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消失、朴树抑郁，民谣差点死于2022

近日，一档音乐综艺《我们民谣2022》播出。

不同于其他节目的爆梗和抓马，它就是一台眼泪收割机。

很难想象，张玮玮、小河与万晓利会同台演唱，老狼和叶蓓能世纪相逢。

当《白衣飘飘的年代》《米店》的旋律再度响起，台下哭成一片。

有网友说，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静听歌的节目。

第二期结尾，老狼和所有民谣歌手站上舞台，齐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横跨二十余载，老一辈民谣人，新生代民谣人，齐聚一堂。

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属于民谣的黄金时代……

1969年，高晓松出生在一个高知分子家庭，父亲是清华教授，母亲是师承梁思成的建筑学家，外公更是一手创办了深圳大学。

打小起，他便生活在清华园，邻居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一群人。随便溜进一户人家，就能让对方用流体力学、古建筑学论解释椅子腿断了的小问题。

就在不远处的北大家属院，一个名叫濮树的孩子也在悄悄长大。

高晓松从小玩世不恭，天天抽烟喝酒打架，考试却总能排前几。

濮树不行。

父母的高学历和身边人立志考北大的目标将他压得喘不过气，小升初就因为0.5分之差落榜北大附中，让父母在家属院抬不起头。

年纪轻轻的濮树，因此有了抑郁倾向。

      少年朴树   

后来，高晓松进了清华大学，濮树则勉强考取首都师范大学。

相同的是，两人最后都选择辍学。不同的是，高晓松始终将清华学子作为自己的标签，濮树则顶着高中学历，只字不提大学院校。

高晓松退学前，和朋友组了中国第一支大学生摇滚乐队——青铜器乐队（早期叫零点阳光）。

贝斯手、吉他手、键盘都有了，唯独缺个主唱。有好几个人不请自来，结果都没入高晓松的眼。

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老狼，二人见面后直奔主题：

“我得听你唱歌。”

“好的。”

老狼当即唱了首《我要的不多》，一开嗓，高晓松就狠狠拍了下大腿：“好！这就是我要的人。”

多年以后，老狼回忆那天：

如果不是高晓松，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可以说，是高晓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乐队凑齐了人，但永远凑不齐吃饭的钱。

高晓松等人四处走穴，还给黑豹乐队垫过场，却赚不到三块五毛，最后闹到卖血买贝司的地步。

难以为继的生活让乐队内部出现分歧，随时处于解散边缘。

1990年暑假前夕，海南歌厅的商演邀请成了转折点。

高晓松没带乐队，单独拉着老狼千里迢迢跑过去。

不曾想，老狼平缓温和的嗓音跟歌厅气氛根本不搭架，老板指着鼻子骂道：“你们唱的什么玩意儿，我们完全听不明白。”随便给了几十块钱就把他俩打发走了。

眼瞅着即将开学，两人钱包一合计，就够买一张车票，高晓松仗义地留给了老狼，自己一个人跑去厦门闯荡。

在这里，高晓松认识了大自己两岁的初恋女友。

他从小深谙泡妞攻略，每天早上都会攥着梳子给女友梳头，讨对方芳心。‍

有一天，正在梳头的他灵光一闪，来不及找纸，便随手打开一本书的封底，写下一行歌词：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

《同桌的你》，就此诞生。

1993年，高晓松将这首歌低价卖给大地唱片，要求只有一个：老狼来唱。

那时候的老狼，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当设计，每天坐在工位上苦逼地画图。

面对高晓松抛来的橄榄枝，他二话不说答应了。

1994年，大地唱片发行专辑《校园民谣1》，《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曲收录其中。

在当时原创音乐贫瘠的华语乐坛，《校园民谣1》就像平地惊雷，火到烧透了90年代的半边天，专辑正版卡带卖出七十多万盒，盗版超过3000万盒。

那段时间，高晓松打开电视，出现的是老狼的脸；打开收音机，响起的是老狼的声音。

他俩参加上海“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嘉宾阵容堪称星光璀璨，前边坐着正当红的那英、林依轮，邻座是摇滚圈的扛把子何勇、罗琦，结果两个民谣圈的新人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名。

高晓松后来在《写在墙上的脸》一书中写道：94年的某一天，我与老狼大眼瞪小眼，同时冒出一句：“咱火了！”

这时的濮树在干嘛呢？

实在读不进书的他选择了退学，每晚10点半拎着吉他在家门口的运河边弹琴唱歌，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回去，一觉睡醒，就趴在吹来河风的窗边写歌。

河风在朴树的窗前吹了一年时间，看着儿子成天待家里，濮树妈妈担心他憋坏了，问他要不要出去找份工作，当个服务员也成。

朴树想想也是，就攥着几沓歌曲草稿，找上了名气响亮的高晓松，问他买歌吗？

看着眼前这个一缕长发遮住半张脸的青涩男生，高晓松没有说话，濮树便红着脸自弹自唱起来。脆弱动人的嗓音让高晓松忍不住赞叹：“你唱这么好，我给你投资出唱片吧。正好我和一哥们开了个公司，你来我这当歌手。”

其实，那时候公司还没影，只是因为高晓松见着两个人，一个是眼前的濮树，另一个是叶蓓。

1996年，高晓松拉着濮树见了刚回国的老朋友宋柯，濮树清唱了一首《那些花儿》，把一脸严肃的宋柯唱得嚎啕大哭。

就这样，濮树成功签约麦田音乐。

艺名，朴树。

朴树的难产这时便初显端倪，同年加入麦田的叶蓓已经唱了《白衣飘飘的少年》《青春无悔》等四首歌，成为内地最红火的女歌手之一。

朴树的歌，连影都没见着。

1999年，朴树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终于发行，当时的校园民谣已是昨日黄花，但朴树的歌声，是无视流行曲风、无视市场喜好的。

专辑销量豪取15万张，新人歌手朴树名声大振，就连春晚导演都亲自找上门，点名要朴树唱《白桦林》。

对任何一位歌手而言，春晚都是求之不得的舞台。

朴树不愿意。

他讨厌千篇一律的采访，厌恶繁忙的商演活动，总想逃避炙热的聚光灯。

结果被经纪人张璐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牛x得不行了是吧！所有人都在为你这件事忙前忙后，你要是不去，公司上上下下都会因为你受到伤害，以后业务都别想做了！”

朴树委屈地哭了，最后还是走进了春晚彩排的录制现场。

成名的「代价」让朴树畏惧写歌，拒绝出专辑、开演唱会，这让高晓松、宋柯等人急得直挠头。制作人张亚东也看不过去，赶忙出面劝他做一张新专辑。

朴树问：为什么要做？

张亚东回答：可以赚钱呀。

朴树不理解：为什么要赚钱？

纯真的朴树不懂何为名与利，他只想逃避喧嚣与繁华，那不是他想要的。正如他所哼唱的民谣，更适合宁静的角落，一旦落于嘈杂的人群中，只会被淹没。

直到4年后，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才姗姗来迟。

专辑还是火了，《生如夏花》荣获2003年“内地最佳专辑”，朴树的身价跻身内地前三，大量采访、商演活动、颁奖典礼的邀请函塞满了麦田音乐的公司大门。

有一天，妈妈主动打电话问朴树：“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了，你现在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呀？”

朴树一时没忍住，哭了出来，嘴上还反驳道：“没有的事。”

2004年，当高晓松忙着拍影视剧、开公司、接采访时，朴树逃了。

这一逃，就是十年。

朴树消失那年，“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河酒吧转手让人。

张佺和张玮玮站在酒吧门口，望着正在拆卸的牌匾，眼里尽是三年来的美好时光，那是中国民谣生机盎然的三年。

河酒吧2001年开业，是北京三里屯南街一间15平米的小酒吧。

      河酒吧 | 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野孩子乐队成员张佺、小索初至北京那会儿，兜里没几个子，连房租都得朋友接济，排练只能蹲在三元桥底下的草坪上，头顶时不时飞驰过一辆小轿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吉他、手鼓发出的声响。

一天，朋友李正凯提了个建议，三里屯南街有个小画廊在转让，你们要不盘下来整个酒吧，这样的话，乐队既能排练、演出还能赚点钱。

小索觉得这主意不错，找女朋友和认识的人借了笔钱，把酒吧开了起来。

不料，河酒吧根本没赚到钱，吸引来的酒客不是小河、万晓利、左小诅咒、周云蓬等民谣歌手，就是谢天笑、舌头乐队、布衣乐队等摇滚青年，还有一帮子爱听曲儿的文艺青年在台下喊“安可”，罗永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有个特点：穷。

每天一到点，整个酒吧就嗨了起来，台上的乐队肆意地玩起即兴，台下的观众如果手痒，也可以随时上去亮一手，经常唱到后半夜快打烊，酒吧里还坐满了人。

有时唱得兴起，喝得上头，小索便扯着嗓子嚷嚷：“服务员！给每桌都来上一扎啤酒，算我帐上！”

在酒吧的窗户旁，总有个留着短寸，戴着贝雷帽的男人喝醉酒后靠坐在那儿呼呼大睡。

他叫张玮玮，是野孩子乐队的忠实粉丝。

自从1997年在兰州看过野孩子乐队的演出后，他和死党郭龙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这支乐队。

“好听，牛逼，颠覆。”张玮玮如是说。

野孩子住在三元桥，他们就厚着脸皮在对门租了个房间，还时不时跑过来蹭口饭。

野孩子排练演出，他们就提着手风琴、键盘在旁边伴奏。

一来二去，大家都熟了，张玮玮、郭龙也成了野孩子乐队的编外成员。

      河酒吧｜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张玮玮特爱河酒吧，觉得它就是音乐人的乌托邦，连琴行的工作都辞了，整天待里头狂欢。

他这样形容河酒吧：“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太美了。”

河酒吧每周三都有一支叫「美好药店」的乐队上台唱歌，成员只有两个人，分别是万晓利和小河。

他俩在天通苑租了个房间，每天坐三个小时大巴跑到河酒吧驻唱，等唱完歌大巴车早下班了，只能坐出租回去。

一天的演出费，还不够打车钱，但他俩乐意，因为在河酒吧唱歌真的很开心。

其他酒吧总是有乱嘈嘈的主持人大喊“大哥再来一瓶呗”，还有擦边舞、魔术等乱七八糟的表演，根本没人在乎他俩唱的啥。

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走过来走过去》，就是在河酒吧现场录制的。自由的歌声中，不时传来观众稀碎的掌声、酒杯的碰撞声，那是音乐最美好的模样。

      河酒吧演出   

2003年，非典的降临让这个音乐的乌托邦摇摇欲坠。同年，小索查出胃癌晚期，第二年10月与世长辞，野孩子乐队随之解散。

张佺伤心得一夜白头，背着冬不拉流浪远方。张玮玮乘着绿皮火车去了新疆，路过伊犁，走过喀什，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

后来，张佺不再流浪，张玮玮回到北京，他们重组了野孩子乐队，河酒吧的一些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除了小索。

2006年，一个叫宋冬野的胖子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下万晓利的二专《这一切没有想像的那么糟》。

他将卡带插入随身携带的便携式CD机中，坐在中关村的广场上收听第一首《陀螺》，他边听边哭，从下午4点单曲循环到晚上11点半。

宋冬野成了万晓利的脑残粉，豆瓣签名都是“我爱万晓利”。

在隔壁天津，一个叫马頔的国企小员工听了万晓利这张专辑后，天天在豆瓣聊歌论曲儿，俨然一副文艺青年的模样。

一来二去，宋冬野在豆瓣上认识了马頔，还有一个贵州小伙尧十三。

2011年，臭味相投的三人决定北京“奔现”，顺便成立了一个民谣组织「麻油叶」。

三人住在宋冬野靠安河桥住房拆迁款买的破房子里，马頔睡长条桌子，尧十三躺在客厅沙发上，宋冬野住在最里头的卧室。

白天睡觉，晚上喝酒吹牛，有时候尧十三会拿起吉他唱《他妈的》，宋冬野和马頔就蹲在墙角边哭边鼓掌。

一天，一个叫作业坊的酒吧邀请他们开业演出，三个人兴冲冲跑过去，结果屁观众没有一个，只有酒吧老板站在吧台发呆。

唱完以后，老板给了他们100块演出费，就没再叫过他们。

      从左至右：尧十三、贰佰、宋冬野、马頔   

2013年，宋冬野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是一个叫左立的小伙子发来的，他参加《快乐男声》想唱《董小姐》，希望宋冬野同意。

宋冬野很意外，竟然有人喜欢自己的歌，也不收钱，直接答应了。

6月29日，当酒醒后的宋冬野打开手机，发现满屏都是《董小姐》。

他火了。

马頔和宋冬野不愧是兄弟，宋冬野成名没两年，马頔也因为《中国好声音》选手张磊翻唱《南山南》出圈。

他们的演出场地从空荡荡的小酒吧，搬至上百人甚至五千人的体育场。

一开始，宋冬野特爱臭显摆，成天在马頔、尧十三面前转悠，嘴上念叨着：“哎哟，真是没想到，我怎么就先火了呢？”

马頔气不过，起身踹了两脚，俩人便扭打在一起，最后还得靠尧十三拉架。

宋冬野没得瑟两天，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圈内人不认可他的歌。

杭州酒球会的老板王涤打趣宋冬野只是一个网红，偶像万晓利委婉地形容他的歌是“流行民谣”，就连他本人也越来越讨厌《董小姐》，管这首歌叫“恶俗”。

马頔也一样，甚至后悔写了《南山南》。

他在参加《我是唱作人》的时候说：“我写《南山南》那种歌，说实话，分分钟写出来，不用一星期，就三天，《南山南》好写，太好写了，为什么我不写？”

话没说完，抬手在脸上拍了两巴掌：

“爷们儿要脸。”

爆红的兄弟俩并不开心，他们竭力撕去身上的标签，结局却大相径庭。

2016年10月13日，宋冬野又火了。

这次，他的脸登上了法制节目。

北京警方在他家搜到93.71克大麻，已吸毒为名将其关进东城拘留所10天。

宋冬野“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7年5月9日。

他回来了，带着一首《郭源潮》。

宋冬野特地在歌词中用“事发之木和东窗之麻”来致敬万晓利《陀螺》的歌词“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并第一时间将歌曲小样发给偶像。

沉默寡言的万晓利用了很长一段话评价：

新曲的配器很丰富，有器乐摇滚的感觉，起承转合也有气势，可以体会到他的开拓心。他在音乐上花了不少力气，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他有一个自己的方式来应付这些吧，无论从音乐里边，还是人的状态。

第二年，《郭源潮》还夺得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评审团评语是：

不只是引经据典，或华丽词藻的堆砌，宋冬野以《郭源潮》塑造了可以听声、也可以听情的音乐故事，整首歌没有赘字，文字造诣相当精彩。

大家都说宋冬野变了，成功撕去《董小姐》的标签。

2021年10月11日，宋冬野深夜发了一篇千字长文，控诉演出遭人举报后取消的同时喊冤自己也是毒品的受害者。

网友评论：那你干嘛非要当艺人呢，工厂还缺拧螺丝的呢，不还是图这行赚钱快吗？

宋冬野回复：去你妈的。

6个小时后，再次回复：再说一遍，去你们妈的。

有网友在「中国警方在线」的一篇禁毒微博下@宋冬野：好好看看！你还觉得委屈吗？

宋冬野回复：觉得。

随后，不知悔改的宋冬野微博被禁言了。

宋冬野的故事，其实是这代民谣人的缩影。

他们吃着民谣红利，成名捞金上综艺，又困于民谣身份和成名曲的固有印象，在极力撕去标签的道路上驶向不同终点。

陈粒被粉丝贴上了“高冷、文艺”的标签，却在综艺节目上语出惊人，化身音乐圈的“女流氓”。

歌迷跑到微博下面说：“我还是更喜欢以前那个唱着《奇妙能力歌》，清新简单的陈粒。”

她转头发表新专辑《玩》，专辑封面上的她穿着饱和度拉满的艺术裙裳，前卫又先锋，但唯独不民谣。

赵雷亦然。

《成都》出圈后，赵雷不管参加什么演出活动，主办方唯有一个要求：“唱一首《成都》就行。”

2017年4月19日，他在台上当着万千歌迷爆发，公开对主办方爆粗口：

“特别想对主办方说一声FUCK！”

他也无数次在采访中提到：

“我唱《成都》都已经快唱吐了！”

最后，赵雷逃走了，像十几年前一样，骑着摩托车四处流浪。

自2013年借着《董小姐》的东风掀起民谣热，已然过去十年。

十年间，说唱征服了主流舞台，摇滚续写了红磡传奇。

民谣，却昙花一现。

好不容易走红隔壁老樊和花粥，一个被嘲转基因民谣，一个被扒歌曲抄袭，如流星划过。

各大主流舞台有流行歌手高音嘹亮，有嘻哈歌手嗨翻全场，更有摇滚乐队狂轰滥炸，唯独没有民谣歌手的一席之地。

有人说民谣已死，也有人嘲讽民谣从未活过，从始至终都是音乐圈最边缘的角色。

为此，有人发出疑问：我们还需要民谣吗？

事实上，这个答案很明确。

《我是歌手》向来是高音为王的舞台，杨宗纬、陈明等慢歌歌手根本讨不着好。

第三季李健的走红，恰恰证明听众在喧嚣过后，需要一些让人心静的声音。

民谣正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歌声感动？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眼含热泪？

因为我们需要它。

民谣不仅承载着我们的回忆，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安抚着我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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