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问题的高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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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之间的冲突不是根本冲突，文化的冲突才是根本冲突，它不以国为界，而是以文化的认同划分敌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指出的就是这个。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是如此，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也是如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人们看待国际间的矛盾开拓了一个视野，但文明冲突论仍有极大的升级空间。
比如文明冲突论中所说的西方文明，也就是基督教文明，这个说法就太笼统了。亨廷顿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本身也会产生出两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文化倾向。就是现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保守文化VS拜登团伙所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化。
亨廷顿把全世界的文明样式分为七种，哪一种最有可能成为终极胜者？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诗哲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道：记住，世界的未来在东方。
二
汤因比所说的“东方”，即是亨廷顿七种文明样式中的“儒家文明”，或者更宽泛一些的华夏文明。
19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预言世界终将统一于民煮政治，他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终将统一，但他认为那种统一是文化上的统一。在与池田大作的那次谈话中，汤因比说道：世界终将统一，但并非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上的统一。能够让世界统一的文化是中国文化。
晚年的汤因比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震惊。这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的东西方的兴衰历史的英国史学家，曾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也曾经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
更令人吃惊的是，汤因比几十年前就预言：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
看看当今世界，怎能不叹服汤因比预言的准确！
三
汤因比的预言肯定会让许多人不舒服，不舒服者甚至可能包括亨廷顿。亨氏虽然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旷日持久，但他还是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占优势的。
西方文化确实曾经有很好的势头，德赛二先生300年来爆发出了人类最光辉的力量。
但是，西方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如前文所说至少分裂成了二种，且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最早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目前特朗普派所坚持的所谓“保守主义”文化。但是，基督教文化的特性，让其内部滋生出了现在的死敌——后现代文化。
是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母体就是基督教，虽然它非常反对基督教。
西方的后现代文化，仍然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和武器，但是它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是抛弃了宗教信仰。
保守派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基于宗教信仰这一前提的。如果去掉了这个前提，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没有上帝，人类可以无恶不作。”他这么说的理由，是基于上帝设置了天堂，也设置了地狱，其实更重于后者。由于人类对后者的惧怕，才有了敬畏之心，才不让自己道德失范。这时候的自由平等博爱，才真正有了一个底线。
天堂和地狱的设置，最大的功能就是威逼利诱，让人克服自己人性中那些天生的弱点。
但是现在拜登团伙们推动的后现代主义，是基于无神论，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因此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就只能是锦上添花式的伪善，这种人本质上仍然是自私的人性为王。
前两天，拜登在一个活动中与一个变性人对话，那人上来就说自己是一个变性人，拜登马上来了一句“上帝爱你”。基督教孕育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因为拜登这种“信徒”对教义的曲解。
四
回到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文化中早就不乏后现代的因素，比如不羡繁华，绝弃鬼神，甘为刍狗的庄子哲学。
尤其是融合了佛道的禅宗，其包容性，深邃性，以及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和解答，都能超越和替代西方堕落、虚无、伪善的的后现代文化。
到了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把孔孟儒家与禅宗相钩连，为儒家找到了经得起终极追问的理论源头。
以汤因比“当世最伟大历史学家”的学养，他对中华文化的评价应当是深思熟虑的结论。更令人吃惊的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谈话的时期，他预言中的东国一派乱象。
文化的视野就是这样，它不以一时一事为衡量标准，而是鉴察一种文化在人类史中的总体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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