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剿杀共产党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剿杀共产党

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张澜感叹：《重庆谈判》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杀心暗起。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

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把毛泽东放回去，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当年10月底，国民党军三十军、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2月1日，在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向反对内战的师生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重伤29人。

次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60多人。

5月，拿着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攻占了四平、长春、吉林……

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马叙伦等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的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在《双十协定》签订整整一年之后，为了争取最后的和平机会，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南京继续和谈。当他乘了一夜的火车到达南京时，看见报纸上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无奈的梁漱溟凄然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400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仅仅不到三年，人民军队便解放了全国。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为之付出无数努力的和平虽然死了，但中华民族却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