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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当贺建奎宣布他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过的一对双胞胎婴儿出生时,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连线》杂志报道,因这一行为而被监禁3年的贺建奎已经复出,他想继续探索这个科技前沿,但是为罕见疾病来寻找治疗方法。2018年11月,贺建奎震惊了世界,他首先在YouTube上,然后在香港的一个国际科学会议上宣布,自己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了人类胚胎的基因构成。这些胚胎被用来妊娠,世界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了。上图:贺建奎在实验室。The He Lab,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科学世界对贺建奎的反击是严厉而迅速的。科学界人士谴责他的实验不符合伦理道德,并对婴儿的健康表示担忧,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两个婴儿的健康状况知之甚少。中国政府暂停了他的研究,谴责他违反了医疗法规。2019年12月,中国法院认定贺建奎犯有非法行医罪,并判处其三年监禁。鉴于贺建奎的实验,政府此后通过了禁止为生殖目的改造人类胚胎的规定。贺建奎于今年4月获释出狱。最近几个月,他在推特和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公布了下一步行动。他曾是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说已经在北京开始了一个新的独立实验室,并希望进行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基因治疗是一种试图通过用新的健康基金替换有问题的基因,来纠正遗传性疾病的方法。在接受《连线》的电子邮件采访时,他说自己想帮助患有罕见疾病的家庭,计划治疗已经患有这些疾病的人,而不是像他此前对两名婴儿所做的那样,通过对胚胎进行可遗传的基因改变来预防这些疾病。他想解决的第一种疾病是杜兴氏肌肉萎缩症,或称DMD,这是一种罕见的、灾难性的遗传疾病,导致肌肉逐渐丧失,几乎只影响男孩。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他们正在遭受痛苦,我想帮助他们”。他不愿透露他的实验室是如何得到资助的,或者他在筹集资金方面是否面临任何挑战,但他说他已经雇用了三名员工,并将招募更多员工。他在推特上说,他希望在2025年前筹集到5000万元人民币并启动DMD的临床试验。贺告诉《连线》,他想让基因疗法变得更加经济实惠。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已经获批的少数基因疗法的一次性治疗,就可能需要100万美元或更多。他说:“我们开发的基因疗法将由一个非营利组织提供,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但是,他正常地回归科学领域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极端不当行为的研究人员,是否应该被接受回到科学界,以及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后续工作。上图:贺建奎出狱后在北京大兴组建的实验室。来源:贺建奎个人微博。匹兹堡大学病理学副教授、新纪录片 《Make People Better》(让人们变得更好)的制片人萨米拉·基亚尼说:“我认为他有毅力和耐心重新回到研究中。”这部影片中,贺建奎没有接受任何镜头前的采访,而是使用了他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医学历史学家本杰明·赫尔布特之间的电话录音,以及贺建奎聘请的公关团队在2018年拍摄的宣传片。自从贺建奎出狱后,基亚尼与他进行了几次Zoom视频和电子邮件对话。她说:“我认为他志存高远,但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一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贺建奎应该有机会证明他有能力做出科学上有效、伦理上合理的工作。哈佛大学科技研究教授 希拉·贾萨诺夫说:“他的事情已经公开,世界将对他的可信度做出了判断。我认为他说的任何话都会遭遇很多的怀疑态度”。但她认为,如果他的研究能通过同行评议,禁止他在未来发表作品的道德依据并不存在。其他人对贺建奎的计划表示担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脏病专家和基因编辑专家基兰·穆苏努鲁说:“我不希望这个家伙接近任何类型的临床试验,或者相关的正在开发和提供给病人的治疗方法”。他撰写了关于基因编辑历史和那两个婴儿的书《Crispr的诞生》(The Crispr Generation,Crispr是贺建奎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探讨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和伦理的《Crispr人》(Crispr People)一书的作者汉克·格里利说:“他秘密进行了非法和严重不道德的实验,而现在他想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我不认为科学应该接受他回来,至少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些迹象表明他理解、接受并承认他搞砸了的情况下”。格里利认为,就目前而言,科学期刊应该拒绝发表贺建奎的论文,中国以外的组织应该拒绝给他研究经费,但他不确定这种禁止应该持续多久。贺没有为他的基因剪辑实验公开道歉,这个实验旨在通过使用Crispr技术,在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中创造一个突变,使婴儿对艾滋病毒产生抵抗力。这种特性在一些欧洲人的后裔中自然出现,并能阻止艾滋病毒进入细胞。但是,贺建奎的数据显示,婴儿的细胞表现出镶嵌性,这意味着基因编辑并不均匀。目前还不知道孩子们是否受到任何与基因编辑有关的健康影响。在香港举行的2018年基因组编辑会议上,他为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辩护,他说:“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很自豪”。实际上,当《连线》问他如何回应对其工作高度不道德的批评,以及他是否仍然持有2018年时的观点时,他回答说,“我将在明年3月访问牛津大学时谈论这个问题”。他指的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家埃本·柯克西的邀请。柯克西写了一本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的书,名为《 变种人计划》(The Mutant Project),并邀请贺建奎在春季参加一个演讲活动。活动的细节和形式还没有确定。上图:2018年,贺建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VOA - Iris Tong,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学术界对是否应允许贺建奎出席中国以外的科学活动并发表演讲存在分歧。5月,贺建奎被邀请参加基因组编辑全球观察站主办的闭门会议,这个观察站是由贾斯诺夫和其他学者在2020年成立的,旨在促进有关基因编辑和社会的国际对话。贾斯诺夫说:“我们想更多地了解导致他决定这样做的情况。我们没有兴趣在他的复出努力中扮演任何角色,并尽量以一种不会被认为是在为给他提供平台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基亚尼说,应该邀请贺建奎参加国际活动,以此来“把他带到谈判桌上,与他进行尊重的对话”。人类学家柯克西对贺建奎持同情态度,他认为贺建奎是科学界的替罪羊,因为科学界已经在朝着创造经过编辑基因组的儿童以预防疾病的方向发展。柯克西说:“他认为自己是先锋,而在我看来,他被出卖了”。在贺建奎的实验被曝光后,人们发现此前中外许多知名科学家,知道贺建奎用经过编辑的胚胎怀孕的计划,但并没有阻止他。在对《连线》的答复中,贺建奎没有直接谈到他以前的基因编辑工作,但似乎间接地承认他必须努力在科学界建立信任。他因在相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基因编辑实验而受到大量批评,并且未能获得适当的伦理批准或让参与实验的家庭知情同意。他补充说,他计划让一个国际科学顾问小组审查他的研究,并由一个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督他的工作。“所有进展都将在推特上公布”。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传出后,研究人员试图防止更多此类事件发生。中国顶级生物伦理学家主张重新启动国家的医学研究法规。同时,西方的主要科学家呼吁国际社会暂停可遗传的基因组编辑,直到各国制定有关此类研究的法律。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提出了关于这些实验如何假设进行的指导方针,但在美国、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以这种方式编辑人类基因是被禁止的。但穆苏努鲁指出,目前全球仍然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让科学家报告道德上可疑的或潜在的非法研究活动,特别是跨国界的研究。一个拟议的胚胎基因组编辑研究全球登记册也已停滞。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中国生物伦理学专家聂京宝说:“研究人员个人可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但更困难的挑战是建立适当的体制机制,以防止类似的不当行为。而比这更艰难的是,如何批判性地审查和有效地改革滋生这种科学不端行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苏努鲁还指出,贺建奎下一步想做的那种基因治疗研究远非无风险。1999年,18岁的杰西·盖尔辛格在接受了一种实验性基因疗法的输液后死亡。这一事件冻结了整个基因治疗领域,这个试验背后的研究员被暂时禁止从事临床试验工作,尽管他此后花了多年时间致力于开发更安全的基因疗法又东山再起。在微博上,贺建奎承认了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的风险,指出最近一名接受个性化基因编辑治疗的DMD患者死亡,这也是一项研究的一部分。他在微博上写道:“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新技术刚出现时,都同时是天使和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