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被这种医生围观的时候，说明你可能危险了 | 医院奇闻录72

大家好，我是陈拙。

说个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职业——进修医生。

他们可不是新手医生，反而是一群离开原先舒适的工作单位，来到陌生医院学习的。每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这个病人情况特别好，要么糟糕到了极点。

他们遇见情况好的病人，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做得好漂亮。

遇到糟糕的他们会沉默。

因为病人身体可能坏到了极点，他们说不出安慰的话，或者是没见过这种棘手的情况。

要辨别他们也很简单，往往穿的就不是本院的衣服，而且观察病人的眼神从来不怯场。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曾身为进修医生的陈费曼，他想要讲一个特殊的病人。

那是一个并不害怕他身份的重症患者，对方说，可以用自己的死，给他上一课。

2022年春天，我前往全国最好的肿瘤整形外科之一进修。

这里的患者大多是劫后余生的幸运儿。

他们患癌，治疗，又治愈，身体却因为肿瘤而留下恐怖的伤痕。

我努力学习，想成为一位能够打扫此类伤痕的医生。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那个叫隆冬的患者。

隆冬曾经多次被我们集体围观，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在手术台上。

从外表上看，她的胸口有一个洞，只需要你稍微低头，就能看到里边的肋骨和肌肉，再深一点，就是心脏和肺。

那个春天，我的课题是为她补上胸口这个洞。

3月底，上级医生说有个重病号会从胸外科转过来。

我收到的信息是，这病人刚刚切除了腹部皮瓣，皮瓣不是简单的一块皮肤，它的区别在于，皮瓣是“活”的，它含有血管、神经皮下组织，可以形成血液循环。

这个重病号切下这块“活”的皮肤，是为了移植到胸口上。

因为只有我有胸外科背景，所以他们打算将这个重病号交给我来护理。

可我第一眼见到对方就被吓着了。

她脸色苍白，身板瘦瘦的，在病床上平躺着，身子往下陷，被摆成了那个叫“折刀位”的姿势——

上半身斜躺在床上，下半身像“弹簧刀”一样半折叠着，如同小写的字母“v”。

保持这个姿势，是因为她癌症时，肿瘤长在胸口上，切除后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这伤口必须用腹部的皮瓣来补上。但拆东墙补西墙，腹部多了个伤口，她不保持折刀位，那里就会崩开。

这姿势非常容易疲劳，她的短发被汗水浸透，她姐姐在不停地拿纸给她擦汗。

我掀开她胸口的敷料，一下子头皮发麻，完了。

胸部那块补上的皮瓣变成黑色的了。

我从没见到过这种情况，就像一块黑色巧克力趴在胸壁上。有渗液顺着皮瓣的缝隙向外大量渗出，就像解冻的猪肉一样哗哗地流水。

上面敷着的纱布已经完全湿透了。

我赶紧给她先换了干净的纱布，然后去找主任。

主任说，皮瓣坏死了，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将其换掉。

十分钟后，我打印好材料，回到隆冬的病房，让她和姐姐签字。

她胸前的敷料再次湿透，意识好像更差了。

我把湿透的纱布换下来，数了数纱布数量，能把这么多块纱布都浸透，至少是 50到100毫升的液体。小半罐可乐的量。

这可都是血浆啊，如果她一直这么流，体内的血液会越来越浓稠。

这样整个人循环的血液的量就会越来越少，血压变低，供血供不到脑子里，她会陷入休克。

她紧闭着双眼，偶尔发出一声非常轻的“哼哼”声，双手抓着床单，极力忍耐“折刀位”带来的憋屈和痛苦。

我就像看着一个无助的孩子在抱着腿哭泣。

更残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将她胸口的洞掀开，换下那块坏死的皮瓣。

她将再次陷入危险。

九个月前，隆冬辗转多家医院，说自己喘不上气，睡不着觉。

她每到一个病房，其他病人都会默默地捂住鼻子。

她周身散发着巨大的恶臭。

病号服下面，隆冬的左胸部平坦，皮肤表面微微鼓起一个小洞，边缘都溃烂了，像一个隆起的火山口。

味道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她的胸部长出一个肿块，当地手术切除报告为“肉瘤”，是恶性的，这意味着她需要进一步治疗。然而因为疫情原因，治疗一拖再拖，切除的肉瘤很快又复发。

肿瘤在侵蚀她的好几根肋骨之后，向内压迫着她的肺，向外顶破了皮肤。

太多医生都对她的肿瘤束手无策。

肿瘤的照片里展现给医生的，只是皮肤上的冰山一角。

那些藏在她肋骨和胸腔里的肿瘤，才是压在她身上的一座大山，导致她疼痛剧烈、呼吸费力。

这样的肿瘤也很难下手，那是联通到胸腔的地方，一旦切除，就意味着在她胸口开个洞，把心脏和肺暴露在外，很快整个人体的蛋白就会丢失。

就像用锅煮开水，把盖子打开，水就煮干了。她胸口开洞万一没补上，这个人就会开始被“蒸干”。

怎么看都像是死路一条。

但在我们医院整形外科的加持下，隆冬得到了一个手术的机会。

医生打开隆冬的胸膛，看到了从隆冬的胸大肌上生出，并开始蔓延的肿瘤。我们先是将其摘除，再用人工材料重塑了她的肋骨，给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隆冬自己原装的那块皮已经因为肿瘤而溃烂，不能用了，需要在人工肋骨上覆盖新的肌肉和皮肤。

随后，整形科医生在隆冬腹部切了一块皮瓣，并覆盖在人工肋骨上，完成“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

后来隆冬就被交到我手里了。

但由于长时间的疾病，她的体质很差，仍然出现了皮瓣坏死的情况。

我们需要再次找到新的部位来填补她胸部的空缺。

只是看着都已经窝在床上，腹部已经少了一层皮的她，这次该切除哪一块皮肤呢？

手术室里，我站在一旁观察主刀的操作。

主刀医生站在隆冬的右侧大腿前，用手捏来捏去，感受她皮下的肌肉和血管的走向。

隆冬的两条腿都很细，没多少面积，其实取这里的皮瓣不是最好的选择。

一般医生会考虑背部，但隆冬的腹部被缝合，她还得保持特殊的“折刀位”，导致背部的皮肤连带着紧绷。

在这儿取掉一块皮，还怎么缝得起来？

主刀的手离开了隆冬的大腿，然后用笔在隆冬的腿上画了一个巴掌大的圈。

这里，就是下第一刀的位置。

顺着这个圈切下去，他先找到了血管，找到血管以后，然后顺着找到它进入肌肉的地方。

主刀的动作非常小心，因为不能牵扯太重，损伤血管。血管对皮瓣至关重要，一旦损伤血管，手术就算失败了。所以连电刀之类的工具，这个时候，都要避免放在血管周围。

直到他把这一块的组织都切下来，隆冬腿上的皮瓣才算被完全取下。

助手小心翼翼捧过皮瓣，把皮瓣泡进了肝素溶液中，防止皮瓣上带着的血管出现血栓。

隆冬左胸，另一个主刀医生也把胸部坏死的皮瓣摘除，并剥掉了她胸腔内周围血管的外皮。

这个时候，做为有胸外经验的我，协助完成胸腔引流管的放置，以及人工肋骨的调整。

接下来，腿部皮瓣从溶液中取出，白色和蓝色的血管在里面若隐若现，轻轻放到隆冬的缺口处。

两位主刀相对而立，分别站在双目显微镜的两边，进行最关键的一步——

血管吻合，简单来说，就是把两段两毫米以内的血管，用针缝在一起。

这一步需要两位主刀医生配合的速度极快。

在那细微的血管上，一个人把针从这边扎过去，另外一个人把针从那边接过来，又扎回来。

只有这样，新的血液才会通过血管走到肌肉，再走到皮肤，让这块皮瓣“活”起来。

手术结束，在隆冬瘦弱的身体上，此时已经留下了三处大创伤，右侧大腿、腹部和左侧胸部，术后的恢复将会极其困难。

尤其是左侧胸部的那个创伤，皮瓣周围，蜿蜒的黑色针脚是我们新缝上去的，勾勒出了更大的面积。

窟窿越来越大，我不由地想象，隆冬的身上已经取不到可以完全覆盖上去的皮瓣了。

那块坏死的皮瓣被当作医疗垃圾处理了。

它也提醒着我们，如果再次感染，现在这块新的皮瓣也会是那样的下场，在隆冬的术后护理上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隆冬被安排到了一个单独的病房。

主任把我单独叫过去，“密切关注她的情况，每天清洗伤口，一定要预防感染。”

科里特意安排其他同事接管我所有其他工作，只负责隆冬一个病人。

这么重要的病人，交给了我这个重建修复领域的“菜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八个字也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除了查房换药外，我每天跟着责任护士去看隆冬，就是为了能更密切地关注她。

隆冬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从病房外就能够听见她刷着抖音哈哈大笑。

术后的三四天，皮瓣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因为隆冬的免疫力很低，正常人可以抵抗的细菌，她不一定能扛得住，所以我不断地消毒，减少她感染的机会。因为每次换药至少都要三十分钟，我的腰弯得有点受不了，隆冬让她姐帮我搬个小板凳坐着换。

我婉拒了，因为我的身高不够，坐着换药更难受。

换完药之后，我会坐着小板凳跟她聊会天。

我告诉她，我其实是治乳腺癌的，因为科室发展需要，现在来整形外科进修学习更高级的技术。

隆冬也开始聊自己的治病经历。

她八年前就得过一次乳腺癌。“医生告诉我要化疗、放疗，我当时每天就想一死了之。”

慢慢地，因为她配合治疗，病也就好了。

从治愈到第二次得癌症的这八年，她还能做一个正常的母亲，看着孩子们抽条一样长大，陪伴在他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像是赚来的。

这次得病求医，她没有和孩子说实话，说自己是因为感染新冠住院治疗。

只是没想到肿瘤切除了，自己却被一块小小的皮瓣拖住了脚步。

她说：“太难了，但是小孩还没有结婚。”

我知道，她没说出的后半句是，无论再难，她都要治到底。

我不敢接话，我怕我一接话就会表露情绪，我把头垂得比往常更低。

因为术后第五天，我就闻到了一股异味，这种味道就像是人十天半月不洗澡的味儿，若隐若现。

这种异味往往来自厌氧菌的感染。

我让隆冬掀开衣服给我看，皮瓣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异常，但我还是立马将情况向主任汇报。

于是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各科大佬，感染科、药学部等科室悉数到位，大家考虑到皮瓣感染容易导致坏死，决定进行取样培养，检查是否有细菌感染。

但是目前无法得出结论，只能凭经验，加强抗感染治疗，尽量不要让皮瓣感染，失去活性。

我看向隆冬，她应该比我们更早地觉察到了异味，那股味道在她鼻腔里挥之不去。

后来即使我每天换药，不断升级抗生素。她的皮瓣还是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异常。

颜色光泽变差，温度下降，异味变重，这个时候，连我都意识到皮瓣可能又要坏了。

隆冬起初还能跟我聊孩子的事，现在只是闭上双眼，一言不发。

这是我害怕看到的场景。

上次手术前，胸口溃烂时，她也是这副闭着眼的样子，谁都不怎么搭理。

当时我站在病床旁，以极快的语速交代完了手术的相关风险。

直到签字的时候，紧闭双眼的她才突然睁开双眼，接过我递过去的笔。

她一直在听，但也一直在忍受胸口剧烈的疼痛。

隆冬写得缓慢，字迹歪歪扭扭，“隆”字的偏旁她写得特别大，虚弱到已经控制不住字的比例。

签完字，她继续闭上眼，一动不动，只有胸膛在微弱起伏。

她在攒着力气活。

术后她状态好了，才慢慢睁开双眼，我还过去跟她说：“你放心，你这种手术，这个医院做的量是全国最大的，现在手术结束肯定没什么问题，你慢慢恢复。”

其实这种聊天方式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并不多。我一般跟病人聊天，都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满。

我可能是想鼓励她，也是鼓励我自己。

隆冬应该不会知道，我这样的“菜鸟”医生，其实有一点小心思。

因为学习机会宝贵，我们可能会希望在病房里看到并发症，从中学习如何处理。

但哪一个医生不希望病人顺利呢？

尤其是面对隆冬这样求生意志坚强的病人，我最初想过要学习，但现在更想的是让她活下来。

我太害怕自己在这里接手的第一个病人就这么死了。

来这之前，我在乳腺外科主刀，没经历多少病人死去的情况。当地的风俗使然，病人家属会在病人临终时把人拉回家，我也不会看到病人离开的样子。

我唯一亲眼见证过的死亡，是一位乳腺癌复发的女老板。

病人一来检查，我们就做出了诊断，癌细胞扩散到了她的脑脊膜，做什么治疗都来不及了。

她住院第一天还在质问：“我怎么可能这么严重？你用最好的药给我治。”

这种强势背后，掩盖着的是恐惧。

开始的两天，她还能频繁跑到我办公室，问自己病怎么样了。

但没两周，她直接躺在床上说不出话。

如果不是她前期表现出的强势，导致前后这么大的反差，也许我不会对死亡的记忆那么刻骨铭心。而隆冬这样隐忍的病人，我会情不自禁地更加心疼，她连叫唤求生的力气都没有，只剩我对她的承诺了。

如果她就这么在我的协助治疗下死去，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把她交给我的上级医生们。

但现在，她又一次被感染，是我消毒不够到位吗？还是我哪次观察走神了？一切问题都是无解，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即将走向死亡。

我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

那段时间，我进隆冬病房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是话却越来越少。

隆冬身上的异味加重，我在她身上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每次进去我都要深呼吸，我心里有个控制不住的念头，不知道这次见完她，还会剩下几面？

我一进门，隆冬还是折刀位，僵硬地卧在病床上。

我害怕隆冬和我说话，所以除了让她摆姿势之外，我一句口没开。

我怕她问我：我这个地方还有的救吗？

一旦她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目前病情已经超出了我一个进修生的认知范围。

隆冬也没有说话，只是皱着眉盯着自己的左侧胸部。

我边撕纱布边想，如果她问我，我会回答她：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她没有。

而我只能继续彻底地清洗创面，洗得干净、再干净、再干净一点，尽力延缓它的感染速度，期望等到培养结果出来针对性用药来拯救它。

有一次换药，我看出来隆冬张口想说什么，但直到换药结束，她也一直没有开腔。

等换完药我准备出门时，她突然叫住我：“陈医生，你不要有压力。”

“我来这里之前，当地的主管医生就告诉我，这里基本上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连这里都救不了我，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你以前也没见过像我这么复杂的情况吧？正好可以好好学习。”

我脸刷得就红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羞愧，然后才是感动。

羞愧在于我强装的冷静被她看穿了。

而感动是，她要我别害怕面对她的死亡，她要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术后第七天早晨查房，由于病例特殊，隆冬的病房里被我们整个治疗组，和闻风而动的其他组进修老师挤满了。

主任掀开了隆冬的纱布，看了一眼，“感染坏掉了，没用了。”

然后主任握着她的手笑了笑，“这次又没有成功，我们可能得再来一次了。”

隆冬回了一句“好”。

隆冬的皮瓣已经彻底变凉，和死亡病人的尸斑一样，布满了暗灰色的云雾状斑影，与周围的健康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有人出病房以后，主任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手术连续失败，无论他见过什么大风大浪，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打击。

这次的手术和前一次不一样，如果说用“紧锣密鼓”来形容前一次的手术，那这次的手术可以用“迫在眉睫”来形容。

前一次没有感染，有充足的时间来周密计划治疗方案，而这次有严重的感染，必须迅速上台清除感染的皮瓣，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失活的皮瓣将会开始释放细菌和毒素入血，一旦导致了菌血症，隆冬只能等死了。

整个团队迅速行动起来，助理老师联系手术室通知急诊手术；手术麻醉科腾出手术间并派出团队来接她进手术室；我迅速打印填写术前授权材料。

主任和组长这两位教授提高音量，争吵了起来，原因是关于手术方案两个人有分歧。

我凝神听了一下，根本听不懂两个人各自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时间紧迫，我只能在方案说明里咬咬牙加了一句话，“视术中具体情况决定手术方案。”

来到隆冬病房，来不及解释说明，隆冬照样是没有犹豫地签字。

随后人就被推进手术室。

我心里压根没底，两个教授对于手术方案的争议，就代表手术很难，风险很大。

我脑袋发懵，也进了手术室，换衣刷手。

刚刚还在吵的两位教授同时上台，站在了隆冬的身体左侧。分别挨近她的左腿和左胸，进行供区和受区的处理。

看到两人同台的场面，我才明白，当时他们吵的是，要不要在切除皮瓣后，马上再给隆冬切一块皮瓣，缝到伤口上。

激进的是主任，他想搏一搏，从隆冬身上再切一块皮瓣缝上去。

而保守的意见是，每次都缝皮瓣上去，每次都坏掉，这次手术能不能先把感染的皮瓣去除，确定患者的创面不会再感染，再移植皮瓣上去？

随着隆冬左腿的皮瓣被切下，证明主任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方案。

感染隆冬的细菌到底是什么，检验室应该很快就要出结果了，只要隆冬能挺住手术这关，术后针对性的用药，完全有机会活下来。

切除隆冬感染的皮瓣，巨大的红色创面再次暴露，看着比上次还要恐怖。

因为隆冬的左腿偏细，皮瓣不够大，所以带上了相邻的肌肉来彻底覆盖创面。

如果这次手术后皮瓣存活下来，再在这里补块皮上去。

手术结束，给隆冬的左腿缝合的时候，我边剪线头，边想为什么人不能多几条腿，这样隆冬就不用这么窘迫了。

其实，这场手术会把隆冬再次置于极高的感染风险下。如果再次感染，她真的无皮可用了。

这次负责照顾她的管床医生还是我。

不用主任多说，我就知道我身上扛的担子有多重。

术后第二天，细菌培养的结果就出来了。

隆冬感染的是鲍曼不动杆菌，这是一种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机会致病菌，主要威胁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健康。

由于此类细菌耐药程度高，在药学部的指导下，我们申请领购了很多种只在教科书里见过的抗生素给隆冬用。

没过几天，皮瓣突然又有味道了，我们换了更加高级别的抗生素。

换药的时候，隆冬突然嘟囔了一句，“要是这次还坏了，我就不治了。”

这回轮到我劝她了，已经吃了这么多苦，万里长征走到最后关头了，一定要坚持住。

隆冬这次感染的进程，没有上次的进程这么快。也就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通过换药，通过用药把这个感染救回来。

因为之前的病房没有窗户，我们担心她这是抑郁的表现，于是给她腾出了一个带窗户的病房，搬过去的时候她看着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眼里突然有了光。

我想要更严密地监测隆冬这块新皮瓣的恢复情况。

那段时间，我手机的微信缓存增加得特别快，因为发给同事们的皮瓣照片，必须是原图。

如果不是原图，放大了可能就是马赛克，看不清楚皮瓣的细节。

这会非常影响大家的判断。

不仅仅是观察，还要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我开始对隆冬每天两次的特大创面清洗、消毒、换药工作。

科室对每个病人收取的单次换药费用最高是35元一次，我每次去护士站领取隆冬要用的消毒用品，从碘伏到纱布，护理老师算出来一共68块钱。

一天两次换药，她总是追在我屁股后面喊亏本。

某天下午，揭开纱布换药的时候，我突然察觉纱布上有一个角出现了“拉丝”状，不像是纱布黏在伤口上的感觉，像是“拔丝苹果”一般拉丝的感觉。

这一点点的异样，让我警铃大作。

外科医生的经验告诉我，长时间的抗生素使用，会导致人体菌群失调，从而改变创面的微环境，诱发真菌感染。对着那点拉丝反复确认后，我判断这可能出现了真菌感染。

我赶紧报告主任，主任肯定了我的判断，夸我这次做得及时。

我挺开心的，之前的协助就像旁观者，无关紧要，好像是个人在这都行。这回觉得我总算也出上力了。

我们只能再一边把怀疑真菌感染的渗液送检，一边进行抗真菌治疗。

几天后，拉丝不见了。

细菌、真菌感染迹象尽数消失，我们终于可以确定，隆冬这回是真的挺过来了。

某天早晨，主任带队查房，查看隆冬的伤口之后，告诉我们已经可以着手安排植皮手术了。

隆冬有一小块创面上只有肌肉，还需要植一块皮上去，才算完整。

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隆冬，隆冬眼圈一红，眼泪喷涌而出。

随后隆冬脸上绽放出一种层次非常丰富的笑容。委屈而又高兴，像个终于被满足的小女孩。

我打趣道，“可不敢哭了，等下眼泪流到伤口上，加重了感染就完了！”

闻言她立马憋回去了，看到她这个样子，一旁的姐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几天后，一个小范围的植皮手术后，创面算是彻底修复了，术后恢复顺利得让我都有些不适应。

换药时植皮供区的疼痛，隆冬依然是笑着的，只是呲牙咧嘴。

我笑话她，这么久住院没听见你喊一句疼，怎么今天不行了？

她故作“拧眉瞪眼”地看着我，“都快‘死’了，哪有功夫管它疼不疼？”

我突然反应过来，隆冬在生死线边缘已经挣扎了快一个半月了。

隆冬出院的时候，我在跟别的手术，没有送隆冬出院，有点遗憾。

再次见到她，是随访的照片。个案管理老师拍下了她恢复后的照片。

因为隐私保护，没有拍到隆冬的脸。但是照片上挺直的身躯，熟悉的疤痕形状，以及稍稍上扬的下颌，就是这些细节让我确认，那就是隆冬。

我现在已经结束了进修，回到了乳腺外科。

我的病人们会关心我，在那边的医院遇到了什么样的病人？

我思考着，我应该怎么跟她们描述隆冬。就说是很复杂的病例，经过治疗以后好转了。

我想千万不要去跟她们说这些可怕的细节，关于触目惊心的伤口、那些无助的时刻，还有隆冬最绝望时仍想要给我的机会。

但有一次，一个病人的局部皮瓣出现了小面积坏死，我用隆冬身上学到的换药经验妥善处理好了伤口。

我突然想到和隆冬在一起的那个春天。

坚强是会传递的，可以说，隆冬的坚强救了她的命。

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我搜集了挺多资料，其中有一位肿瘤专家的话，印象特别深：

他说大多数重症患者，并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对死亡的恐惧。

恐惧让他们不信任医生，选择盲目应对，甚至把恐惧传染给医生。

但坚强是恐惧最好的阻断剂。

隆冬对生命的顽强，把陈医生害怕面对死亡、害怕自己无能为力中拉了出来。

在很多人眼里，医生可以决定病人的生死，但在某些时刻，我们是什么样的患者，也决定了我们遇到怎样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