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爆红后停映，聊聊纪录片伦理困境

2011年，在南京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作为徐童导演的纪录片里主要拍摄对象的唐小雁，在接过评委授予的“真实人物奖”时，坦言：“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你们这些导演就喝西北风去吧！”

作为纪录片导演，最应该感谢的确实是那些愿意无私地把故事分享出来的拍摄对象。因为作为导演，可能会在电影节接受鲜花和掌声，而拍摄对象的生活很难会被改变，甚至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纪录片伦理的问题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每个做纪录片的人头上。

掌握摄像机的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对拍摄对象生活的介入，本身带有着主观意识以及话语权的不对等。随着拍摄的深入，不自觉地会挖掘到拍摄对象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而如何将这些内容在纪录片中呈现，如何去把握真实的尺度，如何去保护拍摄对象，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在上个星期日，香港著名导演张婉婷在记者会上宣布，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从今天起，暂停放映。这部纪录片是讲述什么？又为什么引起了争议呢？

由备受伦理争议的《给十九岁的我》暂停放映想到的

作者：张劳动

编辑：张先声

《给十九岁的我》，追踪及记录多位英华女校学生，呈现她们近十年的成长历程。这部纪录片，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授予了“最佳电影”大奖。影片也借势登陆香港影院，获得近千万港币的票房成绩，并广受好评。然而，伴随着影片的公映，有两位拍摄对象阿聆和阿佘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对纪录片拍摄过程和导演处理方式的质疑。并在媒体上发布万字长文。

争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原本导演在拍摄时，对拍摄对象并未提出要面对社会公映，最初计划，作为学校的内部影片，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放映，另一个是，拍摄对象阿聆和阿佘在公映之前，并未看过定剪影片，当阿聆提出将纪录片中，关于自己的部分进行删减时，导演以影片已过电影检查，无法修改为由拒绝。

虽然，在拍摄过程中，未成年时的拍摄对象的监护人曾经签署过拍摄同意书，但拍摄对象之一的阿聆一直到影片公映，都拒绝出席放映的相关活动。阿聆说：“很可惜的是此电影处理学生私隐及道德伦理等问题实在过于粗疏，与其在电影中所呈现的影像可说是相映成趣。”

历经十年，团队以纪录片见证校舍变迁

虽然很多观众看后，表示对纪录片中拍摄对象的故事所感动，但，更多的质疑之声也出现了，有些人认为是“消费拍摄对象的青春”。

作为纪录片行业的从业人员，这样的质疑之声并不是第一次被听到，而且，这也不是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最后一次被提起。早在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中，很多镜头是搬演的，纳努克人早已告别原始的狩猎方式，这也受到一些观众的诟病；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大获成功之后，部分“慰安妇”家属向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讨要援助金，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分享电影票房成果；香港的公益组织甚至在徐童导演的《麦收》放映现场，挂起了横幅，阻挠影片的放映。

纪录电影《二十二》海报

放在《给十九岁的我》这部影片的语境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张婉婷的一种傲慢，纵使是得到校方支持以及目的并不完全从商业角度考虑（所得收益将拨归学校作为重建的基金），作为导演，没有考虑影片的公映对拍摄对象阿聆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没有对影片做相应的修改，所谓过不过电影检查的理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随着纪录片的上映，商业因素也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虽然签署了允许拍摄同意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可以高枕无忧的随意去处理拍摄的素材，在影片定剪时，拍摄对象应该得到最起码的知情权。笔者在参加纪录片映后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被观众问到的问题是，纪录片是否被拍摄对象观看过？因为在观众心中，我们走入到别人的生活隐私之中，得到拍摄对象的认可，是敲门而入，彼此得到尊重的。

在这里，一定要提到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龙哥》，这部拍摄对象为犯罪人员的纪录片中，你能看到导演与拍摄对象的交往，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影片除了题材的现实意义之外，难得的是导演创作纪录片的立场和态度。

《龙哥》海报

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阿聆曾经出演过张婉婷导演的一部剧情短片，但是涉及到具有真实性的纪录片时，阿聆却选择拒绝出镜，这也是因为纪录片的特殊性，观众很容易把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真实画上等号。但正如约翰·格里尔逊所说：“纪录片是对真实的创造性处理”。纪录片不完全等于事实，是经过导演主观剪辑和视听方式处理过的，并不是完全真实，而是一种非虚构的状态。

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对于《给十九岁的我》来说，片中对时代和人物的记录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对香港社会这近十年来变化的涉及，更为珍贵。但正如张婉婷导演自己回答记者时说的，她之所以宣布暂停放映，也是因为“人比电影更重要”。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那是不是以后，纪录片就不存在了呢？因为即使在拍摄时签了同意书，在剪辑完成之后，也可能会因为拍摄对象的反悔和上映后观众不同的看法而让纪录片下架呢？

当有人问到周浩导演，为什么能拍到很多很难被拍到的人物时，他回答道，可能拍摄了十个人，有九个人会拒绝你，所呈现的是那个被允许记录的。在拍摄过程中，作为有良知的而不是以猎奇为目的的纪录片导演，首先要处理好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充分地尊重拍摄对象，坦诚地告知影片拍摄的目的和想法，用真诚对待拍摄对象。同时，在剪辑的过程中，对素材的使用尽量做到不伤害到拍摄对象，不要让拍摄对象受到二次伤害，同时拍摄同意书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四个春天》上映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创作者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庭，对准自己的生活。但并不是说，这种私影像就不存在伦理问题，“表白不幸”作为私纪录片的一种功能无可厚非，有一些私纪录片作者拍摄私纪录片的原因，是为了获奖或者是为了引起观众的吸引而故意为之，私纪录片作者采用一种“炫耀不幸”的方法，暴露自己的隐私，寻找身边不快乐的事情，反而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反胃，私纪录片作者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态度，过于追求功利，到头来只能遭到人们的嘲讽。

《四个春天》剧照

在纪录片历史中，有很多纪录片导演转型做了剧情片导演，比如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他觉得纪录片不能体现完全的事实，但是，他在拍摄纪录片时，所呈现的对现实的关注，人的困境的思考也一直延续到剧情片创作中。如果有些内容无法通过纪录片呈现，那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构的故事片，也是另外一种创作的途径。

试想，如果没有唐小雁的支持，徐童导演的“唐家宇宙”是绝不可能完成的，我们还是要感谢拍摄对象，因为在拍摄对象身上获取的，远远比我们付出的多得多。

特别鸣谢：奇遇电影

《明周文化》

          部分图片来自：英华女校校友会

关于《给十九岁的我》

导演: 张婉婷

主演:关翰章/马燕茹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香港
语言: 粤语
上映日期: 2023-02-02(中国香港) /

片长: 136分钟
又名:To My Nineteen-year-old Self

建于1900 年的英华女校旧校舍需要重建，整所学校从半山临时迁往深水埗，在这个暂借与充满疑问的历史时刻，邀来了校友张婉婷作纪录。自2011 年起，镜头追踪多位千禧年出生的女学生，个性、兴趣和家境各异，像不同故事线鲜活展现与转合。置身香港这动荡年头，种种社会运动，她们都没有缺席，霎眼无忧童年步入困惑青年。百年树人， 十年光景，张导演珍而重之把日子逐一收集、整理并寄回， 她们是这样长大的：面对阴晴不定的每一个明天，始终保持那股纯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