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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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开始相信：经济增长没有界限、社会进步不会停滞。人们怀有一种脱缰野马般的乐观情绪，认为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的重创依旧令人记忆犹新。危机之后，一些“乐观主义”经济学家们预测，经济形势与人民生活水平定会得以复原。

但是事实情况令人沮丧。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加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全球化经济形势，进一步导入衰退的大势之中。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警告说，欧洲现在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非常严重的”负面因素则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在2023年年中陷入衰退。

而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这具有了风向标的意义，也说明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已是全球共识。

世界经济会从大衰退陷入真正的大停滞吗，还是衰退和通胀相互更替？我们应该直面衰退现实还是继续装傻？

在由中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从大衰退到大停滞》一书中，知名金融专家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以宏观的视角剖析了从二战后至今全球经济的发展，犀利地解释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又是如何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的以及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本书作者指出，“拖延加装傻”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人类日趋膨胀的自满情绪，再加上做决定时踌躇不决的态度，会令我们有朝一日遭遇不可避免的严重危机。

该书由作者在其2015年出版的《停滞时代》（The age of stagnation）基础上修订而成。那本书反响平平，积极回应者寥寥，甚至出乎作者的意料之外。作者觉得，可能是书中的主题可能会让人觉得太过理论化，内容距离现实生活未免有些遥远。而如今，本书呈现的思想已成为眼前发生的一桩桩活生生的现实事件。

本书不仅聚焦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衰退”，同时更新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新兴市场增速放缓等因素叠加下全球经济的“大停滞”。

为了避免马后炮之嫌，本书主干内容保持不变。所有新的内容统一整理在篇幅长达三分之一的长篇后记——《游戏的终结》之中，并且更新了参考文献。

可能是作者的观点太过于悲观，出版社特别邀请了《全球通胀和衰退》一书的作者经济学家滕泰为本书撰写了中文序言，尽管他在自己的书中探讨了和《从大衰退到大停滞》一书同样维度的内容，滕泰得出的结论却有所不同。

滕泰在自己的《全球通胀与衰退》一书中更愿意提示给读者的结论是：一个低通胀和高增长的时代可能结束了，很多国家可能要面对高物价和低增长的时代。而本书的作者则直接警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改变，世界经济将陷入大衰退、大停滞。

即便观点不尽相同，滕泰在序言中写道，如果读者可以跟着本书作者穿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周期，并从作者对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剖析中，深化对全球经济问题的认识，那阅读完本书一定会有很大收获！

影响未来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可能因素

本书的英文书名A Banquet of Consequence Reloaded，意为“再次开启的因果之宴”，让人想起文学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名言：“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一场因果之宴（Sooner or later, everybody has to sit down to a banquet of consequences）”。

作者在书中列举出了可能影响到未来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几大因素：

·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模式，因债务、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医疗福利而负担过重，如今已无法为人们提供他们自认为理应享受到的生活水平提升。

·生存环境问题，需要全人类付出高昂的代价，对整个社会格局进行重新调整，但最终这个问题会威胁到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死存亡。

·食物和水等有限资源，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和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

·不平等加剧，危及社会凝聚力。

·“民主缺失”，即现有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没有能力应对挑战，存在由此引发社会崩溃的风险。

上述写在书里的担忧，已得到了证实：

·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未能将社会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状态。各国均将自身发展目标放在优先级的首位，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扩张的关键路线——发展全球化，维持国际贸易秩序。

·环境问题，正以惊人的速度快进。全球粮食和水资源的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

·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各地引发抗议运动，经常演变为暴力冲突。

·由于国家领导人找不到简单而成本低廉的应对挑战的方法，政治体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为民粹主义和威权领导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片沃土，并且任由这些新趋势对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肆意践踏。

作者写道，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意料之中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揭露了许多国家没有做好准备的事实。问题百出的响应措施，突显出各国基本政体内部的深层裂痕。为控制病毒而采取的对策，导致了随后的金融问题，也暴露了结构不健全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本性。

达斯指出，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同时崩溃，疫情危机比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要严重。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大萧条了。由于无视之前的教训，家庭、企业和政府在应对这场全新的混乱局面时，没有缓冲的余地，发挥能力的空间也极为有限。

新冠肺炎疫情最终一定会过去，持续时间可能会比预期长得多。而我们脆弱的体系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未来的危机将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问题愈加复杂化。传染病疫情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由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和金融问题引发的各类危机事件，将成为未来道路上的常客。

萨蒂亚吉特·达斯曾就职于于花旗集团、美林证券和TNT集团，并在多家投资公司、中央银行担任顾问，拥有40多年的金融市场实战经验。

2014年，他被彭博社（Bloomberg）提名为全球50大金融思想家之一。

达斯著有《极限金钱：世界的掌控者和风险的膜拜者》《交易员、枪和钞票：亲历金融衍生品世界》等书，并在查尔斯·弗格森执导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出镜。

《监守自盗》通过对全球金融大鳄、官员、记者等的采访，揭示了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背后令人震惊的金融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内幕。

萨蒂亚吉特·达斯

导致大衰退的四大主要因素

萨蒂亚吉特·达斯认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导致了经济“大衰退”，“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他也认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美国经济可能要面临长期停滞”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大停滞”的“新平庸时代”。

达斯指出，“在四个主要因素的重压下，战后扩张走向了终结。”这四个主要因素分别是：极高的债务水平，严重的全球失衡，过度的金融化，以及无力承载的未来福利累积。事实上，追根溯源，究其根本，金融缺乏有效监管乃始作俑者。

全球过于依赖借款来创造经济活动

危机背后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借款来创造经济活动。

家庭借贷，是因为实际工资水平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步伐，尤其在美国。

金融的便捷和利率的低廉，使得企业得以扩张。公司用债务代替股权，因为债务更便宜，而且利息可以免税。

政府借钱，是为了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样的操作在选举中非常有利，比增税更受欢迎。

金融机构借钱，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

当债务扶持起来的经济活动足够偿还借款时，债务就是有益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债务累积过多，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支持那些无法产生足够收入或价值来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活动。

债务也必须在固定日期之内得到偿还。资产价值的下降或信誉恶化，都可能降低债务方为偿还初始借款而再借款的能力，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全球消费、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消费、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相对于本国收入而言，一些国家出现过度消费或过度投资，积累了大量外债。其他国家消费更少，储蓄更多，由此填补了缺口。

美国是世界消费的最后一道关卡。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人比其他国家人民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更多，由此也刺激了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保持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一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积极参与进来，直接助力全球需求，加速了整个过程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资本流动性增强和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的程度迅速加剧。到2007年，美国吸收了高达85%的全球资本流动（每年5 000亿美元）。

亚洲和欧洲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净供应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中东。跨境债务流动为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债务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这种全球化的失衡状态，打压了利率，也鼓励了一些国家增加借款。廉价资本的便捷性，令各国不再需要节约，更无须量入为出。

就像当下，一些国家存钱，而另一些国家借钱来为消费提供资金的经济秩序，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商品的销售方，直到买家的债务被偿还之后，才能拿到付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些问题顺着金融纽带传播到了全球各个经济体身上。

金融部门庞大的体量和对金融工程过分依赖

第三个因素是金融化，体现在金融部门的庞大体量和对金融工程的依赖上。

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银行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相对于经济体的规模而言，更是水涨船高。大型银行体系本身不见得一定有问题，而当一个大型银行体系的作用扩展到支持实体经济以外时，确实会产生问题。

对增长和更高盈利能力的追求，导致银行不断去承担更大的风险。通过降低贷款标准（美国次级贷款就是一个例子），鼓励发放更多贷款，银行在抵押品不足或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大肆放贷。

而银行的重点，转移到了引导资金进入与客户需求无关的投机活动和交易之中。这些活动和交易，通常都是零和博弈，只不过是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财富转移，对整体经济活动发挥不了任何增值作用。

全球金融体系错综复杂的联系，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2008年，这种联系成了传播顽疾的渠道，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下降，直至目前，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无论是对单个机构还是对整体系统而言，金融创新都意味着全新的风险。复杂产品的卖方和买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金融家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才获得了丰厚利润。银行经理、董事和监管方，无法跟上新的发展步伐，也没有实施足够的监督。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高风险抵押贷款、复杂证券、衍生品和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问题。

因为银行规模扩大、复杂性增加而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是由政府来兜底的，而评级机构也认清了这一事实情况。政府的保障，通常表现为储户资金保护、流动性保险和隐含的资本支持等形式。鉴于银行在支付和信贷供应方面的核心作用，政府不能允许倒闭的事件发生。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各国政府被迫介入，用实际行动支持本国银行。其他国家通过扩大存款担保的范围，间接地支持了当地银行。这就导致政府债务的增加，以及潜在的财政承诺的增加。

萨蒂亚吉特·达斯一针见血地描绘出政府金融监管与银行衍生品层出不穷的怪圈：当政府忙不迭地加强金融安全时，银行家们却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出更多风险，整个体系始终在原地踏步。

福利计划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福利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针对弱势群体而设计。

福利制度涉及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现金福利或补贴的形式将资金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这部分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税收、工资或受益人的捐款，但企业和政府经常无法为承诺的退休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

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威胁到退休和医疗福利的可持续性。1935年，美国政府规定的领取社会保险养老金的年龄是65岁，而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68岁。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工人预期会在55岁至67岁退休。随着预期寿命接近80岁，退休人员可以获得25年以上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而这些计划在设立之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劳动力退休后寿命会不断延长，而支持这些计划的劳动力和纳税人数量会越来越少。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和低储蓄率为由，推出了个人退休账户，后来又推出了“401（k）”——一种可以避税的固定缴款养老金账户。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计划。

截至2014年，仅美国401（k）账户，就超过4.4万亿美元，而澳大利亚的退休储蓄总额也超过了1.5万亿美元，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这样的养老基金规模，大得不成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养老基金持有的资产超过40万亿美元。

这些计划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让人们能够在不影响养老金福利的情况下更换工作，但真正的目的，是将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这样一来，退休储蓄的水平，就取决于员工个人的缴纳情况和基金的投资结果。

缴款和投资收益，并不能保证为退休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全球范围来看，约一半或更多的退休储蓄都投资到了股市里，那么，如果在接近退休时发生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就可能会对个人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在低回报时期，储户被迫承担过高的风险，才有可能达到目标回报。在某些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亏损，可能会夺去个人储蓄，令储蓄总金额大幅降低。

对于政府来说，虽然摆脱了责任，但代价却十分高昂。税收激励的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退休人员又会再次回到公共福利的范畴之内，增加了对国家资源的需求。

在作者看来，停滞的最终后果是由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躺枪”：就业压力、养老压力接踵而至，可以说从在校学生到退休的老人，普通人群将在这场衰退后的停滞中难逃一劫。

目前来看，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都在继续，看起来很正常。但普通老百姓都会逐渐地越来越穷。对许多人来说，成功、富裕、光鲜的外表之下，都隐藏着深切的不安全感和担忧情绪。

工作是使大多数人免于贫困的主要途径。但近年来，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就业率已经下降。

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下岗工人通常能相对较快地找到新工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期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数增加了。在美国，有1/3的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两年。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失业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找到工作。年龄较大和技能较低的失业者，也不太可能再次找到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实际收入中值没有增长，工资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家庭收入下降到1989年的水平。十多年来，日本和德国的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经通胀调整后，英国工人的收入只能达到甚至略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

技术进步加剧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下降。某些岗位从此不复存在，有些工作不再依靠人的技能。技术和创新被人们吹捧上天，称其为未来就业的来源。比如，共享经济，（也被称为同侪经济、合作经济和零工经济）基于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速度越来越快的宽带连接、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被支持者称为不是做生意，而是一种社会运动，用一种全新的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亲密形式，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作者却认为，这种试图利用崇高的乌托邦式语言来描述这种商业模式，但实际上却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共享经济需要大量廉价的临时合同工，客户只需在智能手机屏幕上进行一番简单操作，就能找到他们。如果是聘请享受正常福利的全职员工，这种模式就行不通了。所以，共享经济，实质上是在疲弱的经济环境下对低薪工人的剥削。

还有各大平台，如今，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中，有七家是“平台”企业。他们创建电子市场，允许人们进行商品买卖，或提供留言板进行信息共享。他们成功的核心，是数字社区的创建。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购买以及与他人的每一次互动，都可以被存储下来，供人研究。由此产生的信息，可以用来精准地指向消费者，向他们推送各种需要或不需要的东西。购买数据的人，都是那些想要去影响你行为方式的人。

作者认为，这些平台，包括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等，都是在从现有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为股东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并没有真正为经济增长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

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已沦为新时代的穷人。美联储2014年发布的《美国家庭经济福祉报告》发现，在18~59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3的人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三个月的开支；52%的美国人在没有借款或出售物品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400美元；45%的人没有对收入进行储蓄。

住房拥有率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另一个因素。这一数字在经历稳步上升之后，停滞了下来，有些地方开始下降。住房拥有率的下降，反映出了房价高企、经济萧条、收入疲弱，以及人们内心对工作的不安全感。

为退休生活积累充裕储蓄的能力，也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实际收入早已停滞或出现下降；失业，特别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失业；兼职工作增加；朝不保夕的短期雇佣合同，都降低了为退休账户持续存钱的能力。在美国等地，许多低工资职位或兼职工作根本不提供退休计划。

很大一部分家庭，将在人生尚未完结时就提前耗尽退休储蓄，不得不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但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状况，只能为最贫困的人提供养老支持，而且提供给他们的福利也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

在如今的现实情况下，人们要么缩短寿命，要么节衣缩食，要么攒下更多的钱，要么延迟退休。因为人们普遍没有能力积攒下足够退休的储蓄，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以，往后退休将成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的奢侈品。很多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将一直工作下去，直到离开人世。

现有的经济模式，也造成了代际问题，因为这种模式依赖于将经济、资源和环境改革推迟到未来去进行。在每个领域，如今的人们都以风险和成本为代价，去追求短期收益，这就导致财富从未来转移到当下。

同时，代际冲突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疲弱的就业市场和沉重的学生债务负担，让年轻人纷纷推迟成家生娃的时间。这就导致消费下降和房地产市场失衡，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首次购房者的比例都在缩减。反过来，这一现象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

总之，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未来图景。在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人都越来越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获得合理的工资、选择稳妥的融资途径、居住在合适的住房，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储蓄。子孙后代面临着日益惨淡的前景，被迫承担祖辈问题的代价。

如何将爆发的危险降至最低？

萨蒂亚吉特·达斯在本书中给出的药方是：削减债务、纠正失衡、逆转金融化，通过缩减现有福利项目和覆盖未来福利责任的方式控制福利规模的增长。然而，各国政府因为担心经济崩溃和选举失败而回避这些根本性的改变。

《从大衰退到大停滞：全球经济危机剧变与后果》一书中还讨论了中国以外，曾经被视为全球化经济增长活力最为突出的几个个体，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而今都因为增长放缓和资本撤出，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更加突出。

这些新兴市场的债务，通常由土地和房地产担保，而后者的价值又取决于信贷的持续供应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很显然，这个基础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烟消云散。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也不出意料地变得越来越封闭化，在国际上的行事姿态也不再谦和。

2013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也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萨蒂亚吉特·达斯在书中写道，新经济的中心在中国。中国此时已成为世界工厂，将50%的产出输往世界各地。中国进口资源和零部件，然后组装或加工，再运到世界各地。较小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已经融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的全球供应链。

中国现在是铁矿石和其他金属矿产的最大买家，也是棉花和大豆的最大买家之一。中国生产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钢铁和水泥。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资金。而发达国家的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

咨询顾问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点出了新兴市场内部力量的不平衡：“没有中国这个C，金砖四国BRIC就只剩BRI，一种味道寡淡、质地绵软的奶酪，一提到布里奶酪，人们就会发出一连串的抱怨……”

本书从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写起，剖析了金融危机后经济的衰退及其原因；探讨了主要经济体央行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以及政策的效果、以及经济增长的驱动和制约因素；虽然以发达经济体为分析主体，也兼顾了新兴经济体的起起落落；在最后描绘了普通民众惨淡图景之前，还探讨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书言简意赅，说理透彻，翻译精当，没有涉及太多的复杂经济学理论与概念，但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和术语（比如，货币和价格的关系、基尼基数、金砖五国、脆弱五国）通过上下文进行了简明且准确的解释，对没有经济学知识背景的读者阅读也非常友好。

在论述经济学问题时，作者会不时引申到与之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及社会现象，比喻形象、生动，这也为这部主题严肃的经济学书籍平添了几分可读性。应该说，本书是一部能够适合大众阅读、且能引发人们思考的书籍。

老牛精选

《从大衰退到大停滞》

（澳大利亚）萨蒂亚吉特·达斯著

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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