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贤敏：真学者冯天瑜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原武汉师范学院的教师正为重新获得了教学科研的权利摩拳擦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冯天瑜调到我们学院来了，在历史系！”不知怎的，我也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虽然我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凑巧，他就住在我家对面一幢老旧平房的两居室里，于是整个夏天，我和爱人几乎每天傍晚都目睹了三十米开外的一幕：男主人搬出把躺椅，放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女主人缓缓步出，慢慢躺下，享受着病人的闲适，他又搬出一高一矮两张旧木凳，或坐下看书，或俯身写作，对四周传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充耳不闻；掌灯时分，她慢慢起身，缓缓踱进，他撤走所有“道具”，关上纱门，书桌上的灯光亮起……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这感人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且随时光的流逝愈益鲜明。我爱人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感受：“那时我以为你够用功的了，可他比你还要用功，一看就知道是个真做学问的人。”坐在小凳上的天瑜，此前刚刚抓住选择专业的机会，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正在和时间赛跑，潜心撰写有关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与天瑜相识，没有任何过渡，成了可交心的朋友。一天，我俩在校园相遇，按惯例聊了起来，其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党委找我谈话，要我当校领导，说省里已同意，征求我的意见。”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我不想干，还是搞业务更适合我。”

“上面都决定了，恐怕由不得你。”

“我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封信，详细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

“老师们肯定都希望你出来，会支持你的工作；但对你个人来说，当然还是做学问好些。”

“我相信省里会考虑我意见的。”

显然，天瑜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以他的能力，任正职也有余裕，能否胜任肯定不在他考虑之列。他要思量的是进入官场“双肩挑”还是坚守书房一心做学问。我猜想，他有过内心斗争，但不会太激烈，因为他步龙门扶风后尘，是扎根于少年博览、青年庭训和诸多人生体悟之中，经过了深思熟虑，外力难以动摇；何况他已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收获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甜美的果实，目不暇给、引人人胜的文化史景观吸引着他，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学术雄心推动着他，前辈学者的热评和厚望也鼓舞、激励着他，权力的召唤不可能让他改弦易辙。最终他远离权力诱惑选择了学术，而学术也选择了他。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他的天性，是极其明智的。当然，这与对权力的价值评判无关。

此后二十多年，天瑜在学界如鱼得水，任情游弋，好不快哉！当风云突变，不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人陷入颓唐，他仍坚守学术理想，以昂扬的精神笔耕不辍；当权势者找他的麻烦，在其学术道路上设置障碍，他毅然出走，到新的学术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当病痛拖他的后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曾几次向我“投诉”，我也觉得他的弦绷得太紧，劝他歇一歇，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出国访学期间难得的游览，他也未能忘情至爱的学术女神：

二〇〇二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他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临其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这就是冯天瑜，一个“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终身莫懈，不倦无悔”，“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矢志献身学术的纯粹的学者。

二

在历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冯天瑜无疑是文化史领域里现代研究思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唯一的原因是他做出了真正的学问，治学有大家气象。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天瑜也不例外。他曾多次引用宋人张载关于治学目的的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现实而学术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灵魂，“固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主要动力之一。忧患什么？在天瑜看来，“面对现代化这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切关紧要的大问题”，因为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国民精神的发展历程”，为改革国民性、塑造现代新人提供重要的借镜。这与他景佩和服膺的鲁迅文化观的核心——把“立人”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顺应世界潮流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鲁迅更多暴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多地思考如何“疗救”。他撰写《中华文化史》，就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要“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化史人手”，把握该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这部大制作不仅勾勒了三千年中华历史运动中的文化演进，更提示了中华传统文化锻造中华民族自身的过程，像一面历史巨镜，使我们从中清晰地照见“过去的”自己，进而从文化入手改造和完善“现在的”自身，以大踏步走进“未来的”历史。他写作《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为了借助对“中华元典”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去“透视中华民族的灵魂”，着力探讨中华元典所蕴涵的民族原创精神的现代转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瑜的忧患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已从民族、国家上升到整个人类，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因而反复强调中华元典精神对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方”价值，认为它“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在“时代冷漠症”流行于知识界之今日，这种热切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显得尤为珍贵。

天瑜的历史使命感是与他的学术使命感——自觉的学科意识交融在一起的。有无自觉的学科意识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是他跳入史学之门的另一主要动力。入门要先认“门牌”，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的《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到《中国文化史断想》中的《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再到《中华文化史》的“导论”，天瑜对文化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视野不断扩大，认识步步深入，在科学界定文化史“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即文化概念在中国本土文化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复杂演变，去渗透、把握“文化”的真谛，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蕴：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这比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定义更切近文化的本质，更富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克服了史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历史偏颇，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综合与超越。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天瑜持续地为文化史学科“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增添着有价值、有创意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学主流价值；“实录、直笔传统永远不能背弃”，“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史家第一天职”；倡导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究相结合，以展现历史的规律性；主张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以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建立第一个科学、系统的文化史认识体系，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提出“元典精神”概念，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提升到新的层面；独创“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系统，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建设。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力图改变学科现状的学术抱负。在回顾中外知识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时，面对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大陆冠以“文化”的著作不过两三本的尴尬现实，他痛切地呼号：“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距何止千里！”所以他要与中国知识界一道，借改革的春风“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追赶各国同行”。当他构思《中华文化史》时，萦绕在心头的是郭老30年代对后辈史学家的殷殷嘱托：“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如此回应：“老一辈史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而，更浩大、更系统的工作，则期待着后来者。”他不就是不负先辈重托，为完成宏大的学术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后来者”中的一员吗？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信服的是贯串始终的昂扬的现代理性精神——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整体的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曾给天瑜以深刻的启迪，他是在学习、融合中西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其根本精神就是超越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现代理性，不迷信不盲从不武断，不追新潮不赶时髦，不仰人鼻息，极力“维护历史记载与历史评判的尊严性”，以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力量，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这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天瑜是以一一种独立的学术姿态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袒露过当时的心迹：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已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已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4、5年。……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没有外在热潮的诱惑，没有个人功利的考量，从这里不难找到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性形成的根基。“蓄之久远，发于天然”八个字，其实也是对天瑜整个学术道路之独立性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在明清文化大殿的回廊徘徊”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力图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中国文化史断想》，虽然个别篇章不无旧的痕迹，但都“成之天然”，没有附着衍生于时风时潮。天瑜70年代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性思考，被政治利用过、“清查”过，但学理上的清醒给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收入《断想》的“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一文就据史实批评孔子“轻自然、斥技艺”的倾向给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中国无法产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并指出孔学局限性的产生同孔子运用的“逻辑方法简单、肤浅”，“思辨能力尚处在较低的水准线上”直接相关。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天瑜却不迷失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华文化史》于1989年12月4日脱稿、1990年3月12日修订完毕，紧接着的三个春秋完成了《中华元典精神》，1997年初结集出版《人文论衡》。这三部著作充分证明，在天瑜的内心，启蒙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学术信仰之光从未暗淡，独立的学术人格依然丰盈。特别是两部专著，没有陈腐的冬烘，没有媚时的说教，没有流行的浮躁。尽管有的部分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基因的抉发与批判分量不足，尽管个别章节的内容太过浅白，有“为尊者讳”之嫌，我还是被整体思想的厚重和醇美征服，被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思考征服，被流淌在文本中的现代情愫、时代气息、人性温暖征服。当“弘扬传统文化”沦为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广告语，变成抵制新思潮的挡箭牌，复活陈腐观念的遮羞布，天瑜拒绝同流合污，以独立的学术探讨为转型时代的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民族精神重铸和文明世界现代病的诊治奉献出自己的勇气、良知、智慧，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钦敬和感动。新世纪十年，天瑜仍不“与时俱进”，远离学林拜金媚权之风，不曲学阿世，按既定的学术路线我行我素，他大胆“伸斧钺于定论”，将二十年思虑泛化封建观形成的“心结”化为四十余万言的《“封建”考论》，震动学林并波及世界。

此书对“封建”一“名”及其背后文化意义、历史内涵的思索探究，阐微抉疑所达学术境界，足显天瑜治史之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远超庸常，并深见其独立的学术人格特出之处：既不因追求学术而消解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也不因面向现实而扰乱了自己的学术视线，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达到按人文精神治学与依科学精神求道的统一。仅从书中浩博的引据，就能对其毋庸置疑的学术性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性领略一二。现信手转引三则：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伟人们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在跪着。站起来吧！

思维的整体性是天瑜论著中现代理性精神的又一表现，他是在回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现代的整体思维）的基础上，遵循古与今、东与西结合的原则来确立自己治史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综合思维、系统思维具有同一性，在实际运用中难分彼此。按《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见《人文论衡》）的认知，现代的整体思维以东方的“整体观”为启示源泉，融“中西”于一炉，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质。天瑜得其精髓，将之用于文化史研究之运思，虽未达炉火纯青，却也驾轻就熟，调谐自如。他把微观析察与宏观把握结合起来，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既以大观小又见微知著，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历史人物的复原和中外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评说，不想当然，不走极端，不情绪化，比较接近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比较易于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在现代理性精神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思维方式，天瑜得益的不是学做四平八稳、是非不分的学术乡愿，而是突破思维“瓶颈”，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方，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比如，他从易道的“元一亨一利一贞”、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律的相通相融，见出事物的发展是按“螺旋线”上升，从而在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中外文化史实里发现了“文化重演律”——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螺旋状”的“回复”与“重演”，其实质和意义在于：“一种文化在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的束缚，有着发扬文化‘元本’的趋向。而‘元本’的发扬，正开创着民族文化的新生面”。这就深刻揭示了近代化与元典精神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和合融通的中国式思维气质。当然，这种现代的整体思维方式不是天赋，其习得也并非一蹴而就，它内化为一个学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式，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长期的认识一实践一再认识一再实践，不断向真理逼进的结果。拿对邹衍阴阳五行说的评价来说，王夫之斥其为“惑天下”的“邪说”，梁启超判定它“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天瑜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论述受他们的影响，也给邹说戴上了“蒙昧主义”、“命定论历史观”的帽子。显然，从思维方式的层面看，王、梁的误判可以从传统思维的感性特征所导向的片面性、浅表性找到原因，天瑜的偏颇也反映出他还没完全摆脱传统思维的局限，没注意到老辈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了突破（如胡适以犀利的眼光看出了掩藏在迷信之下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诉求，胡秋原敏锐地发抉出迷信背后的“新世界观与新历史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天瑜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重新审视邹衔的学说，所见就不一样了。在《中华文化史》下编，他站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的高度，从阴阳学派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巨大影响这一文化史事实出发，探讨其价值，从而发现阴阳学家以恢宏的气魄与眼光“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构建了“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这证明还在希腊人、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时，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是秦汉时代出现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早熟的系统思想……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渊源”，“表明人的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对阴阳学派的整体把握，还使他看到了其理论和方法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蕴含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重视世界系统的流转变化和强调神秘的天人感应，这两者都在以后的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构成中华文化鲜明特色，这便是阴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之所在”。这些分析判断高屋建瓴、深刻透辟、大气淋漓，学理上无疑超越了前贤，充分体现出现代整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打上了冯氏思维严谨而灵动的印记，闪耀着现代理性精神光彩。

三

1993年暮春，校毕《中华元典》的天瑜抱悠闲情怀，勾如烟往事，写下了《地老天荒识是非》（后改为《回眸学术理路》）。这篇寓情于理的学术自述，抒发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欲成就“表征盛衰，殷览兴废”的治史者的豪迈情怀，对自己秉持的学术理念和践行的史学精神作了拈精摘要的阐发，在学术理路的如实回眸中自然流露出不卑不亢、不骄不矜、吞吐自在、俯仰自如的性情之真。这种真性情可从他的家庭变故找到渊源：

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在今日看来完全正确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

他没因此自暴自弃、颓废丧志，也没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将父兄讲真话、做真人的处世之方烙印于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强自立。要走近天瑜，读懂其文其人，还不可不读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文化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这两篇文章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作了相当准确的勾勒和剖析，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近代知识分子自觉而强烈的时代意识，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角色认同；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的传人，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任务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这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素描和《回眸》对知识分子个体的素描具有“互文”意义，从中不难找到作者形诸笔墨之外的意蕴所在。特别是当我读到下面两段话：

（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纯粹学科意义的文化重建，往往被看作等而下之的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哲学家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

对孜孜于文化重建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着墨较少，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实乃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与现代化之路》）

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天瑜这三十余年所走过的人生、学术道路。我不相信什么“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无思想的学术接近不了真理，无学术的思想也难有生命力。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本来是不可分离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二而一的历史目标。不论是以学术为工具、武器直接投身社会重建，为文化重建开辟道路，还是以学术为职志，潜心于文化重建，为社会重建提供精神资源，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应不分轩轾，无论高下。沿着不同的路径，朝着同一的方向，都可抵达“真实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境界”。不从这个层面去认识、接受天瑜，就难以真正理解他的性情之真，难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文如其人”虽不具普适性，但于天瑜是适合的，读他的论文和专著，就如读他的思想、人格，读他的性情。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当你置身其间，身边有暖意，眼前有亮光。请看：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带有近代意味的生活场景，其清晰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它们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观一派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这些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早春季节将要来临。

乾嘉学派虽在古代文化的整理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就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如同那些在大石镇压下的小草：弯弯曲曲，惨白焦黄，而绝不可能茁壮成长。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在迅速发展，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越来越尖锐地刺激着思想家生发出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如果说儒家是试图从调节人际关系入手，以阻止“世风日下”，那么道家尤其是庄子，则是从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复归。这种人性的复归，是要回到人所自来的原始社会，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从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活泼的生命之流、性情之流的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和文化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一方面，天瑜也把自己的生命、性情融人其中，从对象和主体、历史生命和现实生命的契合中，实现了精神的自由飞翔，性情的本色放纵。他以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历史评判的道义崇高性为尺度，带着批判性的理性思考进入历史、审视历史、重构历史、超越历史，既不为表现思想解放作“激烈状，也不为加大保险系数作“嗫嚅科”，执著地以一己之思想、人格、性情叩问历史，探寻历史之真。他之所以认为史学较近于文学，“钦佩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新旧八股的呆板乏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历史活起来，赋予死去的历史以人性的暖意和亮色。

氤氲在天瑜论著中从容大气、自在自如的真性情，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他不喜亦不乏交游，故友朋不少，圈子不小。他宽容、儒雅、谦和，但有是非底线，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交往不讲形式，不拘小节，然重情重义，一视同仁。我与他相识相交近三十年，虽然我对传统文化、国学不大喜欢，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少有在一起长谈畅谈的机会，但思想精神的相通使我们互相视为知己，从无隔阂陌生之感。比如赠书，他不搞“对等”，至少对我是如此。他出的书，我书架上多有，而在他手上我的书几近于无。不是我吝啬，实在无书可赠，虽“赤字”高悬，他照送不误，我也坦然照收。因为这些书不仅传递知识和思想，还传递着汩汩流淌的友情。

前年，我们相聚于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工作室，三人神侃得差不多了，他忽然离座，从旁边桌子上拿起我十分眼熟的那个20世纪90年代初人用的蓝色布提包，取出备好的铅笔说要给我俩画像。我这才想起他说过的从小就迷上了人物画，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于涂抹的趣事。毕生第一次“被速写”，我不习惯地摆好坐姿，只十分钟他即摹毕，随即复印了一张送我，并要我在原作上题写了一句话由他“收藏”。他还告诉我们，家里有不少为学界前辈和朋友画的，言语间颇为自得。去岁相聚，他送我本由世界华人美术家收藏家联合会监制的《冯天瑜作品集》，内有“辛亥百年祭”瓷画和“学人侧影”硬笔速写共20余幅，令我大开眼界。湖北美术学院徐勇民院长评其速写“不拘一法，形神兼具”，赞其瓷画曰：“遍览陶瓷艺术，绘系列辛亥人物唯先生一人，品其画格，莫过于‘真情现史’四字。先生妙笔丹青再现辛亥百年英烈于泥火淬变中，玉润华光，韵调致远。”“真情”二字，可谓得天瑜为文为画为人之神髓！

天瑜的真性情还表现为在“名”的问题上他从不矫情，这点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早期，高校开始有了“博导”，这是高端学术水平的一个标记，那时遴选比较严格，早期的博导很少有遭人非议质疑的，不像后来流于既滥且烂。天瑜当然希望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得到承认，期待有更好的条件做学问，于是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校长徐章煌为学校发展计极力促成，我从“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满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天在校区碰到天瑜，顺便问起进展情况，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也没有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平静地告诉我事情没办成时，神情和往日有点不同。我深感意外，追问了一句：“那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讲了学界几位前辈对他的肯定，讲了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哪有这么巧的事？……”我听后愤愤不平地骂了两句，他连忙笑着反过来劝我：“算了算了，为这不值得，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说完这句实实在在的话，他怕我再骂下去，便快步离开了。有些在乎，但不耿耿于怀，尽快自己化解掉，他的态度使事情没有发酵，画上了句号。2006年5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会，刚在逸夫楼前下车，天瑜从楼里迎面出来，多时不见，一阵惊喜，彼此问候过了，他习惯地以平静的声调告诉我：武大文科资深教授的评审刚刚结束，他和刘纲纪顺利通过，还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具体情况。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实至名归之事，我当然为他和纲纪老师感到高兴。这应当是朋友相处的常态，在我面前，天瑜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欣慰之情，没说一句矫情的话，那刻我感受到的是信任和尊重，是对快乐的分享。教授里能评上资深的没几个（不知以后是否也会滥），这多少能说明你在特定学科领域确有实力确有贡献，你有充分的理由享受这个“名”，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因辛勤劳动得到报偿，自我得到实现而欣慰而宣之于友，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再真实不过了，我欣赏天瑜坦荡荡的君子之风。

在我的眼中，冯天瑜就是这样一个活出了思想、活出了性情、活出了境界，有传统文人气质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七十华诞之际，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为的是期望在有生之年能读到他的《中华文化史》续编《中华当代文化史》，那需要更大的学术勇气和更高的学术智慧，但天瑜并不缺少这些。不知我的奢望能否与他的学术规划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