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消失的一年半，我和她们一起活着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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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镇》终于正式上架，我想是时候告诉朋友们：我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和她们一起，活着。并且完成了这本书。
2021年6月25号，发完《易小荷｜不想告别的告别》的文章之后，有那么几天我发现自己突然炙手可热——许多朋友的慰问电话短信过来。纷纷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还有热心人牵线搭桥，让我竟然有了一种可以绝地逢生的错觉。后来才发现，错觉就是错觉。我最后的一搏，变成了更加可笑的笑话（此处省略三千字）。
于是索性就真的回到家乡自贡，那几个月，并没有真正地哭一场，睡不着倒是真的。当我终于把自己安顿在自贡乡下一间河边的小屋时，我发现是如此的合适：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就没有向任何人解释我命运跌宕的必要。推开门，目之所及，不是田地就是河水——与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比起来，这些让我在落魄中体验到新鲜的陌生感。
到镇上没多久，一个女人自杀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在邻居曾二婶（庆梅妈妈）的茶馆里，我听到的说法是：女人顺了高铁站的几根钢筋，被监控录像拍到，高铁站报警后，警察把她带去问话，之后又去现场指认，第二天又把她带去问话，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杀了。
我请人指路，一路带我去了那个村，离镇上大概半小时的车程。远远的就能看到逝者家门口搭起的灵棚，人们挤在门口宰猪杀鸭，吃着送别的宴席。
人群里站着她儿媳妇和亲家母，听说我是作家，女人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说话。她们说那个女人才50岁出头，家里一个女儿已经嫁出去，身体不好没有上班，一个儿子在上高二，又指指屋头里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老公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又绝食了几天。这个家全靠她去高铁站打扫卫生那点工资。”男人呻唤起来，有人翻开被子，我看见他的面容和肢体，用“形容枯槁”来描述恰如其分。
她们说，女人起初以为只是捡了些许别人不要的垃圾，结果被派出所带过去以后，男人在隔壁听见类似于子孙后代会受影响之类的话；第二天过来传唤，不让男人去陪，结果到很晚也不见人回来。后来到派出所去问，派出所说早就开车给她送回来……
女人的尸体是在离下车地方将近两百米的堰塘发现的，我去现场看，发现去那个堰塘并不顺路，必须“翻山越岭”才能抵达死路，我的脑海里拼凑出一个勤劳简单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舍得吃穿，盘大儿女，养着丈夫，突然被带去当着众人的面“指认犯罪现场”，又因为缺乏文化，觉得孩子的前途会被自己毁掉，于是就投了塘。
生命在这里被碾轧到尘埃里，大部分时候没有任何反抗。无论是人，或是猫狗。我见过一次一群孩子拿石头砸隔壁的橘猫，它吓得耳朵向后倒去，低着背脊寻找躲藏的地方，面对任何侵犯，除了躲避，它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撕咬或者反抗。那些家养的蜘蛛更是有可能随时葬身于一只拖鞋底下……它们如果最后能活下去，也许只是因为顺从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自杀女人的女儿没有再回复，这件事也就不了之。
乡村里多的是“免费的”苦难，一个男孩在垃圾站走失，他妈妈因此变得疯疯癫癫，二十几年后这孩子才通过网络找到；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嫁给了正常人的老公，因为农村每天都敞开大门，很久以后才发现她被人性侵，而罪犯却是附近医院的病人；有个会计兼老师在仙市小学给大家发完奖金，第二天之后却人间蒸发；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老太太，在地里摔了一跤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诸如此类。所以我后来写到：“贫穷和劫难，是家家户户的传家宝”。没人在追忆和描述的时候痛不欲生，他们不善言辞，仿佛也就不知畏惧死亡，活着就好，管它改朝换代，管它洪水滔天。
少时去美国采访NBA，后来定居北京、辗转上海，从巨型城市来到了小镇，才真正意义地体会什么叫做看天吃饭，就好像之前的生活只是一幅画面的中景，而走进这里之后，看得见颜色听得到哭声闻得到炊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灶台上烟熏火燎的墙画，展开来尽都盐渍斑斑。
在镇上的一年多，我和数百人聊过，请她们吃饭，参加他们的婚宴坝坝宴，看他们做葬礼的道场，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尽一切的可能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感受她们的感受，并从中“打捞”出来十二位女性的故事作为切口，90岁的陈婆婆（1932年）、63岁的王大孃（1959年）、59岁的钟传英（1963年）、50岁的童慧（1972年）、40岁的黄茜（1981年）、37岁的曾庆梅（1985年）、35岁的梁晓清（1985年）、35岁的陈秀娥（1987年）、26岁的詹小群（1996年）、17岁的黄欣怡（2005年）。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涵盖了几十年以来整个小镇的历史，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我在写作完成之后，感觉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写下这些竟是如此费力。
《盐镇》之《盐约》节选
天刚蒙蒙亮，翠鸟叫了几声，陈婆婆睁开眼，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她忍不住怄气，用手指头隔空戳他：“你哟，渔船卖了九万块钱，也不分给你妈一点，你忘咯，粉刷的三千块钱，都是我出的哒……”儿子没有回答她，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然后她真正地醒过来，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漫长的一生之间，阴天落雨，晴日刮风，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
对于仙市人来说，“陈婆婆”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
她实在太矮小了，皱纹和老年斑攻占了她的每一处皮肤，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她也因此瘦脱了相，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松散地挂在骨架上。手术过后，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天气再热，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嶙峋瘦骨，给人的感觉如同摞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要买点啥子？”
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渔夫人家”，卖冰棍、矿泉水和塑封的小玩具、不怎么耳熟能详的袋装食品。前些年主要卖茶水，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没有人记得住“渔夫人家”这四个字，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猫儿店。
“猫儿”，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
“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问她。
“没有，没有，啥子都差不多，一辈子都为了要吃饭。”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摸索半天，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作“陈炳芝”。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她今年已经 90 岁了，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 88 岁。有时候，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收拾床铺，撑着自己，或许对她而言，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
1990 年，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贷了些钱，租下半边街的一个门面，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央告，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开了一个茶馆。这年她 58 岁。
陈炳芝的茶馆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三五块钱。据《富顺县物价志》记载，1988 年的学费是初中每人每学期八块钱，小学是每人每学期五块钱。但陈炳芝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读到初中——“还不是因为穷”，她说。
茶馆开张没多久，从前卖牛的黄居光来给她帮忙，招揽了一群卖牛的贩子，见天在茶馆喝茶、摆龙门阵。90 年代的某天，黄居光跟她说：“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啥子钱都赚不到。我帮你想了个赚钱的办法。”那天大概就是“素”茶馆开始变成猫儿店的肇始。但直到现在，若有人问起这事，陈炳芝还是会对自己经营猫儿店的过往语焉不详，她坚称：“是小姐自己找过来的，至于是不是黄（居光）叫来的，我也没有问过他。”
2019 年，陈炳芝被“扫黄打非”抓了，判了个“组织卖淫嫖娼”的罪名，因为年龄太大，两年刑期监外执行。陈炳芝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但并不是因为羞于启齿。“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她的一只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但是很快，就消失在皱纹的褶皱之处。她唯一担心的是，“将来要影响孙子的升学就业”——在中国，一个人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可能会影响到三代之内的亲属参加公务员考试、征兵、银行、国企、事业单位、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而她的一个儿子正在为政府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 OK、桑拿房、歌舞厅等场所，自贡开始流行“想逮猫儿，去田湾儿”的谚语。自贡的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陈炳芝开的猫儿店，是其中最简陋的一家。
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 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盘装修得富丽堂皇，打门口过，就能瞥见浓妆艳抹、年轻漂亮的小姐。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就搬回乡下去；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把他老婆气得跳河，送进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现在吃着低保。“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正街上的徐四孃说，“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我呢就是捡着那a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她提供的是场所，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我想管他妈的，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床铺反正又睏（睡）不烂的。”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我说管我的，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附近乡镇许多老、弱、残、穷的男人，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 OK，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甚至十五块钱，就能换来和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
陈炳芝的低价策略非常彻底，她从不曾为了提高猫儿店的营业额而添置任何家具或者装饰。有的床坐上去摇摇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垫起来的，她也将就着使用。“很多人喜欢往我这里跑，就是都晓得我收费便宜，有时候三块、两块都在收。”
她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实在看不出来曾是个淫窝，就连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几个木头板凳搭起来的。她说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床铺，早先是买不起，后来觉得也没有必要。房间里光线阴暗，一股潮湿的气息使人疑心墙角长满了青苔。这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既是小卖铺也是厨房。放在门槛位置最显“气派”的透明冰柜装满饮料，然而其实并未插电——“想着好点。”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家具胡乱堆在一起，陈旧、过时，委顿于地。
无论成交价格多少，陈炳芝每单生意都只抽五块钱，如果没有生意她就不收钱，却依然给小姐们提供一天三餐。
陈炳芝一个人煮饭、洗衣、赚钱，五块五块地攒起来，养大所有的孩子，给所有的儿子买房子。她的一辈子跟了几个男人过日子，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
时间退回到 1932 年，陈炳芝出生在富顺县鸡公岭。她的父亲陈细蓝是教“鸡婆学”的蒙学先生，学生拿一些谷子就可以跟着学习一年；母亲毛淑芬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人。陈细蓝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就抛妻弃女，和“小妈”一起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带着四个女儿艰难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橛子菜或者砍柴卖钱。卖得一点钱，就买一棵青菜，放两粒盐巴在水里，煮一下就吃；卖不到钱的时候，把盐巴直接炒一下就着米饭也是一顿。
陈炳芝 18 岁离家，她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帮工是能换口饭的唯一活路。她先是离开瓦市去富顺县少湖路，帮一个叫何怀壁的人家带十个孩子，后来又在瓦市区里面的黄支书家帮工，再后来去帮一个老师。因为常年没通过信，也没钱回家，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淹死在河里了，就沿着富顺的河坝头走，一边喊一边哭——人家说如果人淹死了，亲人去喊，人就会浮起来。那之后没过多久，毛淑芬就饿死了。
陈炳芝在富顺去茶馆帮工，有天来了个川剧团在茶馆演出，他们唱《柳荫记》，也唱《一只鞋》《萝卜园》《陆文龙》《张羽煮海》《陈三五娘》等剧目。人声鼎沸中，她在干活的间隙偷眼望去，那个唱花脸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脸叫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那又能怎样？陈炳芝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条件”挑选。他们遇到了，在一起了，但并没有如同当时的习俗那样成婚：如果两个人欢喜，男的要拿一两个大洋去算八字，合适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当然大洋也不用退。他们就是简单地住在了一起，没有仪式，也没有大洋。
旧时代戏班漂流四方，戏子不仅被划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请的茶馆多，才能挣到一点吃饭钱。稍不留意还会碰上“砸戏台”的厄运。据《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自贡“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资阳临江寺演出，会首点唱《破单于》一戏，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
“天黄黄，地黄黄，人黄黄。天黄有雨，地黄有灾，人黄有病……”会首认为这几句台词含沙射影，挖苦这个地方，于是叫狗腿子们向台上抛砖头、掷石子，演员和锣钵匠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伤。
邓修玉随着戏班四处唱戏，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也没给老婆留下一分钱。1957 年，陈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产，通知不到邓修玉。居无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边找了间废弃房子栖身，连草席都没有一张，只能把谷草铺在地上当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邻居罗启看不过，拿来几个瓦盅、两双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着肚子从野外搬来一坨石头做桌子，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陈炳芝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偶尔拿根棉线放在桐油碗里点上灯，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回转。临盆时候天已黑透，身旁无人，她拿着把旧剪刀惊慌失措，隔着薄薄的墙壁，问邻居冯大孃：“这脐带咋子剪嘛？”
冯大孃生过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隔着墙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头儿（膝盖）剪起，然后用线来套起。”
“这娃儿落下来，耙嗒嗒（软绵绵）的，咋子包起来哦？”
“莫慌，你拿裙子来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婴儿，抱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她顾不上痛，就起来打扫、给自己做吃的。
几年以后，生下第二个儿子没多久，邓修玉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被逮进了监狱，总之这个男人从此在陈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见。30 岁的陈炳芝拖着两个儿子，跟了一个叫作张运成的渔民。
（节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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