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何选择做全职妈妈？

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鲁伟

2023年新年伊始，中国多地陆续出台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涉及医保、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旨在完善生育保障，降低养育成本。

同时，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明确完善生育保障，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培养孩子没有上限， 探索育儿之路无止境”，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关于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投入，尤其是对育儿期待更高、受“密集育儿”理念影响更多的城市家庭来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职妈妈有着切肤体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穆峥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放弃事业回归家庭趋势背后，是一直潜伏在家庭中的性别期待与“密集育儿”、对孩子教育发展的高投入、高期待相结合下形成的一种现象。对于高教育女性来说，实现孩子的全面发展，是她们认为有意义的一项“事业”，也是实现阶层代际复制甚至流动的重要方式。

2022年初，穆峥和复旦大学的田丰发表研究《1982至2015年中国城市全职妈妈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研究显示，1982年-2015年中国城市母亲的非就业率(包括被迫离职)有所上升。在1982年，9.5%的母亲没有工作；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1.7%。这一比例在2000年代后期略有下降，但在2015年再次上升，达到32.2%。

作为现代城市女性，她们是如何退出职场，回归传统家庭分工成为全职妈妈，全力参与到“教育竞赛”，把孩子当做“事业”的？她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普遍性的因素，让她们尤为注重孩子的教育？

两年前，许荔的婚姻突然触礁，起因是家庭琐事，夹杂育儿矛盾和与公婆的摩擦，许荔和丈夫在争吵中都动了手。许荔咽不下这口气，迅速找了一名律师帮忙打起离婚官司。

离婚就牵扯到孩子抚养权归属和财产分割，当律师问起许荔夫妻两人的收入、理财等财产信息时，全职妈妈许荔一无所知。“我怎么把生活过成这样？”许荔反思，近10年的婚姻，许荔以两个孩子和丈夫为中心，日常生活就是往返于家、菜市场、学校、游乐场。

许荔重新审视自己成为全职妈妈的历程。大学毕业后，许荔做过公司财务，又先后跳槽到五星级酒店、知名教培机构，她什么都愿尝试，不惧探索陌生的行业。早年许荔还和朋友在夜市练摊，一晚上赚回本钱并和朋友各自挣了150元，她把那150元塞进一个瓶子里，保存到现在，那时的她内心怀着一个创业梦。身边的朋友出国留学，许荔也跃跃欲试。2013年，许荔迈入婚姻，“女孩子进入婚姻，转折就开始了。”目前35岁的许荔感慨。

许荔曾经认为她的婚姻是段佳话。2014年，许荔生下第一个孩子。随着孩子出生，来北京帮忙的公婆介入他们的生活，因育儿与老人产生矛盾后，许荔果断辞职决定自己带孩子，想着不过就是三年，孩子上幼儿园了就能回去上班。三年后，许荔有了第二个孩子，就这么“掉”进全职妈妈的世界，一年年的时光消逝在养育两个孩子和洗衣做饭等家务中，她甚至一度认为做这些就是她的分内事。

当律师找到许荔丈夫谈及离婚时，他才惊醒，意识到除了经济上养家，自己对家庭事务参与过少，忽视了许荔对家庭的付出，他并不愿意离婚。许荔称，与律师长谈3小时后，丈夫回到家中就道歉并表态，“对全职妈妈的身份和付出有了新的认识。”最终，许荔夫妇破镜重圆，两人就育儿和家庭事务达成一致分工，尊重各自的付出。

许荔曾经给丈夫算过一笔账，两个孩子分别在小学、幼儿园就读，他们上下学日程安排、课外活动等都不同，如果她外出上班，得请两个保姆接送孩子上学、上课外班，还需再另请一个小时工打扫家务、做饭，费用至少1万元起步。另外，与职场妈妈相比，许荔投入更多时间用于孩子阅读、体育锻炼、亲子互动等方面。“理论上，我每个月给家庭至少省去2万元。”许荔说。

与许荔“误打误撞”成为全职妈妈不同，张樱在职场黄金期主动退出，成为全职妈妈。硕士毕业的张樱，此前在出版行业任职。两年前，张樱辞职回归家庭。张樱回忆，“当时其实挺纠结的，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有一个因素：孩子。”

在张樱辞职之前，她是兼顾一线业务的中层管理人员，工作责任重、压力较大，经常加班。张樱“责任心特别强”，在工作和孩子无法兼顾时，她都是选择工作优先，这让她对孩子始终充满歉疚。张樱的丈夫是公司高管，工作更忙且出差频繁。张樱称，当时孩子刚上初中，但自律性不是很强，成绩属于“一抓就上，不抓就掉”的状态。各方权衡后张樱决定辞职，“我们都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批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还是要有一人做出牺牲，全职陪伴孩子。”

46岁的薛凌在两年前主动退出职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念高中，一个刚读小学二年级，她是得益于“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并成功“上车”的妈妈。受过高等教育，在国企、私营IT业和保险业工作近20年，曾经以为“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2021年薛凌却毅然决定放弃职场，转型成一名全职妈妈，投入更多时间和情感陪伴孩子。

薛凌称，当时大孩子面临中考，另一个孩子读小学，“忙不过来了”。经过20年的打拼，薛凌夫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不用担心薛凌辞职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另外，薛凌的母亲年岁渐高，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近15年，薛凌也想让70多岁的老人安闲下来。

谈到成为全职妈妈，薛凌、许荔、张樱等人并不后悔，她们都表示，如果重新选择，可能仍会这么做。

有了两年多的全职妈妈经历，张樱认为，全职妈妈看似轻松，其实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挺大”。张樱表示，全职妈妈“工作时间”更长，完全不存在下班时间，24小时待命；“工作业绩”难以量化，甚至容易被忽视；没有经济收入，失去赖以立身的工作，似乎是在被丈夫“养活”，心理负担更重。张樱的这些“压力”，也是很多全职妈妈的共同体验。

张樱观察到，在养育孩子、经营家庭方面，当代的全职妈妈和上一代的母亲相比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相似的是母亲对孩子、对家庭始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不同是当代全职妈妈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张樱身边的全职妈妈普遍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重视家庭尤其是孩子的教育，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选择主动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至于我本人，除了这些原因，还有对‘一眼看到头’的工作感到疲惫与失望，进而想转头去开发孩子身上更大的潜力。”张樱说。

为什么现代女性更加重视孩子教育？她们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在她们的个人选择背后，有哪些普遍的推动因素？

发现自己身边和媒体报道中出现很多高学历却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女性案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穆峥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田丰着手展开研究，她们在2022年初发表文章，探析了1982至2015年中国城市全职妈妈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穆峥和田丰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高，母亲们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就越小；母亲受的教育越多，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未工作的概率几乎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的19倍，而在2011年-2015年，这一概率比下降为3倍左右。这表明，尽管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成为全职妈妈的绝对预测概率仍然低于其他教育群体，但随时间持续增长。

具体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成为全职妈妈的绝对预测概率从1990年的0.2%上升到2000年的2.8%，2005年的5.4%，2006年-2010年的8.2%，2011年-2015年的8.4%。“在过去30年里，做全职妈妈已经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中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穆峥和田丰的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全职妈妈的模式主要受到三方面的社会因素共同塑造：“妇女是主要照顾者”这种性别规范的持续存在；家庭对儿童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政策支持的不断减少。

关于当前生育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平衡困境，中国已在一些政策中完善生育保障。比如，为了破解当前0-3岁幼儿的托育难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等17部门2022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强化税收支持，实施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等。近几十年来，由于城市中低龄幼儿的照顾难题，促使部分城市职场女性重返家庭。根据教育部2005年发布的《教育统计报告》，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城市中的全职妈妈现象，不只是出现在中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4年公布的报告指出，全美共计8500万个母亲，其中子女未满18岁的母亲中有71%周旋于职场，另外29%为全职妈妈。报告指出，亚裔全职妈妈比例为37%，居所有族裔之首。

对前述研究，穆峥告诉《财经》记者，在经历过建国初期比较剧烈的性别平等推进与“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叙事体系下，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背景下，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的女性会承受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压力。同时，尽管这种选择反映了新时代对于“密集育儿”的要求，以及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重新考量，却日益集中在高教育女性身上，也展现了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私人领域的回归甚至在加强。

“密集育儿”并非一个新词。社会学者莎伦·海斯（Sharon Hays）于1996年曾撰写论文《母性文化矛盾》，提出“密集育儿”概念。这概念的总体特点是，母亲将自己视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以儿童为中心，专业引导，情感付出，劳动密集，开销昂贵”。对应的，“密集母职”则是强调母亲责任无可替代，母亲应以孩子为中心。

在前述研究之后，穆峥与田丰又在上海、新加坡和纽约三地与受过高教育的中国全职妈妈进行访谈。穆峥表示，这些女性直接提到她们所接受的教育与所接触的全球化信息，让她们更加认同以深度陪伴、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现代育儿理念。而这种育儿理念需要家长大量的投入——不仅是金钱上的，也是亲历亲为的时间和精力上投入。

“当然，仍旧值得警醒的是，这种对于孩子教育发展的关注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往往都是由母亲承担的，这种安排体现的是社会发展和女性地位提高的局限性。尽管女性已经能够比较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她们在私人领域作为主要教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还远远没有扭转。”穆峥对《财经》记者表示。

把孩子当做“事业”后，许荔、薛凌、张樱深度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在时间、情感和责任上密集投入，她们并不只是简单的家庭主妇角色。

许荔观察到，近年来教育改革后，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同时，又提倡“减负”，促进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课余，许荔侧重两个孩子的艺术和体育教育，两个孩子分别在武术、乒乓球方面各有所长，同时还在开发滑雪等运动潜能。张樱正重新捡起几乎遗忘的初中知识，专心辅导孩子，另外孩子正值青春期，张樱给予高质量的陪伴和心理辅导，见证孩子的成长。

全职妈妈们的育儿之道，各有独特之处。作为“海淀妈妈”，薛凌自称并不“鸡娃”，也不把很多时间用在亲自辅导和督查学习上。北京市海淀区被称为教育强区，学生竞争激烈，“海淀妈妈”专指那些为孩子教育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妈妈群体。薛凌更希望能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给孩子作业签字时，薛凌明确表示，她只是形式上签字，并不对作业质量和学习内容负责。

薛凌更侧重满足孩子的精神需求，在陪伴中给孩子价值传递和认知启发。她表示，“相比给孩子们财富能衡量的东西，给予他们这些更重要”。薛凌每周抽出一天时间专门陪伴念高中的女儿，念小学的儿子还需要她投入更多时间，但薛凌给两个孩子报的课外班都少之又少，这无疑与当前教育“双减”相契合，即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和家长相应精力。

薛凌并未清闲下来。她尽量每周带孩子去一次博物馆、爬一次山、去一处新鲜的地方品尝美食或娱乐等。薛凌经常在家里召开家庭会议，让孩子们参与，共同讨论与他们有关的事项。年末，薛凌组织家庭成员会谈，每个人畅谈自己的成长与进步。薛凌还学会了“与孩子共情”，不放过孩子的细微变化，适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理念分享给孩子，潜移默化教化孩子，而不是命令孩子服从。

薛凌总结，她这是“用职场中的方法和自我坚持不懈的学习能力抚育孩子”。薛凌说自己曾经是个乖乖女，遵照父母的意见，在父母的教育框架中成长，而她认识到，孩子是独一无二的，要让孩子找到内心成长的力量。

49岁的梅萍也是一名“海淀妈妈”，曾有12年职场经历，成为全职妈妈已经16年，现在大孩子出国读大学，身边还有一个孩子念高中。

梅萍在2006年计划孕育“二胎”，由于当时对生育仍有限制，在国企工作的她只好辞职，2007年生下“二胎”后，梅萍缴纳了16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丈夫当时是公司高管，还有来自理财和房产投资等收益，这让梅萍可以从容选择不继续工作。但最直接的因素是，梅萍感受到分身乏术，生二胎时家中“老大”7岁，上小学，“小升初”的压力虽远犹近。

梅萍可以像有些家庭那样请两个保姆，但是让保姆负责管家和带孩子，这不符合她的初衷，“阿姨能开车带孩子去上课吗？更甭说在教育方面，阿姨更不会观察和考虑孩子适合上什么课外班。”家中的老人年事已高，日常还需要梅萍照顾，因此她决定在家亲力亲为照料家庭和孩子。

养育孩子的20余年间，梅萍经历的是中国教育加速实行现代化，转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代。2001年，北京市教委在“减负”的相关通知中提出，小学生一般离校时间不晚于16:30；2008年又提出，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小学课后“三点半”，逐渐被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占据。梅萍称，当时的海淀区，家长和学生已经开始“拼”了，很多家庭不惜投入时间和金钱提升孩子成绩、发展孩子潜力。

辞职前，梅萍忙于工作，接儿子总是迟到，她只好把儿子转入全托幼儿园，周末才接回家。儿子小学就读的是百年名校，同学家长不乏精英人士，成为全职妈妈的梅萍，“也就随大流，该让他上奥数就上奥数，该学英语就学英语”。

梅萍曾差点成为典型的“海淀全职妈妈”。儿子进入小学后，先后报了作文、英语、奥数辅导班，儿子在前排听课，她坐在后排陪读。钢琴、滑雪、篮球等各项兴趣班也不能落下，严格安排孩子的课余时间，“对孩子控制得特别紧”。她这还不算最拼的，儿子的同龄人有些同时上几个平行的学科辅导班，比如英语报一个侧重应试的班，再报一个班侧重培养听说能力，奥数还分普通班、名师班，“孩子哪还有时间运动放松啊。”

梅萍很快发现，有些课外班并不适合儿子，儿子的奥数并不优秀，拿不到奥数比赛的证书，小学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因此“小升初”可能不会被选拔到顶尖的名校。交流本来顺畅的儿子，那几年因为压力大说话变得有些口吃，这令梅萍开始反思并自责对儿子的教育。儿子进入初中后，梅萍把重心转向培养儿子兴趣上，孩子喜欢滑雪，她就坚持冬季每周末带儿子去学滑雪。

后来随着女儿逐渐长大，步入小学，梅萍说，她对女儿完全“放开”了，不再“逼迫孩子”。但女儿上各种兴趣班都比较积极，钢琴、舞蹈、英语、演讲、篮球都学得不错。梅萍的女儿现在一所私立学校念高中，同时是几个学校社团的负责人，还是班里学习小组的带头人，梅萍认为，这是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所在。

如今梅萍的儿子出国留学，业余时间是一名滑雪教练，也因滑雪、潜水等爱好更加自信。梅萍还观察到，儿子的同龄人有些学业成绩出色，进入藤校，但他们缺少朋友、不愿社交，有些因专业不喜欢而受挫。梅萍在健身之余，还发现身边一些年轻的教练，因为此前工作不快乐，从IT业等转行为健身教练，年轻一代的他们更加自由、随性，“不会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待下去”。

因此，梅萍意识到，培养和引导孩子的兴趣与专长，让孩子乐观、自信和学会生活的能力同样重要。“你给孩子留多少钱是没有用的，要给他留个一技之长，凭借自己能力成功。”梅萍表示。

重新回归家庭后，张樱不再有接不完的电话和回不完的微信，生活一下子安静了，每天的任务比较单一。“两年多来总体上是快乐的。孩子身心健康，没有叛逆，和父母无话不谈，这与我的充分陪伴分不开。”在家务、辅导孩子功课之余，张樱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读一些以前没时间读的书籍，还能偶尔约好友小聚。

全职妈妈的付出能否被家庭和社会所认同？对张樱来说，能被家庭认同更重要，毕竟这个决定当初是家庭共同做出的。

此前，婚姻触礁时，许荔意识到自己在争取孩子抚养权和因辞职在家而获得补偿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这也是婚姻破裂时一些全职妈妈的“软肋”。

专注于婚姻家事领域的律师杨晓林，自2004年起就一直关注全职妈妈的权益。

杨晓林观察到，全职妈妈面临一些现实困境。比如，虽然法院判定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总原则是子女利益最大化，但全职妈妈的大量时间精力都投入在照顾孩子上，真到了离婚争抚养权时，却不一定占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方面。除离婚时孩子不满两周岁，原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以及离婚时孩子已满8周岁，尊重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的情况，法院会综合考虑谁对孩子有利，判决由哪一方来抚养孩子。由于全职妈妈通常没有收入来源，可能会被认为抚养能力不足。另外，在离婚时，全职妈妈由于不掌握、没参与男方的对外经济活动，在男方突然提出对外所负债务时，往往会非常无力。

杨晓林表示，尽管全职妈妈在离婚时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家务补偿金，但在离婚诉讼司法实践中对补偿金数额的裁量，会考虑一方在家务劳动上投入的时间精力，结合劳动收益、家庭经济等多种因素来综合判断，而且补偿金额的计算不能简单的参考家政服务市场价格。目前，各地法院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金额普遍偏低，通常仅有数万元至十几万元。“全职妈妈一旦遭遇婚变，很容易成为弱势一方。”杨晓林告诉《财经》记者。

如今，许荔和丈夫合力经营家庭，不再把自己看做“在家看孩子的”。许荔笑称，她集保姆、家庭教师、营养师、心理师等身份于一身。许荔的丈夫现在分担部分家庭事务，35岁的她得以重拾此前的一些想法，设想着或许过几年可以实现自己的出国读书梦和创业计划，丈夫积极鼓励，并给她出谋划策。

一些全职妈妈也越来越认识到让父亲参与进来的重要性。比如薛凌和梅萍会在家中刻意强化父亲的角色和权威。薛凌常对孩子念叨，“去问问爸爸的意见”，“这也是为了让孩子多和父亲互动。”薛凌说。

穆峥和田丰的研究显示，很多女性不得不牺牲她们在公共领域新获得的角色，转而专注“密集育儿”。尽管这种模式在高教育女性中仍不普遍，但在逐渐增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密集母职”的兴盛和传统性别分工的复兴，在这种模式的家庭中，父亲更加努力地成为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人，而母亲（主动或是无奈地）将监督和引导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作为自己全力以赴的事业。但女性就业率下降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其中之一是，在这样的家庭期待面前，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性和自我实现的多样化选择，意味着更多女性可能会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

针对女性就业率下降的深远影响，穆峥对《财经》记者表示，她建议政策应该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养育，职场和政府对母亲提供更友善的环境，比如母婴室、泵奶室、在孩子比较小时灵活工作的选择等。

穆峥还指出，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宣传促使大家观念上的改变。家庭责任和育儿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责任，应该在父母间平等分配。“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生育率低迷的年代，生育和育儿不仅仅关系到有孩子的家庭，也关乎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以及能否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来支持社会生产和社会保障。”

（为保护个人隐私，许荔、薛凌、张樱、梅萍为化名）

责编 | 要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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