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事件，该翻篇了吗？

2022年4月，贺建奎刑满释放。8月，他注册开放了自己的微博，并且开始在微博和推特上频繁发声。10月25日，他宣布在北京大兴成立新实验室，将从事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科学研究。期间，他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线上演讲，还参加了2022罕见病合作交流会。11月28日，他公开宣布，将以杜兴肌营养不良（DMD）作为第一个要攻克的罕见病。

此后，贺建奎更积极地活跃在公众视野中，全力宣传自己的研究主张。他接受了国内外多家媒体采访，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还开通了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更新自己的研究动态。他表示，自己与许多DMD患者家庭乃至各种组织保有联系，他甚至还发微博呼吁马云、马化腾为DMD研究捐款10亿元。

在很多人眼里，贺建奎的复出速度惊人、态度高调。然而，学界似乎没有做好欢迎他的准备。

他很快便再度卷入到一场严厉的批评之中。

今年2月11日，贺建奎受邀参加了肯特大学全球科学与认知正义中心组织的研讨会，会议主题为“生物技术治理共同体研讨会——回望未来：CRISPR与社会价值”。主办方期望他能够分享他在科研伦理方面的思考，会议邀请函建议道：“关于中国的生命伦理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如何建立更好工作联系、全球政策和科学对话如何帮助公众建立对于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自信和信任，我们希望展开开放并坦诚的讨论。” 

但贺建奎回避了所有科研伦理相关的问题，而是“完全讲了另一套”。

大会给了贺建奎40分钟的报告时间，他只讲了25分钟，且大部分的时间在介绍基因编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应用。他还着重提及了他的DMD药物研发计划，表示目前正在从慈善组织筹集资金。他称不会接受商业实体的投资，因为希望确保开发的疗法是患者能够负担得起的。国际伦理委员会也将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指导。

2018年的案件中，贺建奎等人遭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终身禁止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工作；科技主管部门更是终身禁止其申请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审批、终身禁止其申请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剥夺科研权利终身”这种说法。只要贺建奎能够筹集到足够的研究资金，他依然能够从事科研工作。事实上，刑满出狱后的他也一直在如此尝试。

但学界内外都有人主张抵制贺建奎重返科研。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Hank Greely说：“他秘密进行了非法和严重不道德的实验，而现在他想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我不认为科学应该接受他回来，至少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些迹象表明他理解、接受并承认他搞砸了的情况下”。格里利认为，就目前而言，科学期刊应该拒绝发表贺建奎的论文，各组织应该拒绝给他研究经费。

当然，也有人认为贺建奎应当得到机会，以重新开展具有科学价值且合乎伦理规范的研究。哈佛大学科技研究教授Sheila Jasanoff表示，如果贺建奎的研究能通过同行评议，那么禁止他在未来发表作品的道德依据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许多人坚持对贺建奎的道德批判应当继续下去，甚至是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传记作家Walter Isaacson在《解密遗传密码》（为Jennifer Donner所作的传记）中，暗示贺建奎是一个空有野心但才干不足的沽名钓誉之徒。而许多媒体则长期报道贺背后的资本集团，认为他基因编辑的实验背后藏匿着巨大而灰暗的利益结构。基因编辑专家 Kiran Musunuru 更是将贺与二战期间进行反人道实验的纳粹医生相提并论。

舆论界对于科研伦理问题的焦虑和对贺的反感纠缠在一起，形成的关注力量将贺建奎长期捆绑在风口浪尖。对于一个需要潜心从事科研事业的人而言，这样的处境是险恶的。而出狱后仍然热衷于进行社会活动的贺建奎，对此显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直到肯特大学研讨会这场不大不小的“滑铁卢”的发生。这场风波似乎在严厉地向贺建奎宣告：“这件事没有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