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疫中婚礼：伴娘团灭、蜜月泡汤、自己阳了

新娘阿鬼的爱情贯穿了整场疫情始末。

第一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她和男友刚刚相识，想着等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的时候，生活也该恢复正常了。到了2021年，疫情防控归于常态化，与其等待“遥不可及”的正常生活，双方父母都觉得没必要再拖着了，“这几年大家还都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

婚期定在了2022年的11月，解封前最后一个月，所有的戏剧化剧情由此拉开序幕：婚礼前一天晚上，仅有的两名伴娘全部被封；新婚第三天，小两口被迫在WiFi坏了的新房里度完蜜月；而返岗一周后，阿鬼又在没日没夜的加班中成为第一批“阳”了的人。

从一开始希望所有亲朋好友都能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到最后觉得只要能把婚结了就行，这场特殊的婚礼完完全全磨平了阿鬼的焦虑。关于“顺利”这个概念，她已经把底线放到了最低。

跌跌撞撞的婚礼

我的婚期是去年夏天定下来，2022年11月19日。从确定婚期到婚礼前一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对婚礼的要求从“尽善尽美”变成了“能办即可”。

去年1月，天津成为全国第一个迎战奥密克戎毒株的城市，全市大筛、隔离防控成为了这一年的主旋律，我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订到了心仪的结婚酒店。

当时我甚至有些感谢这个特殊时期让我钻到了空子，毕竟早在两年前，想订到这家一桌5000的高档酒店都要至少要提早一年预约，多少新人的婚期都是根据酒店排期安排的。而现在，大堂经理却出奇热情地带我参观着3个不同的大厅，选择权完全在我手上。

看着略显冷清的婚庆市场，我悄悄地在心里打起了算盘，以为这年头办婚礼刚好能省下一笔，想不到大堂经理很快就打破了我的幻想：“我们酒席的档位安排和价格，与疫情前都是基本一致的，涨幅很小。”看来是我多虑了。

当晚，酒店就发来了电子合同，除了常规条目外，还用黑体加粗特别标明了一句，“如因防疫需求婚礼延期，定金不退”。

我赶紧给酒店经理发微信：“现在婚礼被迫延期的情况多吗？”对话框正上面，“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持续了几分钟，最终只得到了两个字回复，“还行”。

第二天，我又来到酒店当面沟通，经理表示说太多怕影响我的心情：“毕竟是办喜事，谁也不希望有什么变动。”实际上，疫情以来婚礼改期率十分之高，“有时是新人突然被流调隔离了，还有婚礼前一天司仪被拉走的，什么情况都有，我们现在都习惯了。”

例子举完，经理又改口安慰我，“你知道为什么天津大筛都是一大清早吗？就是为了不影响结婚的人。咱们天津都是下午结婚，早上大筛拿完条子，该接亲接亲、该去酒店去酒店，一点不耽误。”

这话一说，信不信先不管了，至少让我对动辄一早5、6点开始的大筛少了份怨言。

请伴娘要比找酒店容易些，人选可以说是多年前就定好了，两位和我认识20多年的老闺蜜。从九年义务教育到三年高中，我们三个都极其有缘在同一所学校，想不成为闺蜜都很难。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分散在北京、天津两地，30分钟的城际列车在疫情之前根本不值一提，但这三年，我们的团聚次数却屈指可数，2022年甚至没有见过一面。我的婚礼是大家盼望了一年的机会，她们为此都做好了“撤退就隔离的准备”，甚至提前攒好了一周的年假。

伴娘的任务是婚礼当天最繁重的，全程都要做新娘的小助理，陪我走完20桌的敬酒流程。还有当天最体现姐妹情谊的“接亲堵门”环节，作为三人帮中第一场婚礼，我们都对此期待已久。

没想到随着婚期临近，疫情越来越严重。北京上班的闺蜜被健康宝控制，天津上学的闺蜜被教务处控制，原本约定的“结婚任务布置会”一拖再拖，最后只能安排在了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更不幸的消息还在婚礼前一天接连到来。

首先是早上，还在上学的伴娘A预警说：“学校这边有病例了，之前批假让出去的现在可能都不做数了。”和辅导员周旋一整天后，傍晚18点，她宣布自己被封控在学校，无缘婚礼。

所幸伴娘B当天早上已经回到了天津，虽说婚礼上伴娘伴郎都讲究安排双数，但此时有她一个能来我都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而这份安心并没有持续多久，晚上20点，距离我化妆准备不到十二个小时，伴娘B居住的北京朝阳区防控升级，小区传来了隔离的噩耗，天津的社区也开始打电话赶人。

无奈之下，伴娘B在连夜赶回了北京，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位朋友都无缘我的婚礼，看着房间里早和婚纱挂在一起的两条伴娘裙，我难过得直掉眼泪。

当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承诺要参加彼此的婚礼，如今却眼睁睁看着这个简单愿望被无情打破，我的手捧花失去了归属，婚礼上的闺蜜祝福环节也被迫取消。最终，在婚礼前一天晚上的22点，我拜托了两位已婚的同事过来帮这个忙。

问题暂时解决，但我提着的心却再也放不下，本来那星期疫情防控就突然升级，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甚至我自己，都在担心第二天能不能顺利走出小区。不到最后一刻，还真不好说这婚礼还能不能办成。

第二天一睁眼，我赶紧打开手机查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噩耗”，看着酒店的确认信息，和各位朋友一早发来的祝福，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我终于能结婚了。

婚礼结束那天晚上，我瘫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查看当天错过的所有消息，其中当然包括疫情的最新信息。有一搭无一搭划着长到没有尽头的风险点位名单，我赫然发现了熟悉的名字，这不是我做婚甲的美甲店吗！

我抓着老公的手一个劲儿的念叨着“完蛋了完蛋了”，如果新娘成为密接，那今天婚礼这么多宾客都是次密接，大家不会都要因为我而被拉走隔离吧。

当时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我顾不上时间立刻给店家打了电话，在查看了我当的预约信息后，小姐姐叹了口气说：“亲，你是上周来的吧，这个流调信息是今天才更新的呀。”

我恍然大悟，这几天神经崩的太紧，完全没有想到时间的问题。转眼看看老公，他已经被我吓得在收拾行李准备去方舱了。

从新人变病人

年初刚开始筹划婚礼的时候，我还盼望着如果疫情平稳的话，年底我兴许还能出国度个蜜月；等到了夏天，我的期待已经降低到能去云南、海南这些地方玩一圈就行；眼看11月了，我觉得能去乡下找个农家乐就不错了，哪怕冬天的山里没什么好看的。

没想到啊，真结了婚，我连家门口的早市儿都没看到。

新婚第三天，早上睁开眼睛我就觉得外面出奇的安静，打开窗帘，以往热闹的晨练小广场竟然一个人没有，翻身打开手机，却发现小区群里炸开了锅：我们小区被封控了。

我拍醒沉睡的老公，谁知他不紧不慢的说：“反正也出不去了，不如再睡会吧。”真不知道该夸他还是该骂他。8天婚假，不出预料的话接下来的5天我都只能在家里度过，老公美其名曰“和新家培养感情”。

居家的第二天，真正的考验来临了，我家断网了，这可是压倒当代居家青年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给维修师傅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得到的答复只能是等解封了再约，我突然觉得昨天有WiFi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

失去了电脑和电视，时间的流逝明显慢了下来，我们一对新婚夫妻各自抱着手机瘫坐在家里随机的角落，刷完微博刷抖音、刷完抖音看豆瓣，朋友圈已经翻到了一周前的更新，两个人成天大眼瞪小眼，最后连笑到笑不出来了

居家蜜月还没网，后果就是我和老公都极其渴望出门上班。但解封后我们才得知，老公单位出于疫情考虑，重新调整了工作安排：员工必须先集中隔离三天，再返岗连续上班三天，之后才能回家休息一天——这意味着我们小两口6天才能见一面。想到自己每天下班后又要一个人待在没有网的家中，我决定先回娘家住几天。

复工第一周，我和老公仿佛一对异地的情侣，每天靠发微信、打视频联络感情。周四下午喜讯传来，老公说现在疫情放开了，单位的政策也要调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听起来生活就要回到正轨，我得赶紧约个维修师傅修WiFi。

就在我美滋滋地惦记着新家生活时，浑身突然莫名打了个激灵，头也有点发沉。仔细一算，从蜜月结束到今天，这已经是我连续上班的第六天了，并且每天都是加班加点，毕竟婚假欠下的工作都需要我一点点补完，一定是身体吃不消了。

当晚，我早早躺下休息了，希望能借睡一觉来补偿自己。谁知道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好，浑身发热，躺在被子里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人依旧昏昏沉沉，长期咽炎的嗓子也开始发干发痛。

到了中午，浑身的酸痛已经让我坐立难安，体温计显示37.5℃，想到网上流传的各种新冠症状，我好像都一一对应上了，这感觉不太妙，我不会是阳了吧？网上下单的抗原试剂还没到，短短30分钟，我的体温已经飙升至了38.1℃。

那时防疫还没有彻底放开，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最快病倒的一波人，所以压根没有储药概念。我妈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以前剩的退烧药和消炎药，还想按照朋友的建议再去药店买一些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出了门才发现药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龙，想买药已经没那么简单。

吃下家中的库存药，我按照以往感冒发烧的经验赶快躺下睡了，期待着药效发作出一身汗，就可以退热了，但没想到这个病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没有发汗，没有退热，到了晚上8点，我的胳膊腿已经酸痛到抬不起来了，在39.1的高温下，我终于测出了两道杠。

在当时，大范围感染还没开始，手里捏的抗原仿佛一个“罪证”，让我瞬间恐慌不已。但很快我也平复下来，毕竟事已至此，主动上报社区，积极配合自我隔离，除了共处一室的父母最让我放心不下。

爸爸一直有肝硬化的老毛病，常年吃药，为了避免传染给他，我号召父母在家也要把N95口罩戴起来，同时自己搬到有独立卫生间的小房间。

出现症状的第三天，我的体温降到了38℃，身上的疼痛虽然减轻了，嗓子却更疼了。勉强坐起来想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却发现爸爸一早就用防尘塑料布，把门口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

门口还摆了一张小板凳，这是我们的“物品交换平台”。妈妈每次都是带着一次性手套，把水、饭、药放在小板凳上，然后再用酒精对周围进行消毒，全程和我没有任何接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我们仨，全靠视频电话交流情况。

看他俩这阵仗，我觉得无菌手术室也不过如此吧。

三人紧密协作下，我们家的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在小屋隔离的7天内，爸妈全程无症状，这真是这段时间内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了。

生活还没有痊愈

作为政策开放后第一批感染新冠的人，我仔细回忆了很久也没想明白，自己每天加班加得只剩两点一线，到底是从哪里传染上的。

想到自己极有可能是办公室里的“0号病人”，我当时心中充满了不安与内疚，只能怀着这份“负罪感”向单位报备，并在群内叮嘱同事们最近一定要关注身体状况，尤其是那些请假前一天还和我开过会的同事。

同时我还把自己的“两道杠”抗原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希望能提醒到所有最近和我有接触的朋友们。后来这似乎都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大家纷纷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抗原结果，但我们第一波阳的人这么做，是真怕自己再传染到别人。

在经历了高热、浑身疼、咳嗽咳痰等新冠的基本流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基本好转。原本想着复工前再出门做个单管核酸，然后理直气壮地说“我痊愈了”，谁知道之前密集的核酸检测点却偷偷的一个个消失不见了，我花16元做的核酸阴性证明也没人会再看了。

原来，整个世界在我生病这一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曾经限制出行的“三剑客”已经无人问津，大楼门口的保安也不再趾高气扬地喊我扫码，两只手揣在大衣里蔫蔫地坐了起来。

之前人人躲避的病毒现在也被大家“接受”，朋友圈全是一个个晒出的“两道杠”，没有了之前的恐慌，感染的大家都变成了疾病科普小达人，给身边的人答疑解惑。对于新冠的耻感，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

作为公司第一批阳了的人，我理所当然第一个复工了。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整天回荡着我响亮的咳嗽声，从早到晚，我咳嗽的频率已经基本和呼吸一致，一天下来哪怕一句话都没说，也还是觉得胸闷气短，口干舌燥。

最初我以为这不过是新冠恢复期的正常表现，但咳了整整一周后，我觉得胸口闷得就像塞了一张毛毯，又痒又透不过气，恨不得伸手进去挠两下。

手机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打开各个软件都是“新冠后遗症——心肌炎”、“新冠肺炎后期出现白肺”等等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标题。在刷了一天网站后，我也给自己下了诊断：不是心肌炎就是肺炎。

顾不上此时医院里交叉感染的风险，我立刻打开软件预约呼吸科的号，却发现最早的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周。为了保命，我在挂号软件上蹲守了一下午，终于抢到了3天后的号。

虽然对于医院人山人海的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建设，但实际情况显然更加恐怖。

急诊区就像疫情前的春运车站大厅一样，塞满了人，仔细一看其中大多数还是输着液的患者，床位显然已经满了，大家都打着吊针站在走廊里。我的咳嗽声也和大家的咳嗽声汇集在一起，就像往大海里吐了口口水一样，悄无声息。

来医院的患者里，中老年显然占到了大多数，而且很多都是老两口一起来看病的。他们不是为了相互照顾，而是因为两个人都病得很严重，只能彼此搀扶着过来看病。

我印象最深的一对老夫妻，一个有严重哮喘史，另一个则是心肺功能不好，咳嗽简直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看病的唯一诉求竟然是住院，但接连问过几家的呼吸科，住院部都已经满员，这已经是他们看的第三家医院。

而来医院看病的年轻人也有严重的，坐我旁边的妹妹症状是剧烈的咳嗽引发呕吐，等号期间她就跑去卫生间吐了两次。相比之下我能自己跑来跑去、取号拿药，真的还算得上是“健康”了。

问诊时，医生没聊两句就给我开了检测单，原来想要确诊是否为心肌炎或肺炎，还需要做心肌酶检测和胸部CT，而CT队伍已经拍到了转天下午，报告结果更是要2天后才能拿到。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小时。我好像做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做，手里除了一叠缴费单以外，什么都没有。

终于，在医院奔波了2天之后，我得到了明确的诊断——“气管炎”，看着病历单上这几个字，我长舒一口气，感觉胸闷的症状好多了。

吃上了对症的药物，重返工作岗位的我咳嗽好了很多。办公室也不再空空荡荡的，行政通知从一周前的“务必自测核酸阴性之后再来上班”，变成了“身体好转，无症状即可上班”。想想一周前的我还在预约单管核酸，而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上周末的跨年，我终于见到了我两位刚刚由阳转阴的伴娘。这是我们仨2022年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