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去世，刺痛了所有中国人

今天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日子。

95年前的今天，20名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推上刑场。

李大钊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人。

行刑前，敌人给了他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劝他认罪悔过。

李大钊神情镇定，回了四个字：“力求速办。”

牺牲，对李大钊来说是革命必然的结果，如果需要，他甘愿为自己忠爱的革命事业献身：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95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他的壮烈牺牲，我们心中总会生出很多悲痛和遗憾。

今天，我想纪念一下这位中国脊梁——李大钊。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一个小乡村。

李大钊的童年有些凄惨，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先后离他而去，祖母有病在身，他是祖父抚养长大的。

可随着祖父渐渐年迈，生活也无法自理，眼看着家中快要陷入困境，一个人出现了。

1899年，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在长辈包办下，李大钊和赵纫兰结婚了。

此时的赵纫兰16岁，而李大钊才10岁。

赵纫兰嫁过来后，一个人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供李大钊读书。

为了给他凑学费，赵纫兰把家里值钱的都拿去典当，四处找人借钱，才勉强凑齐学费。

李大钊常年在外读书，回不了家，她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事是大事，是关乎民族未来的事。”

对赵纫兰的付出，李大钊都默默地记在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1920年，李大钊把全家接到了北京。

刚搬过来时，家里常常有很多客人拜访，他们看到一位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忙里忙外，还以为是保姆。

此时的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多个光鲜亮丽的头衔加身，是实打实的社会名流。

而赵纫兰只是个没读过书的乡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还缠着小脚。

在外人眼中，这对夫妻很不般配，甚至有人直接劝李大钊休了她。

李大钊却深情地说：“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最好，百年偕老最属难得。”

后来，每次家里有人来访，李大钊都会帮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细心地为她扣好扣子，拉平衣襟，然后揽着她到外面，郑重地向客人介绍：

“这是我的夫人赵纫兰。”

最好的婚姻是陪伴彼此一起成长，赵纫兰也想了解李大钊的世界。

于是李大钊耐心地教她识字，后来赵纫兰不但能阅读报刊，还会写一些简单的信件，慢慢的《红楼梦》都能完整读下来，平时李大钊还会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

在李大钊心里，赵纫兰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她既是我的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这些身份的背后，不仅有李大钊对赵纫兰无私付出的感激，还夹杂着一些惭愧。

因为他舍弃了小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对于这些，赵纫兰全都理解：

“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李大钊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

他见过太多山河破碎的场面，尚在孩童时就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时八国联军瓜分和掠夺中国，目睹着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深深地刺痛了他年幼的心灵。

1916年的春天，万物复苏，中国满目疮痍，27岁的李大钊渴望着看到中国的春天，于是他提笔写下了《青春》一文：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心怀众生的李大钊，坦然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只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每逢中国处于危难之际，他总会冲在第一线。

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称帝，竟然和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在日留学的李大钊悲愤交加，立刻奋起反抗，写下了激昂澎湃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四万万人民一条心，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我们必须要起来反抗。”

为此，他还丢掉了学业。

为了协调留日学生和国内的反袁运动，李大钊长期往返上海与日本之间，落下很多课程，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理由，将他除名。

李大钊对革命事业有着超乎寻常的乐观和激情。

当时留学日本的陈独秀，经历了多次革命失败，他经常在文章中流露出厌世情绪，对中国的前途毫无信心。

李大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爱国就应该奋起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而不能因为政客的腐败就厌弃自己的国家：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

在学生眼中，李大钊是可以和列宁、孙中山并列的好老师。

北大学生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个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中国，你最崇拜的人是谁？”

李大钊的名字，赫然与列宁、孙中山排在一起，名列前十名。

李大钊当上北大教授后，月薪在240到300大洋左右，可家里生活费常常不够用。因为每当看到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总会自掏腰包。

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后，只能让财务部门每月扣除李大钊的一部分工资，直接交给赵纫兰。

学生们都很喜欢围在李大钊的身边，他们亲切地称李大钊为“老母鸡”，他们则是“小鸡”，每当李大钊“咯咯”地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地聚集在李大钊的周围听他讲课。

对待朋友，他真诚热情。

青年的毛泽东也曾受过李大钊的帮助，当他来到北京为生计发愁时，遇到了一位“大好人”——李大钊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他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

寒冬腊月，他会热情地拿出自己新做的棉袄送给朋友；客人去拜访他，他总会做一桌子好饭好菜招待他们，“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

陈独秀说：“他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

李大钊为民冲锋在前，为友真诚善良，这都是他肩上的道义。

为了这份道义，他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勾结日本进攻天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

没想到，日本竟摆出《辛丑条约》中“海口不得设防”的条款，集结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霸道地要求北京政府44个小时之内，必须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不准干涉外国航船。

这一消息彻底激怒全国人民，3月18日，5000多名北京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反抗“八国通谍”。

李大钊率领群众游行示威，他扛起鲜红的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浩浩荡荡的队伍直接冲向段祺瑞执政府门口。

没想到，惨无人道的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群众47人，重伤上百人，李大钊也不幸负伤，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就是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去世的。

这一天，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发布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

中央准备调李大钊去南方，可他执意要留在北京：

“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

半个月后，李大钊不幸被捕。

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

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

敌人什么都问不出来，最后恼羞成怒，对李大钊用尽酷刑，电椅、老虎凳、竹扦插手指，甚至拔去了他的指甲。

可至死，他都没有透露半点组织的秘密。

他在狱中写下绝笔《狱中自述》，包揽了一切责任：

“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没戴常日的眼镜，头发被剃光了，面容有些憔悴，少了些书生气，但多了些坚定。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为了众生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看到过清政府的腐败，反动军阀的卖国，革命之士的壮烈牺牲，民众的苦难，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刻，映入眼帘的还是流血和牺牲。

他永远留在那年的春天里，等待着「中国的春天」到来。

95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春天。

守常先生，您看到了吗？「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

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国家了：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最大的幸运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逢危难之际，总有最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将我们保护得很好。

点个「在看」，守常先生千古，您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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