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人的“自救”,不只是录制地从“上海”到“长沙杭州” | 独家调查
作者| 糖炒山楂
上海的四月,陆伟把《了不起!舞社》的录制现场搬到了杭州。
这是一个足够波折的故事。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相继复工复产的当下,听起来也仍然让人思绪久久难平。如今,他们已经在这里完成了两次紧锣密鼓的录制,避免了“断档”危机。同样由他担任总导演的《这!就是街舞5》,也将在这里录制。
(制作组杭州东站拍摄)
笑果文化同样“忙到飞起”。他们即将上线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将会去青岛进行几期录制,这档节目3月初在上海已经完成了部分录制。而作为产业型公司,其未来也会考虑同时在青岛等周边城市做一系列开放麦和脱口秀演出。除此之外,原本就计划在七八月上线的《脱口秀大会5》并不会受太多影响,前期各地海选已经结束,部分城市的海选也以线上形式展开。脱口秀线下演出复工计划同样已经开启了多条产品线。
困在这里的,不只是上海的综艺团队和项目,还有“外地人”的综艺。
曲泳帆坐标杭州,但他同样受到了来自上海的冲击。他与短视频平台合作的一档生活类节目,也在上海实地堪景的阶段被迫中止。一点小幸运大概是,3月中旬上海疫情逐渐严重,也让他们并未直接确定场地,不然又是上百万的资金打水漂。
如今,这档节目最大概率的命运便是“战略性后置”。毕竟线下静止的这两个月,品牌客户、平台策略、艺人档期等都在发生变数,而节目也错过了最佳拍摄时间。
不论是被困的综艺人综艺项目,还是从上海到杭州、青岛的录制转移,上海显然只是那个被放大的一隅。更典型的,还有据媒体报道,长沙、海南正在成为综艺录制地新宠,一度聚拢了近20个综艺制作组在此开工。
这场因疫情直接引发的综艺录制场地大迁徙,到底业内人怎么看呢?可以肯定的是,这背后更多是过去两个月里,综艺人不断自救的身影。而综艺人的故事里或许有需要“云抱团取暖”的躺底,但从来没有躺平,这也是令我们所敬佩的。
综艺人遭“围困”:
从录制场地按下暂停键开始?
5月28日,《了不起!舞社》最新一期节目上线,而更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期节目五天前也就是23日刚刚录制完成。这是一次deadline,是极限时间下的抢跑。幸运的是,当日12点转运杭州的最后一名选手解除隔离,成功参与录制。
所有的一切都在走向正轨。只是这两个月里以陆伟为总导演的团队所做出的种种尝试和艰难,却非一言可以道尽。
4月1日,上海宣布浦东浦西轮流静默的时候,陆伟还没有决定要去外地录制,但也开始做一些预案。团队开始搜集全国各地的隔离政策:一波瞄准青岛、无锡等与灿星有过合作的场地的城市,另一波则是24小时持续更新全国几乎所有省会城市的防疫政策。
彼时他们考虑的,还是尽可能赶上原定的录制档期,因为艺人档期协调同样困难重重。只是到后来,更多的则是被deadline支配的日子。
(自驾去杭州时拍摄)
4月22日,是陆伟敲定的必须离开上海出发去新录制地的deadline,因为要计算隔离时间、舞台搭建、灯光调试、正式录像、以及后期剪辑等各种时间,如此才能真正判断是否可以支撑起一次异地录制。而他们原计划的西安也因为疫情难以成行。
陆伟在内的11位导演,是第一批出发去杭州的人,自驾,提前联系好了当地防疫部门、准备好所需的文件,但也做好了“被打回来”的准备。所幸,他们成功了。后来他们发现,如果能够买到火车票,杭州完整的防疫通道是更顺畅的,于是选手和工作人员又开始刷票。刷到一张票,就走一个人。
就这样,《了不起!舞社》度过了最艰难的两个月。这并非孤例,也不是上海团队特有的困境。
《开始推理吧》原本落地烟台,综艺中的11号公寓本是一个酒庄,也因为本身楼体结构的悬疑感特征被相中,但在录制两期后,制作组不得已在长沙斥资复刻了11号公寓,继续拍摄;每一期都不那么顺利的还有严敏的《新游记》。
(赵丽颖长沙录制《开始推理吧》路透图)
重新选择录制地,虽然成本高昂,但好歹算是“补救”之道,而对于一些特定项目来讲,似乎只能被迫按下“线下暂停键”。
很多人可能对曲泳帆不太熟悉,他也是综艺制作人、《幸福三重奏3》总编剧。3月,他和《幸福三重奏》系列总导演李睿一起,正在积极推动手中的中视频综艺落地,作为生活类综艺,他理想的录制场景是烟火气、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上海老洋楼,选址也快速进入执行阶段。
他们用了小一个月的时间,找了上海十多家中介,搜罗各种符合拍摄条件的老洋房。这些房子的月租金区间大概是在8-16万,而从置景到拍摄完成大概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此时签约、6月拍摄,刚好可以呈现出这个城市最佳状态,所以确定场地的最后时间就是三月底四月初。
但是当他们最后一次回到杭州后,就发现“上海回不去了”,而综艺内容决定了它的录制只能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以也意味着项目被迫搁浅。
(曲泳帆提供,微信沟通图)
“当时已经在考虑尽快付场地租金了,艺人也谈的很愉快,所有人都在往这个项目里付出成本,努力向前推进,就因为突然踩了一脚刹车,而且一踩就是两个月,就已经过了大家要全力以赴推进项目的阶段了”,曲泳帆的言语里不乏辛酸。
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将从头开始。重新和平台敲定档期、重新去挖掘商业客户、重新去选择拍摄时间、重新评估上海的风险……综艺项目尤其是中腰部项目,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但也切切实实在过去两个月遭遇了。
而他与优酷合作的另一档综艺,同样受困于合作团队在上海而有所影响。如今上海解封,但各地对上海出去的人的防疫政策同样需要随时关注。所以目前,曲泳帆所在的杭州团队已经肩负起了“踩点”工作。
这样的经历,大概也是无数综艺人甚至是影视人都在经历着。有从事广告拍摄、短剧拍摄的团队也告诉娱乐独角兽,受到北京疫情的影响,他们的确会更高频次的将拍摄地转移到海南;同时,手中原计划5月开拍的两个短剧项目,也因为无法去杭州洽谈合适的网红演员而被迫“零进展”。
即使是现在,在他们看来,上海虽然复产复工,但是具体的防疫政策、对外地人的接纳情况、录制场所开放情况、酒店住宿等情况仍然需要重新评估,短期内想要恢复影视综艺的录制并不容易。
录制地加速转移:
现象背后综艺人怎么看?
长沙、海南、杭州、青岛,正在成为综艺市场的录制地新秀,或是因为防疫政策、娱乐基因,或是因为气候环境宜人、政策扶持等。但很显然,对于绝大多数综艺来讲,录制场地选择并没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最多是一种倾向,尤其是当疫情来袭,曾经左右选址的很多因素都被迫退让。
比如陆伟在选择备用录制场地时,考虑因素其实也主要是合作过的场地比较熟悉,但更重要的是防疫政策;再比如慢综艺青睐于南方,尤其是海南,但《五十公里桃花坞》《幸福三重奏》同样也曾落地北方。
而相比录制场景选址,对于综艺人来讲,考虑更多的显然是如何在不可抗力之下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对所有的导演组来讲,选址未来都是一个非常谨慎以及小心翼翼的部分。今年大家吃了大亏,很多团队和项目已经是火烧眉毛”,身边同行好友的境遇,同样让曲泳帆感慨。他认可综艺录制地的转移:“以后综艺制作部门压力会非常大,突发疫情更加考验他们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他看来,未来选址必须率先考虑防疫政策,包括是否影响其他行程、隔离时长等等。如果说以前场地出现的突发情况可以通过谈判、资源置换、增加制作费用等方式去解决,那么现在“防疫”就是大过所有事情的存在,要求制片的同事能够作出预判,继续录制还是转移阵地。
“疫情的预案能力,必须要高好几个量级才行”。
陆伟显然是曲泳帆口中具有强预案能力的综艺人代表。对于陆伟来讲,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是前提条件,但如果说确保哪个城市的绝对安全,他更相信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才是最关键的。
4月初的疫情预案、不断尝试的远程直播剪辑、云录制、到后来的转运杭州,陆伟的每一步都是大胆的。“这取决于前期预判和成本控制”。在他看来,每个项目的情况不同,这就需要决策者去评估究竟是项目延期的损失更大,还是重新置景拍摄的成本更大。他选择去杭州坚持录制。
(5月28日播出的第六期节目图,杭州录制)
“对于网综来讲,其实会有提前一个月的审批周期和半个月的后期周期,也就是说遇到突发情况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适应调整的,但是如果不能当机立断,时间也会很快被消耗过去的”,陆伟表示。
也是利用这个缓冲期,陆伟布置安排了一切。随机应变能力、强执行力团队、强能力后期团队和编剧团队,缺一不可。这种应变能力,还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赛制、内容。
比如原定于第四期播出的“二公舞台”被后置,取而代之的是团建联欢的录制;更细致的还有录制中选手battle环节、镜头安排等;后期疯狂抢时间的前提,同样是录制中要大量压缩真人秀比例,以舞台和采访进行填充。
(团建画面)
陆伟其实设想过去做一期户外真人秀,这也意味着可以省去7天的舞美搭建时间,更快的进行录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真人秀需要的摄像团队也更多,但当时主要的摄像团队仍在上海。相比之下,棚录的摄像需求明显更小。“这就是一个取舍和平衡问题”,陆伟强调。
除此之外,曲泳帆同样在思考一种可能性:从录制端尽可能降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大转场模式切换成少转场、亦或是不转场的模式,考虑是否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或是城市找到足够多的场景用于拍摄等。
其实在正在拍摄的《花儿与少年·露营季》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想法的可行性。据网友路透显示,制作组和嘉宾们一路从长沙到株洲、从常德到湘西,始终没离开过湖南。这或许不失为一种借鉴。
(《花少3》录制路透,图源网络)
市场在不断作出尝试的,还包括压缩拍摄时长。《开始推理吧》的看片会上,制片人多晓萌透露,因为疫情的原因项目有一些delay,也就要求节目必须在8-10天里完成一整季31期节目的录制。而这种集成化操作,对剧本、导演、摄影摄像团队的要求也更高。
综艺人的自救,
不只是从“上海”到“长沙杭州”
“这段时间对于每一个综艺节目的领军人物来讲,都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期。因为你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决策所要承担的风险,都被放大了很多倍,但这是你必须去接受的”,陆伟感慨。
疫情放大了综艺录制场地的迁徙,但综艺人的困顿和“自救”显然都不止于此。如何在客户预算下降、预期没变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制作出好节目;如何不辜负所有选手、艺人、团队的信任,都是他最近在频繁考虑的。
严格控制预算、保障节目品质,是陆伟多次提及的关键词,如何找到内容和商业的平衡点至关重要。就像虽然疫情原因不可避免造成了《了不起!舞社》制作成本的上涨、甚至超支,但并不意味着品牌客户可以接受品质降级。
对于陆伟来讲,降低真人秀环节的比例,便是一种双重考量:抢时间、也降低预算;同时把更多的预算用到更加能够让节目品质有保障的地方,比如邀请之前的街舞舞者回归参与battle。“这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当预算下降,总导演如何去把控住总盘,知道什么可以取舍,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在思考一些新的可能,比如云录制。但他同样清楚的知道,要么是以强内容创新推动技术领域革新,要么是技术革新带动新的内容平台诞生,有任何一端能够突破才会带给综艺制作新的出路。而当下,VR的市场覆盖和用户习惯显然并不足够。
曲泳帆则在不断思考综艺内容的商业之路。他对这档中视频综艺的寄予厚望,便在于这是一个全新孵化的综艺模式,他希望能够通过平台上内容与商业“一步到位”的生态,来打通内容的后链路。
在招商困难的情况下,他想要跳出广告植入、版权分销外再次拓展的综艺盈利思路。他多次强调,“综艺本身是可以有盈利逻辑的”。
编剧出身,他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了平台、品牌在今年的谨慎,“好钢用在刀刃上”,客户对内容和商业转化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商务植入前置沟通的现象,会越来越频繁。而相比以往的做好内容然后别人来买单的“坐着赚钱”,他更主张“站着赚钱”。
不同于市面上内容先行的策略,据他介绍,这是一个商业先行的策划,是为商业定制一个综艺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以前是做一个内容,然后在其中寻找契合的商务点,而他们现在做的是“商务即内容本身”。过去的两个月里,他所带领的团队也在一遍遍推演项目内容。
(《闪亮的日子》:分账综艺、艺人共创)
和同在杭州的赵林林(大千影业、《欢迎来到蘑菇屋》制片人)的畅聊,也让他打开了思路:一种是思考分账综艺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不是所有类型综艺都适合分账,而那个亏本和盈利的临界点,是有压力的,仍然是当下很多人在探索的。
另一种则是与艺人共创的模式。《欢迎来到蘑菇屋》的成功,是典型的艺人与节目的互相成全,《闪亮的日子》的招商直播同样是一种共创,当艺人可以与节目互相帮助、为品牌打造性价比更高的节目,才能共度难关。
除此之外,线下相对静止的两个月,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头脑风暴”,去研发新的项目。目前他们团队已经有一档与艺人进行过深入沟通碰撞的项目,下一步也将快速进入和平台对接开发的阶段。
他们团队还在业余时间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综艺自媒体,聚焦行业的发展变化、分享行业趣闻、提供专业解读,还会去做一些创意综艺选题的实拍测试视频。
(综艺自媒体:没活干的综艺制作组)
在他看来,相比平台战略性的项目,无论是疫情影响还是商业收紧,对于非头部项目和团队来讲,未来都会更艰难。也许会有一些人会坚持不下去,会改行,但长久的,他仍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家一定会重振旗鼓。
6月开始,北京上海相继复工复产,综艺市场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的加持下快速回血,《这!就是街舞》《脱口秀大会》的期待值逐渐拉满,一切都在走向正轨,这段长达两个月的艰难里有困顿、难过也有思考和突围,但所幸都熬过来了。
曲泳帆说,他们准备从六月下旬开始全力推进2-3个项目落地,去出差、去踩点、去敲客户,把很多事情实实在在的推进下去。因为到了现在,想要完成公司今年的KPI,也已经到了最后期限。
陆伟也透露,《了不起!舞社》的录制还剩下三期,《这!就是街舞》的舞美基本搭建完毕,大概到6月中旬就会开启第一次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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