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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史》（The Power law)
不是每个人都对风险资本家（VC）抱有好感。直到不久前，还有人指责VC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弊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垄断市场、侵犯隐私，以及零工经济中工人权利的倒退。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业绩而置治理于不顾，被指助长了一种肆无忌惮的激进资本主义文化，优步、WeWork和Theranos等公司的丑闻与这种文化脱不了干系。
在《风险投资史》（The Power Law，商论译为《幂法则》）一书中，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承认该行业存在一些缺点，尤其是严重欠缺多样性。但他也为VC行业的整体成就积极辩护，包括资助了现代世界许多最有用的发明（搜索引擎、智能手机、疫苗），颠覆了安逸的垄断，创造了令人瞠目的财富。他甚至声称，VC结合了公司的组织优势与市场的灵活弹性，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制度”。无怪乎VC模式如今已风靡全球，在中国的成绩尤为亮眼。
这本书的研究深入详尽，并佐以对领军人物的生动描述。马拉比在书中探讨了VC行业的历史及其蓬勃生命力的源泉。他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经济学人》记者（也是现任总编的丈夫），写过关于对冲基金行业的研究著作，以及一本广受好评的格林斯潘传记。马拉比几乎完全聚焦于推动了科技行业发展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公司。VC行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思考方式。在评估投资项目时，VC们仍然遵循先驱人物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理念，即更关注一家公司的“知识账面价值”，而不是财务账面价值。他们愿意承担极端的财务风险，接纳移民，容忍书呆子和不合群者——众多成功企业家都是这类人。... ...
选段来自《经济学人·商论》2022-02-07文章
《解码者》（The code breaker)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解码者》（The Code Breaker，商论译为《密码破解者》）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书中以主角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的学术生涯为主线，穿插了各种历史和当代事件。2020年，她与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因为她们“开发了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简洁地介绍说。
大多数人认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看法，将这两人视为CRISPR编辑的主要发明者，尽管她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协助，也吸收了更多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人持有异议，他们想要分享荣誉，更想分享专利。杜德纳和沙尔庞捷研究的是细菌。CRISPR很多时候会被应用于更加复杂的生物，例如人类。麻省剑桥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张锋是第一个在人类细胞上尝试这项技术的研究员。因此，博德研究所的律师正与杜德纳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律师以及沙尔庞捷的法律代表激烈交锋，争论各家专利申请的权利范围。
在未来几十年里，CRISPR及其后续技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谁也说不准。至少，它们会让人类更健康，食物更充足。而它潜力的极限或许是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在用金属和塑料制成的机器将变成血肉之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自己的宠物和花园植物，猛犸象将再次在苔原上呼啸，而人类的繁衍将不再听天由命。
选段来自《经济学人·商论》2021-03-20文章
《交易的世界》（The world for sale)
《交易的世界》（The World for Sale）一书中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并不是那种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里对着彼此大声喊价的人。彭博新闻的记者哈维尔·布拉斯（Javier Blas）和杰克·福尔奇（Jack Farchy）更感兴趣的倒是一小批大多是私营的公司，它们把大宗商品从那里移到这里。这是一个引人入胜、料很足的故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位置：通常是在很多人不会想要去做生意的地方，由他们不愿与之做生意的人物经营。少数狂妄的冒险家克服了这些顾虑，成为了亿万富翁。
发财的机会在三次大浪潮中涌现。上世纪60和70年代，大宗商品交易商在打破被称作“七姐妹”的老牌英美石油卡特尔、建立欧佩克这个新联盟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还在苏联解体后的大混战中赚得盆满钵满。而2001年后，这些人物又在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供应了来自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大量原材料。这一路上，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一些供应商帮助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规避了经济制裁，为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销售石油，还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输送美元。书中记述了惊心动魄的买卖，比如从饱受战火蹂躏的利比亚出口叛军控制的石油，或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残酷的“铝战争”期间做交易。
令人惊奇的是，就这么几家由寥寥数人掌管的公司竟能控制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到如此程度，受到的监管又是如此之少。荷兰贸易公司维多公司（Vitol）在英国老板伊恩·泰勒（Ian Taylor）的领导下成为了最大的独立石油分销商，部分得益于在前苏联国家的大胆冒险。该行业的许多分支都来自同一棵树——菲利普兄弟公司（Philipp Brothers），这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但诞生于汉堡的贸易公司，年轻的马克·里奇（Marc Rich）在这家公司做交易员时声名鹊起。
选段来自《经济学人·商论》2021-03-13文章
《领导力》（Leadership)
无论你怎么看亨利·基辛格其人，他异常丰富的记忆和经历都足以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源。现年99岁的他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也是许多总统和总理的非官方顾问和朋友。在他的最新著作中，他探讨了20世纪下半叶的六位领导人如何改变了自己国家的行进方向，也给世界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近距离观察过这么多领导人后，基辛格理解他们必须承认和想办法绕过的各种限制。这包括“稀缺性”，即他们自己的社会在人口结构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局限性；“时代性”，即他们生存的时代普遍的价值观、习俗和态度；来自别国的“竞争”，因为它们也有自己的目标；事件的“流动性”，也就是事件发生的速度之快可能迫使他们基于直觉和假设做出决策。领导人必须会走钢丝——太过胆小或胆大，都会跌下来。
在基辛格看来，领导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类：政治家和预言者。政治家操纵环境使之于己有利，用警觉、谨慎来调和愿景，顺应社会惯例，直至现有制度需要被改变或挑战。预言者则准备好了——甚至于急切地——要和过去决裂，无论风险几何。...在结尾处，作者问道，今天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应对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所必需的品格、智识和坚韧”的领导人。对此他并不乐观。学识的减退以及技术的社会原子化效应都没有助益。道德使命以及常常支撑它的宗教信仰的削弱也一样——而这些激励了六位领导人中的五位（即便尼克松也受到贵格会教育的影响）。... ... ...
选段来自《经济学人·商论》2022-08-06文章
《元宇宙改变一切》（The Metaverse)
... ... ...偶尔也为本刊撰稿的科技分析师马修·鲍尔（Matthew Ball）在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中指出，元宇宙这个名称相对较新，但背后的概念并不新奇。这个词是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其小说《雪崩》（Snow Crash）里创造的。鲍尔将与真实世界平行的合成现实这一概念追溯至1935年斯坦利·温鲍姆（Stanley Weinbaum）的短篇小说《皮格马利翁的眼镜》（Pygmalion’s Spectacles），以及后来的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人书写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作者笔下的合成世界都是反乌托邦的——这一点是当今科技公司的老板们没有注意到的，也可能是故意视而不见。
无论是小说里的还是计算机科学中的虚拟世界，鲍尔对其历史所做的总结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但他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他对元宇宙的定义：一个可让数以百万计用户同时访问且可互操作的3D虚拟世界网络，这些用户可行使对虚拟物品的财产权。
这个定义挺有意思——既在于它提到的，也在于它没有提到的。它不只是重新定义了虚拟现实：头显不是必备品，如今的虚拟世界大多是使用平板显示器访问的。它也没有提到区块链或非同质化代币，尽管鲍尔承认它们可能也有一席之地。他坚持认为应该只有一个由许多虚拟世界组成的元宇宙，就像只有一个由许多不同网络和服务组成的互联网一样，这些网络和服务连接在一起时更有价值。
选段来自《经济学人·商论》2022-08-13文章
《金钱博弈》（Money games)
《文明的逻辑》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与政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上。企业家推动创新是大胆冒险，在一个阶段里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少数派，如果大多数人都能看到新发展的方向，那也就不是创新了。创新不可能靠委员会来推动，创新不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想法，创新需要想象力，但委员会，半数以上通过，有很多否决机制，希望四平八稳搞平衡，就很难迅速有效地推动创新。引申而言，官僚机构中不会有企业家精神。同样道理，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家，管理与创新不是同义词。
企业家天生是乐观派，如果缺乏乐观，他们就不可能比常人更加冒险了。当下中国的企业家缺乏信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信心不是靠刺激就能解决的。刺激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治标不治本。好的企业家会看长期，反而对短期的刺激并不感冒。如果因为政策带来成功，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兴奋。缺乏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恰恰因为企业家是在做冒险的事情，失败本来就是常态，运气不好，犯错，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怪不得别人。但如果外部环境让企业家意识到可能加剧自己失败的可能性，缺乏自信，躺平也就变得很正常了。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企业家很多是套利型的。套利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看到市场中的机会，比如城镇化的机会，赚取机会的利益，无可厚非。但房地产长期的繁荣，显然让房地产企业家变得过于自信，对风险的感知度和敏锐度降低，路径依赖的程度增加，这也是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看房地产行业的点评。
每个人视野的穿透度和开阔度不同。有的人能放眼长期，有的人目力所及就是当下。并不是说看得远就一定好，但能够关注长期的人，为善的可能性会更高。这其实也是无限游戏和零和游戏的区别。关注短期，很容易关注交易的机会，有限的游戏，分出输赢。关注长期，就不能只关注交易的机会，更希望达成长期的目标，就会更关注产业、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经济学人集团视频号 - 直播回放可回顾全场对谈）
《芯片战争》（Chip war)
选段出自《经济学人·商论》App 2022-10-22 文章
《戴维营三日》（Three days at Camp David)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名誉院长，国际贸易和金融专家杰弗里·E.加藤（Jeffrey E. Garten）曾在四届美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他的新作《戴维营三日》还原了重要的历史现场——51年前的“尼克松冲击”。
本书详细记述了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锚定黄金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固定汇率体系，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天内经由尼克松政府在戴维营的一个周末就被推倒的。如果用逆向思维来研判，恰恰是美国的单边行为，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打破路径依赖主动变革。在美国看来，是他们已经为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安全体系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为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乃至蓬勃成长付出了过多的代价，现在是时候做调整，让西欧和日本承担更多安全和金融责任，推动西欧和日本乃至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美国的做派很霸权，而且整个决策充满了算计，单边决策逼迫国际市场和西欧、日本就范。但事后看来，这种单边倒逼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推动整个体制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从黄金锚定向法币信用支撑的全新全球金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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