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罗胖讲的更“没味儿”了,但他还能坚持,就不容易
这份坚持,也算“不被困难所定义”吧。
各位新年好,昨天晚上跨年夜,在刷了N遍手机,发现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之后,我最终点开了得到APP,久违的又看了一场罗振宇老师号称要做20年的“跨年演讲”。
说起来,我其实算是罗胖的铁粉,2012年,我刚毕业,罗振宇刚在优酷上发了第几期他的《罗辑思维》时,我就已经关注了他。后来他的文化产业公司越做越大,推出了《时间的朋友》这个跨年演讲,2019年以前的五期我也是一场不落的都看完了。
当时觉得,《时间的朋友》,算是一个《罗辑思维》的“跨年加量剧场版”,每一场都能紧扣当年的主题,给听众一点新东西、新启发。
然而,今年,当我久违的再去看罗老师的这第八场演讲时,若让我说有什么观感,我似乎只能实事求是的说——如今的《时间的朋友》,是一个《读者》的“跨年加量剧场版”,罗老师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给读者们讲了12个鸡汤小故事,每个听来都正能量满满,每个听来都心里暖暖。
但曾经的《罗辑思维》味儿,已经没有了。
当然,在这个年末,让人感觉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可是味儿已经不对了的,并不只有《时间的朋友》一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纸媒行业翘楚,每年的新年献词都引发广泛讨论的《南方周末》,今年发的那篇献词,也让不少人感觉《读者》味儿十足,用辞藻华丽的“献词体”堆了一堆很正能量的废话,整体给人的感觉也是那个——一是说了和没说一样,二是“不对味儿了”。
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们遭遇的不仅仅是钱包清零、一群自媒体的纷纷告别,就连《南周》、罗胖这样曾让我们觉得必读的“名宿”,好像都老了,“不对味儿”了,至少今年的元旦献词,他们做的都尤其没那个感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不应该的,因为刚刚过去的2022年,可说的话题似乎尤其多,无论是在这一年中巨变的疫情防控政策,还是因为俄乌战争而突变的国际局势,难道都不值得媒体拿来在献词中好好就事论事的一说么?甚至哪怕是罗胖,这几年越来越聪明的谨守“在商言商”,只谈商业、创业上的那点事儿,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随着经济陷入低谷,小微企业的哀鸿遍野、死中求活,好好的讲出来,也是一些足够惊心动魄的跨年演讲故事吧?
然而这些本该被谈到的大问题,在作为媒体行业翘楚的新年献词中,我们都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编制更精巧,但所言更无物的东西——《南都》在给你讲述:“一沙一天地,极微即无穷。人是世界的量器,世界是人的容器。”罗胖则告诉你:“一朵玫瑰正马不停蹄地成为另一朵玫瑰。你是云、是海、是忘却,你也是你曾经失去的每一个你。”
感觉,2022年的这个年末,很多曾经很正经的媒体,都在抢哲学家、诗人的活儿,用华丽辞藻抒情,用扯到天外的故事沉思。但那些媒体最当做的本职工作——对过去一年新闻的梳理与判断,却被大家整齐划一的无视了。
大家在热烈的把年终演讲、献词搞成“赛诗会”,却都对房间里那些大象视而不见——这就是一片喧嚣中的别扭所在。
当然,身为读者,你必须宽容,媒体的本职,当然是对新闻进行报道,并做判断。但2022年的这些新闻,判断实在是特么的太难做了——疫情防控,你是开放派还是清零派?俄乌战争,你是挺乌,还是挺俄?经济下行、疫情严峻,你是主张要钱,还是要命?
是的,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所有重大新闻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大多数受众在听你谈事儿之前,都会要求你先“站立场”,你只有亮明立场之后,大家才愿意听你继续把话题谈下去。
所以前几天有些读者朋友问我:小西,你觉得2022年的年度词汇是什么?
我想了想后回答说,可能是“派”。
是的,“派”,与往年不同,2022年中国舆论场上各派的观点都更加针尖对麦芒了,什么挺俄派、挺乌派、开放派、清零派,什么问题大家都在忙着分派,然后依照派别吵得不亦乐乎。
而在这种环境下,对于《南周》、罗胖这种体量的媒体来说,很多最重要的话题,他们是根本无法讨论的,这已经不是官方言论口径管控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知名度太高,树大招风、更招黑,一旦亮明自己在某个问题上是哪一“派”,顷刻之间都会招来反对者的围攻和批驳。
而且以我对罗老师和南周的了解,他们一旦表态所将招来的那帮“反对派”,恰恰是我们这个舆论场中最善于也乐于“与人斗”的一批人。面对这帮人的虎视眈眈,有张文宏这样案例“珠玉在前”,你让身为媒体的他们怎么表态?能说些啥?他们在那些最重大问题上哪怕最温和的表态,也会成为那些习惯了分派站队的大V们拿来成就自己新批斗会和流量的盘中餐。
2022年,在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号召镇了三十多年场子之后,我们的舆论场似乎又在重新进入了分派站队、因为几句话而“党同伐异”的时代。这个冬天里,谁都能感到,舆论场上隐隐积聚着一种戾气,而精明的媒体,都不想自己成为这种戾气的发泄口。
而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也只有饶毅教授、司马南老师、卢克文老师那种自己已经习惯了派系论战思维的大V能言说的越发如鱼得水。
那些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正经媒体,识时务者,无论姓“公”还是姓“自”,都开始越来越自觉地远离这些需要“亮立场”的大话题了。他们开始讲鸡汤故事,开始念古诗,他们的献词依然辞藻华丽,只是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不像他们曾经的自己了。
这对于这些媒体来说,当然是一种明智的规避,只是在这种规避中,过去那个曾经有些精彩、至少启发感满满的舆论场,正在死去。
说起“分派”,我想起十年前罗振宇老师刚走入大众视野那会儿,也曾很喜欢定义自己的“派别”,他创造了很多让我至今觉得记忆犹新的派别,什么“理性乐观派”“进步保守派”等等等等,罗老师的这些定义曾经让我觉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富裕阶层经过漫长的休养生息和重新孕育,终于开始再次完成自我的自觉和互相启发,这是很好的事。
但四五年前,大约是他把长版的《罗辑思维》停了以后吧,聪明的罗老师越来越不提这些“派”不“派”的事儿了,他开始更多地以“商人罗胖”“创业启发者”自居。
前不久,罗老师把他坚持了十年的微信一分钟音频也给停了,然后在今年的跨年演讲中,我发现他连“商人”“创业”这样的定义也很少再提了。开始绘声绘色、并十分感人的讲一些企业主破产以后去给电动车补坐垫挣打赏的小故事。并告诉我们今年的大闸蟹虽小,但“一期一会”,教育我们要“为今年的不完美干杯”。
当然,我不是想说,罗老师今年的故事讲的不精彩——依然很精彩,只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更怀念几年前他把自己当成自己所定义的那些“派”的代言人和讲述者的日子。
就像我更怀念《南周》在我刚上大学时写的那篇《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一样。
可惜这样的东西,很难再有了。
当然,作为自己也吃笔杆子饭的人。我知道,这样的怀念对于媒体人来说是一种苛求,无论南周还是罗老师,在这艰难的岁月里,能让自己活下去,这事儿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像罗振宇老师在跨年演讲开篇就说的那样,“宁可被困难击败,也不要被困难定义。”
在这个意见越来越难以互容,正经谈事儿的媒体说话越来越谨小慎微的时代,活下去,坚持写写还算有常识、说人话的新年献词、跨年演讲,也就算是“不被困难定义”了吧。
体谅一下他们好了,毕竟,真的,持志如心疼。
光凭这一点,明年,南都的新年献词我还会看,罗胖的跨年演讲我还会听吧——毕竟,除此以外,能听能看的,也确实没有多少了。
全文完
本文2500字,感谢读完,再过一会儿,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要开始了,每年听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算是我一直为自己坚持的一种仪式。在此也推荐给大家——与语言不同,音乐永不会让你失望。祝您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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