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专题｜美国突破底线的战略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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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杰锋

　　国际地位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综合实力强弱的集体共识，这种共识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及其国家理想。

　　美国现阶段出现严重的战略焦虑，直接原因在于其国际地位相对下滑。“永恒的山巅之城”口号尚未兑现，“腐败的华盛顿沼泽地”形象却已内外皆知，“锈蚀带”已广泛蔓延至美国内政外交诸多领域，维持其“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所需的能力和道义支撑持续削弱。

　　美国的困境是由其自身问题造成的。这种困境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它的治理水平已明显落后于身为发达国家的发展要求，二是它的国家理想已日益背离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的局势，美国选择的道路不是刮骨疗毒、自我革新，而是企图让全世界再次陷入分裂、对立、斗争、动荡之中。2022年国际局势的变化，多与美国的这种战略选择密切相关。

【美国在锈蚀】

　　一向以最大发达国家自居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社会治理水平明显退化。

　　2022年7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由于诸多民生问题状况堪忧，整体排名从2021年的全球第32名降至今年的第41名，位列古巴之后。

　　9月，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TSPI基于营养、安全、自由、环境、健康、教育等50项生活质量指标的调查结果发布的最新社会进步指数报告显示，美国的排名已从报告首发年度2011年的全球第19名倒退至第25名，尤其在卫生设施（全球第78名）、清洁水源（第61名）、孕产妇死亡率（第73名）、交通事故（第68名）、社会暴力（第109名）、财物盗窃（第67名）、教育平等（第77名）、医疗平等（第88名）、集会和平（第88名）、平等保护（第106名）、少数族群歧视（第102名）等民生关键问题上的表现，更是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人们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邻近街区的“禁枪区”标志牌旁走过（2022年9月3日摄） 郭克摄/ 本刊

　　在基本民生之外，美国对毒品、成瘾性、枪支等社会问题的管控也日渐软弱无力。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估计有107622人因成瘾性药物过量死亡，比2020年估计的93655人增加了近15%。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的报告则指出，2020年全美超过5930万名12岁及以上的公民使用过非法药物，1.385亿饮酒人口中有6160万被归类为酗酒者、1770万被归类为重度酗酒者。

　　成瘾性顽疾折射出的社会心理，还体现为上述报告重点强调的疫情期间更加突出的另一个问题：2020年，全美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4.9%有过严重的自杀念头，其中1.3%制订了自杀计划、0.5%付诸实施。

　　与精神高度不稳定状态相关的是美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暴力解决方案中心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2020年是美国与枪支有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同比增长15%，达45222人，创下1968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以来，美国枪支暴力档案馆已统计了至少609起死亡人数为四人及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两党陷入极化政治旋涡中不可自拔，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固有的族群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使美国的国家理想变得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美国高呼“自由”“民主”口号对他国事务肆意干涉，强迫他国接受自己所谓“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和准则，如今自身却陷入“自由”和“民主”的悖论中，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的几个重大议题上，这种矛盾更加尖锐。

　　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实质取消了美国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由此加剧了其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激烈对抗。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当月的调查，美国成年人中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比例为61%∶37%，这意味着即使反对堕胎权的群体只占总体的三分之一强，它还是能强迫另外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接受其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民主”原则。

　　在控枪、种族、移民等问题上，美国社会同样陷入了类似的“自由”和“民主”之争。

　　如今，已被自己的口号绑架了的美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就导致它先前鼓吹的美式价值观愈加脆弱，其所谓普世适用的国家理想也不攻自破。

【挑起对抗制造安全困境】

　　美国战略焦虑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于其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理想的逐步瓦解。美国执政精英无力从国内解决问题，便企图向外转移矛盾——通过塑造“威胁”和“敌人”来挑起大国冲突和对抗，通过“集团政治”来遏制、打压、削弱对手，借此维护其地位和利益。

　　围绕争霸这条主线，美国构筑起意识形态对立、阵营对抗、零和博弈三位一体的理论，把制度道路选择不同的国家分为三六九等，塑造假想敌，炮制“民主对威权、自由对奴役”的虚假叙事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用渗透、打击、遏制的方式破坏别国正当发展、无止境要求世界服从其绝对安全和绝对利益。

　　以这套理论为指引，近年来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北约、“五眼联盟”等冷战时期军事联盟的产物，一方面不断打造新的小圈子、小集团，以此来挤压他国的生存空间，遏制他国的正常发展，甚至不惜进行无底线的战略冒险来挑起地区冲突、掀起全球动荡。

　　2022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其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在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出现重大挫折乃至历史性倒退，导致欧洲各国在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的战略陷阱中最终走向冲突。对于这种挫折和倒退，美国作为曾对欧洲安全一体化做出明确政治承诺的外部主导力量，显然负有重大责任。

　　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于1991年、1999年、2010年、2020年分别进行了4次战略概念变革，由此推动了北约从冷战时期的西方军事安全组织逐步走向带有全球化倾向的政治军事复合型组织。在此过程中，美国失信失义主导北约接连进行了5次东扩，对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持续性的地缘和战略挤压。

　　2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乌克兰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5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部署大量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乌克兰危机爆发，正是冷战后欧洲安全议程遭到根本性破坏的后果，并由此衍生了能源、粮食、武器扩散等危机。

　　危机爆发后，美国作为北约东扩的直接当事人和主要参与方，不仅始终没有反思自身问题，没有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而不断拱火，并牵头西方世界对俄实施无底线的极限制裁，导致危机难以化解。

　　与此同时，美国又策划垄断欧洲能源供应以谋取现实利益，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手段迫使欧洲产业、资金向美国转移，对欧洲实施了一次精准而深入的战略削弱，大踏步推进了其长期控制并分裂欧洲的计划，加深了欧洲的困境。

　　美国现行的中东政策，也充分显示出其仍不甘心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错误路线，美国宁可寄希望于极限施压的霸凌手段和台下渗透煽动的阴暗手法，也不愿推动问题解决和地区和平。比如，在2022年7月于沙特阿拉伯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办的“安全与发展”峰会上，美国无视伊朗与沙特关系缓和的势头，刻意指责“伊朗的活动正在破坏地区稳定”。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冒险，手段是煽风点火，制造失序、危机和动荡，目的则是火中取栗，利用其现存的相对优势，在对手被动荡和危机削弱之际争夺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之所以称其为冒险，从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出，美国为了削弱对手，不惜游走于核战争边缘，不惜拿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玩火。

【逆全球化撕裂产业链供应链】

　　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美国却加速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大搞“技术脱钩”“规则重定”，并以之遏制对手、敲打盟友、震慑其他国家。

　　2017年，美国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口号，把此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即已出现苗头的贸易政策政治化安全化落到实处。

　　此后美国以“维护公平”为名，对所有被认定为对美国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开启了无差别的经济战，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干预供应链、实施技术封锁等单边行径层出不穷，长臂管辖、设圈套、诱骗、恐吓、制裁等霸凌手段不一而足。

　　自2018年初起，美国对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欧盟、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和组织粗暴实施或威胁实施加征高额关税，涉及了从家电、能源产品到大宗原材料等众多产业。2020年3月，美国又以保护美国供应链安全为由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案》，明确要求一切物质保障必须美国优先、关键产业链必须全部搬回美国。

　　如今，为扭转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被动趋势，美国蛮横打压其他国家或地区芯片产业发展，比如，向荷兰政府施压要求全球最大光刻机企业阿斯麦配合其全球计划，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并强迫他国或其他地区企业交出商业机密资料，胁迫台积电等芯片巨头赴美投资设厂等，这些操作撕裂了全球芯片产业链，严重冲击了产业发展前景。

　　在电信、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其他高科技领域，美国又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技术问题政治化，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并强迫其盟友协助它构建排他性的新标准、新规则。

　　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攻击现有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比如持续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使各国对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投诉无门。

　　美国的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也是一种战略冒险。它的逻辑是“先破后立”：先通过“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打破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再变经济全球化为区域化竞争、集团化竞争。

　　它的战略设想是：一方面，发达国家集团、跨大西洋经济联盟具有在高科技领域数十年的累积优势，只要限制住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或自身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美西方在产业链高端的霸权地位就可以持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不少高科技领域已经实现突破且领先西方，只要限制住这些技术走向全球，防止其构建新市场、新标准、新规则，那么西方的经济霸权仍可延续。这种战略设想的核心是限制，手段和策略则是“脱钩断链”“筑墙设垒”。

　　之所以称其为冒险，是因为这种颠覆现行经济秩序的战略对美西方来说有一些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撕裂后，已然“空心化”的美西方拿什么实现“再工业化”？“再工业化”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才可以对其高科技产业形成有效的底层支撑？逆全球化、逆市场化都会抬高经济运行成本，这是否会加剧发达国家之间的撕裂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矛盾？

【企图以冒险赢得换挡契机】

　　美国为何要进行战略冒险？

　　一个深层原因是，美国已看到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变化，企图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奋力一搏来延续自己的霸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经历了一轮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觉醒、各种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机制平台的涌现，无不加快世界发展中心向东转移，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乏力、内外矛盾丛生，世界力量格局由此形成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

　　从经济总量来看，过去20年间，亚太板块占全球GDP的比重从约27%上升到了37%。美国则从30.5%下降到了24.1%，东亚地区现已与整个北美地区相当，且增长速度远高于北美。很多学者预测，到本世纪2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北美地区、远超欧洲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历史性地改变全球发展格局。

　　美国认识到，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其工业不断崛起及由此带来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美国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产业“空心化”及其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撕裂日益严重，且执政精英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一旦非西方力量群体性崛起达到某个阈值，美国霸权可能彻底崩溃。这是其陷于战略焦虑的根源。

　　为了化解其战略焦虑，美国采取了两个策略：

　　一是从经济层面以“脱钩断链”“筑墙设垒”为手段撕裂全球经济格局，破坏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打断非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遏制其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提升，同时诱导、逼迫产业链供应链及资本回流美国以重振其工业能力。

　　二是通过挑起地区冲突、掀起所谓“新冷战”来干扰、迟滞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破坏其发展环境，推高其经济运行成本，迫使其将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应对安全困境而非经济发展，并迫使其产业和资本进行转移。

　　美国这种战略冒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相互配合来破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节奏，以非市场化手段重构此前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自己“再工业化”、重塑竞争力和维护霸权争取换挡时间和空间。

　　美国不惜全盘否定自己曾极力鼓吹的价值、规则来进行战略冒险维护自身霸权还有两大思想基础。

　　其一，起初，正是在净化世界、建立“上帝之城”的狂热宗教虔信之下，清教徒决意殖民北美，并逐步形成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的自我意识。后来，这种“上帝选民”“唯我独尊”意识与对外扩张、谋求霸权野心结合起来，又进一步将清教“天命”打造为内政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执政精英的思想里，美国应顺应“天命”改造“野蛮”的种族和“落后”的地区，即便血腥暴力、穷兵黩武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扩张是“天命”所在，美国应在“天命”召唤下垄断全球产业，最终获得全球统治地位。美国将不服从其全球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和全球政治军事霸权统治的国家描述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并利用所谓“天选民族”的虚妄自我道德权威对后者进行驯化、遏制、打压。

　　其二，美国历史文化的底色之一是输赢主导一切、为了获胜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过去，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美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包括武力吞并土地、移民垦殖、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实施扩张，后来，美国又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建立了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支配-依附关系，由旧殖民主义形态过渡到更具扩张性和隐蔽性的新殖民主义形态。而今，美国又以逆全球化、逆市场化、逆规则化手段进行战略冒险，就是基于“美国例外”的现实主义界定，不容许任何其他国家成为另一个美国乃至挑战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净化世界”、维护霸权，美国已突破各种道义、价值和规则的底线。比如，美国公开撕掉西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伪装冻结超过300亿美元俄罗斯人在西方的个人资产，又不顾阿富汗处于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悍然挪用私分遭美冻结的70亿美元阿富汗主权资产，通过大肆传播虚假信息对他国发动“认知战”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未来，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得越厉害，对世界的控制力越弱，就越有可能突破更多的底线。

【逆民心之举将适得其反】

　　美国的战略冒险能取得成功吗？

　　这套“新冷战”剧本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它难以撼动当今世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直接对抗联合国的强硬手段，设法动摇并摧毁现有国际体系和现行国际秩序，另起一套以其霸权地位和超额利益为核心的所谓秩序。实践证明，美国并没有这个能力。

　　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多次非法发起军事行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通过“颜色革命”在多国煽动内乱，造成一系列社会动荡倾覆、民众流离失所的悲剧，恶果延续至今。而美国的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没有取得它想要的结果，伊拉克、阿富汗相继出现政权更迭、中东地区重回保守主义……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疑美、反美思潮日益高涨，美国的霸权也在反复折腾中加速流失。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增强的只是国际社会对它的离心力。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协议，美国合则用不合则弃，视国际规则和国家信用如儿戏，屡屡上演“退群”、毁约闹剧。事实证明，美国的单边行径并未能阻止世界继续运转，只能让它更加不得人心。

　　美国的种种操作为什么没有达成其目的？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违背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

　　首先，从政治角度讲，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是上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和开放包容、共同发展、普遍安全、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原则。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多极化相比于强权政治更有利于保障更广泛的民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更有利于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

　　因此，任何企图搞意识形态对立、阵营对抗、零和博弈的争霸行为都不可能赢得人心，只会加速霸权的衰落。尤其是在亚欧主要大国均有和平发展合作意愿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冒险只会放大西方内部的裂痕，最终令美国道义尽失。

　　其次，从产业角度讲，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物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蓬勃涌现，各国产业互补合作的需求日渐提升，全球经济进一步整合连通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美国“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只会使自身的“空心化”“脱实向虚”等结构性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1971年美国战后首次出现1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其中服务贸易顺差9.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22.6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2.35倍。2021年，服务贸易顺差2300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1.09万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4.74倍，逆差进一步扩大，贸易赤字创下861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目前，美国尚能利用美元霸权通过印钞和举债来缓解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问题，但却无法根治其经济结构失衡的恶疾。

　　截至2022年11月30日，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31.37万亿美元。不少专家指出，如此大规模的负债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美国财政的长期收入，未来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各项事业上的支付能力，而美国基于经济实力的军事、科技霸权也将因此受到削弱。

　　在无法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不断透支美元信用来实现经济循环，然后通过实质上的铸币税和潮汐“收割”来给自身补血。而随着抽血需求不断放大，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更加严重，最终滑入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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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洲一直处于紧急或危机状态。长期以来，欧洲精英笃信危机可以倒逼改革，危中有机，危机是转型的催化剂，而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国家的心理防线和安全认知。

　　欧洲正陷入复合危机泥潭，欧洲安全秩序乃至政治经济秩序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和重塑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欧洲内在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正使其加速滑向困局。而欧洲的困局，也成了以美国盟友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现实处境的一个缩影。

【美国的战略裹挟】

　　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意图是维持东亚和欧洲地区的权力均衡，通过遏制竞争对手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美国领导的北约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和无节制扩张。作为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军力部署最广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构建了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包围圈，过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加深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乌克兰危机是美国战略冒险的最新体现，其本质是牺牲欧洲盟友的利益来换取美国的一己私利——借乌克兰危机加紧对欧洲盟友的捆绑，实现遏俄控欧的战略目标。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通过价值观外交和盟友外交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修复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欧美裂痕，还在亚欧大陆营造了集团对抗的“新冷战”氛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将是优先事项，同时要约束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意在强化大国竞争的零和博弈。这背后就是美国的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体现在欧洲方向就是通过操纵北约和裹挟欧洲来维护其全球霸权。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安全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裹挟，欧俄关系陷入竞争冲突之中，不仅增加了欧洲自主构建未来区域安全秩序的难度，更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欧俄互信的安全机制。此外，美国以安全之名进一步捆绑欧洲，目的也是使后者在未来的东西方大博弈中进一步失去自主性和选择权。

　　经济和金融方面，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国家能源紧缺，纷纷增加军费，美国不仅以更高的价格向欧洲出售了更多的天然气，其军工复合体更是大发横财。同时，欧洲的财富加速流向美国，乌克兰危机成了美国使资本回流和缓解经济滞胀的一个“风口”。

【欧洲吞下苦果】

　　美国收割好处，欧洲吞下苦果。美国挑起的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已从战场传导至经济领域，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复苏势头进一步承压。欧洲不得不承受随美起舞的后果。

　　其一，欧洲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的“反噬效应”令欧洲国家深陷能源危机。

　　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之后，欧洲正陷入能源短缺和价格高涨的困境。2021年，欧盟41%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如今，受“断气”影响，欧洲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愈发寸步难行，民众用气、用电等生活成本飙升，生活质量受损。随之，游行和抗议此起彼伏，“街头政治”蜂拥而至。近几个月，捷克、德国、法国等国多次爆发抗议活动，民众抗议物价上涨，呼吁政府调整对俄立场。

　　同时，欧洲还落入高度依赖美国能源供给的陷阱之中。近日，欧盟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顿称，欧洲进口美国天然气价格是美国国内的4倍。美国成为欧洲能源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欧洲则愈发质疑美国牺牲欧洲利益来延缓其霸权衰落的步伐。

　　其二，欧洲企业面临成本增加、投资减速的困境。

　　过去，欧洲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已使其产业“空心化”问题暴露出来。乌克兰危机之下，欧洲制造业原材料短缺，生产成本飙升。一方面，大批化肥厂、有色金属工厂关闭；另一方面，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影响下，欧洲制造业加速外流。这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去工业化”。

　　在欧洲工业遭受重创的时刻，美国的单边主义经济政策更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美国政府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拟提供高额补贴支持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多行业的生产和投资，但其中多项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仅面向美国本土企业或在美运营的企业。欧洲认为《通胀削减法案》破坏了美欧公平竞争环境，提供的是“会扭曲竞争的歧视性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提议出台“购买欧洲法案”，以保卫欧洲经济。欧美围绕《通胀削减法案》的摩擦是否会引发新一轮贸易战还需观察，但表明欧美远非铁板一块，不排除贸易问题逐渐蔓延成为一场信任危机。

　　其三，欧洲经济持续承压。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近日称，2023年欧盟经济预计仅增长0.3%，若通胀水平持续居高不下，欧洲经济难逃滞胀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美国紧缩力度大于欧洲，引起欧洲货币贬值，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20年来新低，进一步造成欧洲经济整体低迷。当下，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着既要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确保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又要促进未来投资的艰巨任务。

【虚幻的团结】

　　乌克兰危机刚刚爆发后，欧洲空前团结一致，其中既有对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因素，也有反俄的情绪化因素。美西方利用乌克兰危机强化俄罗斯的“敌人”身份，不断对俄进行污名化舆论操作，并强化“民主和威权”叙事，使反俄成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欧洲国家原本的分歧在反俄挺乌面前迅速消失。

　　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和危机的持续，欧洲内部的立场差异开始逐渐显现。

　　对于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称，“西方部分群体的冷战思维导致了俄乌冲突爆发。”法国极右翼领导人泽穆尔称，“北约未停止扩张须为俄乌冲突负重大责任。”但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反对党。

　　对于欧洲对俄制裁升级及其效果，欧洲的分歧也在增大。德国智库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贾尼斯·克鲁格认为，“欧盟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将决定战争走向。”英国智库政策交流的加布里埃尔·埃莱夫特留则认为，“对俄制裁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如何解决能源危机，欧洲各国更是缺乏团结。德国政府拟投入2000亿欧元应对能源危机，并为能源价格设置上限。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眼中，德国的能源保护计划是损害欧洲单一市场和竞争规则的举措，可能会引发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的补贴竞赛。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和复杂化，欧洲社会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焦虑情绪不断上升。欧洲已普遍感受到“战争疲劳”“援助疲劳”，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如果美国在中期选举后调整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就会需要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是，欧洲经济已陷入通胀和债务危机两大泥潭，其经济社会压力无疑会使各国政府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欧洲经济相对衰落和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则有可能使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正是因为内部对乌克兰危机及应对民生和能源危机的意见不一致，意大利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2022年9月，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联合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赢得大选。意大利新政府将“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推行更多保护主义的、内向的政策。此外，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也在2022年9月的瑞典议会选举中跃升为第二大党。法国极右翼阵营在2022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获得接近三分之一的选票。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危机对欧洲政治生态的负面外溢影响日益凸显。

【脆弱的盟友】

　　2022年世界一些乱局出现的根源是美国毫无底线地破坏现存国际格局和现行国际规则，一边挑起地缘冲突制造对抗，撕裂亚欧大陆，以“新冷战”逼迫国际社会选边站队，打压非西方力量，一边进行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政治手段强化科技竞争并辅以加息手段操控产业向美国转移，资本向美国流动，借此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绑架了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一方面又牺牲了后者的利益。

　　美国不仅在欧洲方向挑起乌克兰危机，还企图祸水东引，加速在亚太地区推动“北约化”。近年来，北约持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2022年，北约再次发布新“战略概念”文件，称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遏华抗华意图明显。2022年，北约峰会首度邀请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意图将这些国家打造成美在亚太地区构建遏华阵线的重要依托。

　　其结果是，美国以军事集团对抗谋求绝对安全，通过贩卖安全焦虑营造安全恐慌，强化朋友和敌人的身份对立，胁迫盟友选边站队，拉拢地区伙伴入局，对大国关系和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也严重恶化了盟友的生存环境。

　　经贸和金融方面，美国拼凑“芯片四方联盟”，出炉《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围堵，扶持芯片、新能源等产业在美研发制造，为了压低自身通胀率不负责任地连续加息。在此过程中，美国丝毫没有顾及盟友的利益。

　　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已深受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的影响。比如，“芯片四方联盟”企图彻底撕裂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迟滞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步伐。《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则与之配合，利用各大芯片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以联邦政府芯片补贴为杠杆和手段，迫使盟友的相关企业顺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意志。美国盟友的企业若不接受“中国护栏”条款，就无法获得美联邦政府芯片补贴，从而难免在半导体行业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若接受美联邦政府芯片补贴，就意味着10年内不得在中国增产小于28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将丢掉巨大的市场。这是典型的美国对盟友的经济胁迫。韩国《韩民族日报》刊发社论直言，美方的要求已达到侵害韩国经济主权的水平，严重损害两国互信。

　　2022年美联储数次加息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遭受巨大冲击。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20年来新低，日元和韩元也面临持续贬值压力——日元兑美元汇率创24年新低，韩元兑美元汇率则是13年来首次跌破1380关口。欧元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日本2022年三季度实际GDP环比下降0.3%，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下滑；韩国的家庭负债出现了急速增长趋势，有可能成为韩国经济的“堰塞湖”。

　　美国的盟友为何如此脆弱？一方面源于其中一些国家缺乏战略自主、安全自主、政治自主、经济自主，被美国捆绑后不得不随美国起舞，也不得不被美国“收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进入不断爆发冲突与危机的时期，继而加剧了经济失序与安全失控。

　　总体来看，脆弱的不仅是美国的盟友，更是整个西方。美西方使用多种极限施压手段都未能实现孤立俄罗斯的目标，暴露出其无法依靠集团实力优势维持全球霸权体系的困境，更暴露出美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道义缺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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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全球通胀水平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几十年未有的高通胀压力。

　　世界经济论坛11月7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二十国集团（G20）认为，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生活费上涨在未来两年内将对经济商贸构成最大威胁。11月15日在印尼巴厘岛开幕的G20峰会再次表示了对全球通胀的担心。峰会前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也指出，全球通胀的势头最令人担心，通胀或成为下一轮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通胀本质上是货币问题】

　　2021年开始，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上涨。进入2022年后，通胀率有失控的迹象。2022年年中，美国的月度通胀率高达8%以上，欧洲甚至超过9%。在民众一片抗议声中，多国央行开始大幅提高利率。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向市场发出激进加息的信号。然而，尚未等到“沃尔克时刻”出现，美联储又开始在不断加息问题上放出鸽派信息。

　　其实，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问题。历史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曾经出现过货币超发的现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些央行首先是大幅下调利率，把名义利率降到零。随后，美联储祭出“量化宽松”，就是进入金融市场直接购买债券。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印钞票”，就是增发货币。从2008年到2014年，美联储搞了三轮量化宽松，共买入3.9万亿美元的债券，等于增发了这么多的美元现金。

　　欧洲央行、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等也不断实行量化宽松，买入债券释放出新的流动性，还更大胆地实行了名义负利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货币政策有限度。当央行的利率降到零，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人们宁可把现金放到床底下也不会再放入银行。而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央行却硬性推行名义负利率。

　　各国都规定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就是商业银行需要把一定比例的存款放在央行的户头上，以保障商业银行不会过度放贷，防止储户挤兑。央行也靠调整这种准备金的比例来调整市场上的流动性。央行实行名义负利率，商业银行放在央行户头上的准备金就成了“人质”，必须给央行交钱，等于另加一笔税。

　　名义负利率理论上是要逼迫商业银行放出更多的贷款，以刺激投资与消费，刺激经济回升。但经济衰退时期，市场需求低迷，商业银行再愿意放贷也很难找到借贷方。因此，几年负利率下来，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并没有明显回升。名义负利率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可以降低这些国家发行的国债的利息。这些发达经济体从上一轮金融危机开始，债务就不断攀升，债务利息已经成为它们巨大的财政包袱。而日本央行的名义负利率使日本债务的年息只有不到1%，大大低于通胀率，这让日本的国债负担大大降低。

　　美欧日这些央行放出大量流动性，前些年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美元等货币都是硬通货，当这些货币利率大幅下调时，以这些货币定价的债很便宜，再去其他国家投资，套利的空间很大。因此，货币分流让这些货币发行国没有那么多通胀压力。此外，前些年经济全球化尚有余热，许多新兴经济体为这些发达经济体生产出大量廉价的制成品，压低了通胀率。

　　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事情有了微妙的变化。美联储采取更加猛烈的“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无限买入债券，向市场释放无限的流动性。代价是，美联储一次就放出了超过之前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如此多的流动性，在2022年遇到疫情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双重压力，改变了原来的走向。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

　　如果释放出的新流动性可以流向新的国际投资市场，或者流向金融市场上新的投资宠儿，通货膨胀可能还不会一下子涨上来。但2022年的形势变化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通货膨胀在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一直居高不下。

　　2022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影响，制造业生产中断，无法保障制成品供应，因此制成品价格上扬。疫情反弹让美国许多商业活动中断，特别是商品物流中断，商品无法到达消费者手中。美国的一些港口堆满了集装箱，却没有卡车拉走。商品短缺造成价格上扬，造成了新的通胀压力。此外，美欧等国的政府决心搞再工业化，立法要求它们的企业回归，并规定了一些制造业的国产部件最低比例。这些逆全球化活动既限制了国际贸易，也使生产成本大增，促使价格上涨。

　　乌克兰危机引发美欧对俄全面经济制裁，俄欧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中断。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世界粮食及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供货商，乌克兰危机使乌克兰的粮食及油料出口受阻，俄罗斯的出口受禁，国际市场上粮食与能源价格暴涨。粮食与能源价格是基础价格，它们的价格上涨，一定会反映到全面物价上，各国的通胀率因此不断上升。

　　除了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因素外，美欧等金融市场上没有好的投资产品也是释放出的流动性没有大幅进入金融市场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道琼斯指数为14000多点，经济评论家们都在惊呼泡沫太大了。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跌到5000点以下。经过美联储几轮货币政策操作，2022年初道琼斯指数涨到了36000多点。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道琼斯指数也下跌了数千点，在30000点左右徘徊，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调子放低，道琼斯指数又上涨到33000点左右。现在，大家都在怀疑，美国股市上的新技术企业有没有足够的高额利润回报以支撑股市。

【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逼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提高利率，但受害更重的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遭受了“池鱼之殃”。

　　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吸引大量资本流向美国，而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却在外逃，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今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2贸易与发展报告》显示，今年约有90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贬值超过10%。许多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指数大幅下滑，企业融资紧张，影响到经济增长。本币贬值造成进口原材料与能源的成本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央行采取了干预市场的做法，卖出美元、买入本币。但随着资本外逃的加剧，这种做法可能很快会耗尽外汇储备，造成金融危机。

　　美国加息后，美国国债的利率也跟着上扬，美国政府支付国债的利息会大幅上涨，2022年初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28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已达140%，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也会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再过几年，债务利息开支或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开支项，超过军费，美国债务危机压力持续增加。

　　过去几年，美国一直靠美联储超发货币维持市场稳定，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在不断透支它的信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美联储网站2022年5月26日更新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目前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为8.9万亿美元；而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无限量”量化宽松时，美联储网站公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仅为4.47万亿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陷入了两难选择。若不提高利率，民众对通货膨胀率形成负面预期，未来美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滞胀，宏观经济政策会失效。若继续大幅提高利率，则有可能造成严重金融危机，经济会深度衰退。目前，美联储仍犹豫不决，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及日本央行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让通货膨胀降下来，实现经济“软着陆”，然而通货膨胀有好转的迹象仍不明显。

　　相关经济学家分析，21世纪最初10年如火如荼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全球通胀一直很低、经济增长率却很高的原因。现在，发达经济体把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调整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上，可能是南辕北辙。只有放弃冷战思维，拥抱真正的全球化，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重新焕发出全球产业链配置的充分优势，降低成本。世界和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携手努力，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