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刚好在上海，也算是亲身经历了这魔幻的一个多月防疫过程，在各种群聊里看到了各种境遇，也有群聊里的朋友不幸中招去了方舱。我不敢说我说的就代表现在上海的全貌，但多少也算是掌握了一些现场视角。

如果说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时我们国家表现出了众志成城、全国一心战胜疫情的精神面貌，那么在2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围绕清零与共存的争议开始涌现，并使得抗疫这个话题日趋极化。

除开欧美围绕新冠设置议题针对中国导致抗疫问题政治化，以及国内外一些在中国“共存”后能获得重大利益的群体的鼓吹和推动外，围绕奥密克戎破坏力认识的误区 ，特定人群受到清零政策较大影响，在抗疫过程中官僚主义造成种种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向如今的争论，而最终在网络空间中呈现非此即彼的二元式对立，则只能说是当下社交媒体的大趋势使然了（不惟中国，海外也一样）。

关于奥密克戎流感论的误区澄清，动态清零必要性和科学抗疫的分析，防疫过程中官僚主义问题及基层需要的改革方向等等，沉思录这段期间不少文章都有讨论。今天笔者针对抗疫过程中受经济损失影响人群这一问题聊聊。

先介绍一个概念：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le），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涉及到机制设计（mechanism）问题，不涉及数学的定义大致如下：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

如果要我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或许就是在机制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参与机制的各方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度安排使得参与各方自身的收益不会与追求全局目标冲突乃至影响到全局目标的实现。

为什么激励相容很重要？因为现实世界不是RTS游戏，所有单位都任由玩家指挥、如臂使指；现实里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利益点。我不否认很多时候全局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又或者有人有更高的觉悟来牺牲小家成全大家；但是政策制定不应该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之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望所有人都是君子的政策太理想化、也太容易出岔子了，很多时候反而是“在商言商”，用利益关系引导会更有效一些。

由于本次上海疫情影响之大，扩散面之广，在当下，因为防疫工作受到影响的人群比过去两年要多很多，受影响人群中难免会有部分转而产生对现阶段的动态清零方针的疑问乃至抵触，那么——抵触即使不会立刻转化为行动，也会降低防疫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效果。而在Omicron这种隐秘性强、R0高的病毒面前，防疫政策的效果打折扣，很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合理解决受影响人群诉求，尽量补救损失也是防疫工作重要的一环。

以目前比较通行的三区布控+严格核酸筛查+减少社会聚集的做法（当然，也已经有不少地区加码到只要出现阳性就部分或全域静默）来说，对居民的总体影响主要是：日常生活受到干扰，休闲娱乐活动基本暂停，存在因处于封控/管控区而足不出户的可能性，以及封控对工作与收入产生的影响（整体而言以服务业，特别是线下业态更为严重）；如果不幸遇到较为严重的疫情，在物资供应、紧急就医等特别需求上也存在不能及时满足的风险。（虽然笔者个人认为出现第二个魔都乱象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作收入层面——即使疫情管控在长周期上对经济是有利的（不用承担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但在病例发生的抗疫期间，除了财政供养人员（如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和互联网等少数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行业外，大部分制造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都会面临工作停滞、收入减少乃至失业的风险。但是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开支却并没有同步减少——

无论是基本生活支出，还是房租/房贷都没有因为疫情而免除——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很多人来说，防疫过程常常需要动用自己的积蓄来弥补收入与支出间的落差。于是，对于“疫区”的很多人来说，疫情防控于自身带来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收入下降，失业风险提升，消耗个人储蓄。

这一点反映在经济数据中就是：储蓄意愿和居民储蓄率在疫情后都处于高位，并且和疫情的爆发有较强的相关性——在 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年的相对平静期间，居民储蓄率有所回落；而随着 21 年末疫情的重新反扑，储蓄率也开始处于高位。

诚然，新冠对于身体健康仍然有着不小的威胁，而成功扑灭疫情以后经济生活重回正轨，对个人和社会来说价值也很极大。但是这两点长期价值在很多人那里，是否能够“对冲”短期经济困难带来的影响，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快要饿死的人面前告诉他坚持到几个月后秋收就能衣食无忧，有什么意义呢？

当这种短期经济后果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整体经济环境恶化而不断放大时，受影响人群对防疫政策的抵触与反对情绪自然也会随之增长，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才能将动态清零政策更好地执行下去，起到应有的效果。

毕竟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两年，且病毒仍在不断变异，而且西方基本看不到能控制住的迹象，大家很难相信某次防控能获得“一劳永逸”的效果，更有可能的是在未来仍然存在因为疫情短暂严格管理的情况，这种反复也确实会影响到防疫的“士气”。所以对于当下来说，如何通过补偿与激励来提振“士气”，对于防疫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除了微观层面的分析，我们如果将视线拉远，会发现在更大的尺度上同样存在相似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防疫是一件有非常高正外部性的事情——严格防控，快速扑灭疫情，防止疫情外溢，损失的只是一城、一地的短期经济成果，但收获的是其他未被疫情波及地区的正常发展和安稳生活。

但问题在于，这种正外部性是以防疫所在地及其居民的短期经济、生活受损为代价实现的，而我们现行的机制内并没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设计。

魔都的例子太过复杂，我们不妨以瑞丽为例更加明显。作为口岸城市，瑞丽毫无疑问是抗击疫情的第一线，通过高强度的防疫政策瑞丽可以说非常好的完成了防疫的任务。但问题是，以一地的视角看，瑞丽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痛——一年里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封控，经济生活基本停滞，居民除了安土重迁的本乡本土人也大半流失。

瑞丽防疫的好处，往小了说是西南地区、往大了说是全国在享受，但这种防疫的代价却是瑞丽一地在承担，这真的合理吗？

我们国家的运行机制里，强调大局、强调要“讲政治”，很多时候这确实能够带来全局更优的决策，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将这种牺牲视作理所当然，特别将其中涉及的个人（比如瑞丽居民）的牺牲视作理所当然，仅仅是道德的褒奖远远不够，这种牺牲就应当得到应有的物质补偿。

今年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年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已经不甚乐观，二季度以来上海疫情绵延至今尚未平息，对经济的冲击更是不言而喻；更何况，在上海的“精准防控”破防之后，笔者观察各地防疫政策呈现趋早、趋严的态势，甚至出现 1-2 例阳性病例就全城静默的实例。于疫情防控而言，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措施；但是对于防疫地区的居民而言，更严格的防疫政策无疑会放大防控政策对个人经济、生活的负面冲击。（ 要知道，如河北廊坊、江苏句容还有吉林多地的封控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只不过受限于舆论关注度有限不为人所知）。

动态清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需要坚持才能收效的政策。但对于当前的防疫的经济成本分摊机制，笔者认为这是在给坚持动态清零起到反作用——或许政策的制订者们并无收入受损之虞，但配合政策的更多群众确实实打实的用自己的积蓄、收入乃至工作为政策买单。

在微观层面，对于因为疫情影响、工作收入受到冲击的群众，通过发放补助、延缓/减免房租等方式帮助其降低冲击（ 笔者记得深圳就对一些小业主做出过此类补助 ）；而在宏观层面，对于防疫的关键节点（ 最典型就是各种口岸城市 ）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当地居民进行托底，维系其生活质量（ 比如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补偿 ）。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笔者相信这种补偿都是能调整机制实现激励相容，进而提高防疫政策的效率效果的，当下需要政策制定层面向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和可行性分析

更何况，在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越发严峻的当下，这些货币化的补偿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对十分疲软的内需起到托底和刺激的作用。我们终究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仍然需要经济增长来置换解决的时间与空间。相信如果能通过这种制度调整，将动态清零的政策目标与呵护经济的客观需求结合起来，会让我们更有底气和士气坚持同疫情的斗争，在当下这个因新冠病毒而普遍摆烂的世界中迎向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