写法。”

丘为君在1980年代中期到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跟随张灏读博士。他提到了一个与张灏日后在中文世界影响力有关的重要因素——

张灏早期写英文著作，又非常低调，“认识他的人比较少”。他38岁成为正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便不再有英文发表的生存压力。

1975年左右，在友人提议下，他同一批旅美华人知识分子开始用中文写作，与中文世界沟通，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释放影响力。从1975到1980年代晚期的十余年间，他已相对完整地建立体系，“体力跟思想都是巅峰状态”。

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以1949年为界，出生在1910-1930年之间的“后五四”一代，在求学时代接受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时，被一连串政治运动耽误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19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学术青春。

“1980年代，张先生这些人都已经成名，东西成系统了。”任锋对南方周末说。

“张先生不是一个善于聊的人，非常节制，不多说话。但是他在观察、在琢磨。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出生以后，生死都见过了，家被炸没过，自己没有根，四处漂泊，他对权力、名誉比较早就看开了。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真的是学界里有东西的人他才会交往，其实他对同辈学者的评价，心里也是非常严格的。”

任锋给张灏做研究助理，借书、复印资料。私下里，张灏偶尔谈到同辈，会不客气地指出不足。他尤其警惕思想的简化，会欣赏朋友的广博、古文功底好，但对问题思虑的深度广度不够，也会觉得欠妥。

许倬云到港科大讲课时，曾提到自己是“半个儒家”。任锋回去后告诉张灏，他觉得很有意思。“他的理性分析气质比较强，精神认知不轻易外露”。张灏去世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发布的悼文中提到“儒家也失去了一位大师”。任锋私下打听后得知，那是杜维明先生添了一笔，“这倒又是他的朋友辈对他的一种认可吧。”

“张灏有一些很卓越的看法。他提到五四的时候，傅斯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思想也多元，充满着矛盾，内心是有紧张感的。德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就比较简单了，他蛮为傅斯年感到可惜的。我觉得张先生这样一种判断是对的，他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洞见，这种洞见至少我是有强烈共鸣感的。”许纪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成庆曾在华盛顿拜访过张灏。那时他已年过七旬，头发花白，却亲自开车到机场接他们，还带去一个川菜馆用餐。

当时，张夫人无意间提到丈夫每天在房间活动的细节——“说他一天到晚就坐在沙发上思考”。成庆觉得这有一点哲人性的特色，“他并不是每天都在埋头读书，他可能有大量的时间都在那里思考。”临走前，张灏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中国思想史研究也要清理门户。”他认为弦外之音是，很多争论都没有回到基本的思想源头议题。

张灏家中的客厅挂着一幅于右任的书法。成庆后来查过，是于右任在1945年写的一组抗战组诗。于右任先生的作品当然非常珍贵，但他觉得这也显示了张灏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之深。“这是那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学者的普遍共性，见到我们从大陆来的一些年轻人，他也会感觉非常亲切。”

2019年秋天，王汎森收到张灏女儿来信。信上说，希望他帮忙处理父亲的藏书和文件。他马上联络了“中研院”近史所。虽然藏书空间非常有限，时任所长吕妙芬很快答应了。

后来，王汎森亲自到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与张灏长谈，却感觉他有些犹豫。“人毕竟不容易与终生相伴的藏书、笔记一刀两断。”不久之前，张夫人刚过世，他陷在痛苦中，女儿似乎也感受到这种迟疑。虽然最后，张灏还是带他上楼，评估如何处理藏书，但只是默默巡礼一番，没有进一步谈。

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去了安湖。张灏反复说：“劝君不能老！”“俱往矣！”尤其“俱往矣”一句，反复再三。

2022年2月9日，张灏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他将毕生收藏的5000册图书，以及手稿十余大箱，捐赠台湾“国家图书馆”。

任锋认为老师毕生在与人生前十几年的记忆共处——张灏平常说纯正的国语，但好几次听他私下和师母讲话，很像西南官话的味道。“一个中国年轻学生，二十多岁在哈佛图书馆里待，十多年前还在战火中钻防空洞。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辈子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广大的学术探讨。”

身为历史学家，历史中的人物活动或权力斗争不是张灏关心的重点，他在意的是背后的观念，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感受。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从西方文明中寻找出源流来与中国传统连接。

王汎森认为张灏后来对“幽暗意识”有进一步思考。

张灏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后期，两人谈到当时他所关心的问题，张灏提到对“恶”的来源感到兴趣。“我注意到任锋所编的《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一书中收了一篇张先生的《我的学思历程》，其中提到有一种‘极恶’（如纳粹、如南京大屠杀），从之前由‘人性’出发的路径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张先生说：‘所谓极恶是我们无法用常人的心理或动机去认识或测度，它代表一种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现象’）。还要从人世阴暗的两个外在源头：制度与文化习俗或思想氛围去解释，‘人置身其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受它的驱使与摆布。’”

“总而言之，我认为张灏先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尚未被很多人意识到的深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在追思会上说道。

张灏称自己为“二十世纪之子”。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世界沉浸在即将步入新千年的祥和与喜悦中。张灏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忘记二十世纪！》。他认为二十世纪从1895年开始，从此进入转型时代。“他的整个学术就是对二十世纪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刻的反省。”任锋说。

到了晚年，有几次，张灏讲得很沉痛。他在电话里对任锋说，相比犹太人，中国在二十世纪亦是受过如此多苦难的民族，但是对人的反省却不及他们，这一点令他痛心疾首。

（感谢邢本宁女士、邢义田教授对本文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