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离县城的年轻人：肉体极度安逸，精神极其困苦
我大学毕业那年，考研失败，缩回了老家，在县城上班，心安理得地“连累”父母，有房住，有饭吃，周九晚五，肉体极度安逸，精神却极其困苦，我无法融入县城的人情社会，迫切渴望逃离，隐入陌生的都市中，其决心一如当初我的父亲。
父辈母辈像一条船，载着我们从农村到县城，自渡口分别后，目送我们游到更宽更广的地方去。小城青年像是农村和县城嫁接之后结出的果实，却在都市中成熟，他们的成长是富足的，又是匮乏的，是时髦的，又是闭塞的，等到离开县城去外面讨生活，激流勇进至大城市，就算吃苦受累，也能混一口饭吃，到山穷水尽、筋疲力尽时，还有县城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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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的这个小县城里，如果从城区坐公交，最多坐1个钟头便可到达尽头，公交车每隔30-45分钟一趟，车常常晚点，有时司机丢了车去睡觉打牌，漏发一班也是正常。我也试过向公交公司投诉，对方的回答竟比我还无奈：“这我们也管不了”。那些在都市成熟的规章制度，一到了县城就水土不服。
公交车会驶过县城唯一的一座商场，商场旁开着一家咖啡店，门头上顶着黑底红字的LED灯，滚动播放着一行标语：“我不在家就在星奇诺喝咖啡”。这家咖啡店像是整个县城的缩影，县城具备一切现代化的事物，只不过是缩小版、简化版，甚至是山寨版，在开放和保守之间，走着属于自己的缓慢的步伐。
公交车上多的是吵闹的小学生，疲惫的老年人，零星点缀着一个两个中年人，只剩我一个年轻人。在县城工作的那两年，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孤独、压抑，县城自有一张超越规则、紧密结实的人情网，有的人在其中如鱼得水，活得自在，我却像一只被困在蜘蛛网上的飞虫，被动且无力。
县城有深厚的人情传统，从县城工厂的衰落史中可见一斑。虽然旧厂早就被拆除推倒，埋在县城人的记忆中，但在二十年前，县服装厂、毛巾厂、鞋厂、酒厂、板栗厂灿若明星，产品甚至远销海外，这些工厂没落的原因各式各样，但最要命的是受人情所累。
据说县鞋厂兴盛时，总经理是厂长的小舅子，小舅子又安排了自己的二姑，二姑再安排自己的表哥，最后连不识字的亲戚都当上了车间主任，偌大一个厂子，里外都是亲戚，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遑论当时的县服装厂，前方生产，后方偷布，拉开窗户，将布匹沿着排水管道，一把溜下去，楼下接应的人一跃抱住，扔出墙外，明目张胆地运布、卖布。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惩恶扬善，一匹布对于一张巨大的人情网来说太过单薄，若是有正义的人告到厂长那，厂长也只呵呵傻笑。管不住一个人，就管不住一群人，越偷厂子越穷，越穷偷得越狠，最后工厂如大厦倾塌，只剩断壁残垣。
产业孱弱，企业凋敝，就业选择极少，县城似乎只剩医院、学校、银行、行政部门能够收容“失业”的大学生。那年我考入了一家事业单位，成为年纪最小的职员，哪怕是没有职务的人，岁数都要比我大一轮了，端茶递水、打扫卫生、领取物品、抽调出差、迎检加班等别人不愿做的事务，自然都归属于我。
职场是县城的切面，人情像一双眼睛，时刻在身后凝视我。有一次，我在单位犯了错，回家后发现竟然我爸也听说了，县城口口相传的速度堪比互联网，每一个熟人都是情报员。在县城的职场上谋生，好似一场大型直播，年轻人稀少，一举一动就会被更多人围观、评判和规训，即便后来我隐匿在都市中，亦觉得自己在时刻紧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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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人情社会是由无数的小家庭组成的，最稳定的结构就是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家，用母亲的话说，不结婚就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我白天上班，晚上念书，过了一年，母亲不容置疑地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再给你一年时间，不行就把你嫁出去。”
年轻人留在县城，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卧室紧挨着，仿佛彼此的人生都没了界限，随时会出现父母的手，将孩子的人生的轨道掰直，而后命他们一往无前地驶向终点。女性留在县城，能做的选择更少，面临的困境更多，结了婚，男人也许能抛家舍业，勇闯事业，但少有女人能放下家庭，离开孩子。女人会因为没有看好煮沸的锅却忙着学习被嘲笑，却不会因为读书少被嘲笑；女人会因为加薪升职、放下家庭到外地工作被责备，却不会因为事业的枯萎被责备。在这里，对女性最大的期许和赞扬就是有一对儿女，做贤妻良母。
与我共患难的，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小c，她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县城工作，常常向我大倒苦水，说她是单位唯一的年轻人，同事们又打着她单身没累赘、多干多成长的旗号，使她迅速成为了“顶梁柱”，仿佛整个单位只剩一个领导，带着她一个兵冲锋陷阵。工作的苦闷，规则的多变，父母的控制，生活的乏味……听着她的话，我同照镜子般看到了自己一年来的经历。我们相互鼓励，说着无论如何要换一份工作，走出县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两年过去，小c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回复说在外地回不去，就不去了。我看了看朋友圈里她的婚纱照，她与新郎很登对，看得出脸上的恩爱和心满意足。
小c终于稳稳地落在了县城里，有了自己的家和大房子，每日洒扫、精心布置。县城的房子不会建得太高，也没有太大的公摊，采光良好、视野开阔，更没有高峰期等电梯的苦恼，相对更低的房价，抹平了县城工资低的落差，再加上父母的接济，小c获得了更大的物质自由。因为工作节奏慢，通勤时间短，县里的企业、单位一般不设食堂，职工一日三餐都回家吃。有时候小c还没下班，老人早就备好了饭，招呼着去自己家里吃，小夫妻一天不必开火，晚上再回家睡觉，反正不过是前后街的距离。
没过多久，小c又晒出了小孩的照片，四个老人成了她抚养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在县城，最大的便利之一就是育儿成本低，有父母公婆就近照应。在当地的幼儿园、小学门口，总有扎堆的退休老人在接送学生。
当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为自己创造更多的问题，将所有的闲暇时间填满，最初的问题便会模糊不清。婚后小c为家庭不停地忙碌，已经鲜少像婚前那般，与我说那些精神困苦、人生迷茫，再不提离开县城的话了,她对我说，单位又来了比她更年轻的人，她终于也可以用家庭当作借口，少干些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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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半边天》中，农村妇女刘小样忙着生火做饭，却渴望铁路外的世界，曾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出生在县城的我，从小没见过麦当劳和星巴克，只见过山寨的“麦劳劳”“汉堡皇”，没去过高级商场和高档场所，等到了大城市，依然觉得繁华与自己无关。我理解从大都市流回县城的年轻人，许多人不是吃不了苦，而是融入不了，没有归属感。
那年我刚升初一，暑假我跟随县城的学生旅游团去北京，到了人群涌动的故宫，导游挥舞着小旗，大声地招呼道：“xx县的，xx县的到这来集合！”
当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红着脸不悦地小声说：“为什么非得喊来自哪啊。”
那一趟旅行，最让我们兴奋的是第四天的晚餐，导游下了车直奔肯德基，给我们买汉堡、薯条、可乐三件套，我们坐在大巴上急切地等待，一提一提鼓鼓囊囊的纸袋递进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看见里面热烈的红色包装上，印着那个陌生又熟悉的老爷爷的头像，孩子们开心地吵嚷，四周顷刻响起整齐一致的剥开袋子的窸窣声，车里填满欢快的油炸食品的香气。只有那个在故宫红了脸的女生，矜持地拿薯条蘸着番茄酱，吃了两口就丢到一边，说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
升高三时，为了学习英语，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从西单离开，走之前我看见了一家极大的书店，县城也有书店，却十分小，卖得多是辅导教材，我实在想见识见识现代化的书店，便转身朝那走去。那是我第一次拖着行李箱坐户外扶梯，手忙脚乱，妨碍了后面的人，一个不满又细柔的女声从后面传来：“这外地人，怎么还提着行李箱到这来了？”
当时的我，垂着脸，十分尴尬，我的穿衣打扮，一举一动，明明白白显露出我是一个小城青年，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局促者，我明白了那个旅行团的女孩为何会脸红了。
一心远走高飞的我，在两年后辞去了县城的工作，一路颠簸到了省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甩脱了脆弱的自尊心，与自己和解，认识到眼界的匮乏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的出生地的错，我亦不必抹净自己小城青年的身份，将自己打断筋骨重塑为一个都市人。有时我在想，那天那个对我不满的女人，或许也不是本地人，她闯入这个城市后，却用排斥外地人的方式，获得身份的认同感，可是往上数三辈，谁又不是农民呢？
在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中，在上海务工的王银花，放了假跑出来看外滩，她给留守在乡村的女儿打视频电话，对着外滩的夜景，在人群中真挚地、高声地说：“我给你看看一艘漂亮的大船，你想不想来？妈妈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带你来了啊。”小女孩在屏幕那头，兴奋不已，尖叫着说：“太漂亮啦！”若是能回到过去，我会对自己说，你是从很小的地方而来，所以没见过这么大的书店，这是很正常的，当你推开世界的门时，应该挺起胸膛，抬起低垂的头，将那些陌生的美好，深深地刻在脑中。
4
过年时，我们一家驱车去县城的公园，到了才知道公园加了闸机，出了新规定，每人入场都要刷身份证。正当我在那准备开口说：“您好，不好意思，能不能通融一下用电子身份证……”，刚才还严肃认真的门卫突然变得开朗起来，打开了闸门，冲着我招手笑道：“你也是一起的对不，快进吧！”
我抬头一看，父亲早就双手插兜，站在了公园里。我悄悄问父亲，是不是和这人认识，父亲回答道：“不认识。”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见了门卫，便上前一把攥住他的手，如同见了老朋友一样，满脸堆着惊喜的笑，边笑边寒暄道哎呀幸亏你今天在这，出来玩忘了带身份证了，今天忙不忙，最近怎么样，有时间一起聚聚。门卫叫不上我父亲的名字，又怕没认出来熟人，一双眼不停地打量，但嘴上的热络话没停，脸上也挂满了相逢的笑容。
在县城，父亲知道哪里卖馄饨皮，哪里的猪头肉好吃，哪里卖的鸡是走地鸡，他骑着一辆小电动车，能在县城买齐三个市场的东西，如果是走路，每路过的五个人里，有三个人会是他的熟人，他总要停下脚步和熟人攀谈一番。在县城这个人情社会，利用“潜规则”如同呼吸一样，是生存的必备条件，认识的熟人越多，生活就会越容易，不论是住院找床位，装修找包工队，上学挑班级，开商店办证，哪怕去配一副眼镜，都得找一个熟人验光。有一个熟人，可以跨越规则，减少经济和时间的耗费，最快、最准确、最放心地干成一件事，这就是父亲这种县城“老油子”的生活方式，客气远不如“冒犯”好用，是我永远掌握不了的技能。对于我来说，我宁愿自己绕上十万八千里，也不愿张一张求人的嘴，若是求了人，既觉得对他人不公平，又觉得给当事人添麻烦，只会尴尬、难受、别扭，背上千斤重的心理包袱，其实最跨不去的是心里的那份清高。
从公园出来，父亲开车载我绕着县城转了转，父亲一路向我介绍个不停，原来父亲还知道整个县城人喝的水的源头在哪，知道县城背靠的那座大山的历史典故，知道一座文化广场二十年前的模样和二十年后的规划，他就像这座县城的百科全书，而我更像一个外地人。
我在这里长大，却对它知之甚少，仿佛有意为之。我被县城孕育，又被输送到大城市，当我回来时，却发现已经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她或许会感到被辜负和无奈，又或许原谅了太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那天，爸爸的车子驶过县城服装厂旧址时，谁都找不到那些过去的痕迹，只见一座五层服装厂家属楼，屹立在一片新楼之中，破败凄凉，无人居住，连窗户都被人挖走，余下一个个空窗框，像一双双眼睛。
我记得有一年我随母亲去给姥爷上坟，老家的房子塌了一半，坟地的野草没过小腿，母亲几乎辨不出哪座是姥爷的坟。母亲从这个村子长大，小小的她曾经在这里吃到人生中第一个苹果，骑上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背包里装着一袋煎饼、几个鸡蛋去上学，长大后她工作日在县城上班，周末骑着车吃着沙土回来。乡村承载着母亲许多珍贵的记忆，可等她的父亲故去，农村就成了一座难以辨认的坟。
在我的老家，要给上门拜年的人煮炒米水喝，在炒米水里焖一个荷包蛋，放上红糖。我们每顿饭吃的小麦煎饼，是用鏊子摊出来的，煎饼放久了会又干又脆，要用碗里的热气腾一腾。挫鸡汤常常从大年初一吃到十五，将鸡肉撕得细碎，混上粉条和白菜，煮出来浓厚的黄汤。这些吃食和习俗，混入都市便难以寻觅，只待回到县城才会复苏。我也害怕，等到那一天，除了祭拜，我也没有了回去的理由，过往和亲人都成了一缕尘烟，而人的记忆还不如坟旁常驻的松柏。如果我也有了孩子，我把他送到省城的渡口后，又将看他游到哪个地方呢？我理解了县城那双凝视我的眼睛，并与它的好和坏都和解，只等我与它渐行渐远，再也感受不到背后的目光，才终于体味出乡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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