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关注“准备不足”的农村防疫了
随着各地染疫人数的激增，如何应对医疗资源有限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疫情大爆发，成为时下防疫的重中之重。在官方层面，虽然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早在12月11日即发布了《关于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对如何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形成医疗服务联动，以及加强缓冲病房建设、落实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分类收治和宣传引导等做出顶层设计，但具体到实践和现实层面，基础薄弱的农村防疫远比红头文件提及的问题复杂得多。
最突出的问题，是政策急转弯带来的各方面“准备不足”。这样的“准备不足”，在大中城市也有体现，比如北京第一波大爆发之际出现的药品抗原供应不足、各大医院发热门诊大排长龙、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骑手运力严重不足等，但在农村和小城镇问题和矛盾则更为突出，这既是由硬件和资源决定的，也与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有直接关系。
对广大农村来说，前一天基层防疫人员还在严防严控，还在大建方舱医院，有一些地方居民门上还被贴着封条，被严格限制自由流动，第二天却收到通知要求撤掉所有防疫措施，不管是防疫人员还是普罗大众，普遍茫然无措，不明就里地被动加入到“放开”的洪流中。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点谈到了农村防疫在硬件层面的“准备不足”问题。“一方面县级医疗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面，像以前指望外部支援也不太可能，所以农村医疗体系可能面临‘双重夹击’，社会面感染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病毒毒性变弱了，大部分人可以自己处理，但总有一定比例人群需要到医院就诊，绝对量预计不会小，农村可能面临医疗体系被击穿的风险。”“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医疗设施、资源还没来得及准备。或者说‘新十条’出得太快了，而跨区域的核酸、落地检等政策是农村防控最核心的措施。如果有落地检，就可以管控疫情输入风险，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传播。现在的情况，压力肯定积压到医疗系统了。”
此外，吕德文也提到了政策急转弯之下民众意识层面的“准备不足”。“现在防控政策的转向是城市需求倒逼的结果，对农村居民的诉求和观念考虑得很少。”“干部们没有适应，群众也很疑惑。我调研的有些村镇挨着广东，广东出现疫情，干脆直接把集市给关了。但是昨天关闭，今天又放开了。在这个情况下，瞬间的伤害已经造成，群众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随着时间推移，群众会慢慢接受，当周围出现一些案例现身说法，大家就能接受了，所以宣传问题不是很大，影响比较大的是政策急转弯给群众造成冲击，我觉得这是个教训。”
放在疫情三年的周期中，处于“边缘”的广大农村也往往很被动，只能循着“中心”城市的步调调整自己的节奏去适应。比如在疫情早期，虽然疫情在2019年12月就已经出现，钟南山在1月20日已首次公开证实“存在人传人”，可一直到1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疫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才从“中心”城市传导至广大县城和农村，而且传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以至于一段时间里农村纷纷“硬核防疫”，防疫逐渐走向运动化、极端化。
时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放开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农村因“准备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只能与时间赛跑去补足、去解决。一方面继续提升老年群体的疫苗接种率，一个现实是，农村与小城镇老年群体普遍疫苗接种率低，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内地60岁以上老人接种两针的比率是86.6%，80岁以上的只有66.4%，而且农村的比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67亿人，疫苗接种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200多万人筑起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障。另一方面，考虑到广大农村独居老人等特殊情况，还需要采取更加机动有效的应对之策，比如采取“敲门行动”，送药上门等服务，以最大限度保障此一部分群体的用药需求。
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接下来，如何守好最薄弱地区的疫情应对防线，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成为一大考验和挑战，也是检验中国之治的关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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