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当生活选择背叛，我选择决绝 | 二湘空间

1995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时，去看望过顾城的父母。从敲门时听到顾工在里边回应，说话的声音酷似顾城而让我心惊，到进门后看到两位老人不同的精神状态，都有很深的印象，但是那天在他家聊了些什么，现在一点也不记得。还是日记管用，把他俩对我讲的一些话都保留了下来。

顾城和谢烨93年10月在新西兰激流岛双双殒命，唯一的知情人是顾城的姐姐顾乡。顾乡在94年10月出版了《我面对的顾城的最后十四天》，为世人提供了顾、谢悲剧的一种解释。由于在这本书里收入了我和樊洛平在1987年合写的《顾城：一种唯灵的浪漫主义》一文，顾工夫妇便联系了我，说希望用一些书来抵稿费，我自然同意，于是就趁在北大访学的机会去他们家取书。

顾工一家原来住在复兴路22号的解放军总后大院，顾城出事后，他们搬到了位于恩济庄的解放军总后干部休养所。我在北大南门坐332路公交车，倒了两次车才到了定慧寺，然后步行到恩济庄干休所，找到了顾工家。

80年代在复兴路他们的家里，已不只一次见到顾城的父母，听他们说顾城的趣事，夸顾城的才情，这次再见，发现丧子的打击让顾母苍老了许多，个子变得矮小了，行动也显得迟缓，倒是顾工还是精神矍铄，说话很是爽朗。

落座后寒暄几句，他就签名送书。首先签的是他自己刚出的书《年轻时我热恋》，接着就聊了起来，他很生气他的纪实文学被印成了长篇小说。因为知道我从湖北移居到了海南岛，他就说到他1974年为逃避江青批他而去过海南岛。他一口气签了几本书，除了他自己的，顾城的有四本，顾乡的一本。

在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这本书的封底勒口上，有一张顾乡顾城姐弟俩小时候的合影，这张照片被放大了摆在书柜上，照片里姐弟俩的身后是一列绿皮火车，我就问顾工先生这是在哪里拍的。顾工就解释，是一个星期天，听说天津有什么吃的，特地坐车去，结果没买上，照片是在火车站拍的，用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胶片的片头，所以是彩色的。我心想，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家庭生活条件真是优越啊，怪不得顾城老是长不大，总是那么“任性”。

顾母也不停地说起顾城，并臧否与顾城交往过的人。他俩也对我说起我评顾城的那篇文章，说他们当年一直想找到我的地址，向人打听，写过信，也没收到。他们说顾城从国外回来还问到同我联系上没有，说在写他的评论中，只有《唯灵的浪漫主义》那篇写得最好，最准确，是真正理解了他的诗，分析得很好。

事过多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听到他俩这样说时，我有没有高兴和感动，但现在看到日记里的记载，我还是有点惊异于顾城竟然如此看重这篇评论，难怪顾乡要将拙作附录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这本书里，顾工在编《顾城诗全编》时，在对顾城的介绍里，也用了我在文章里界定的“当代仅有的唯灵的浪漫主义”这句话。

1999年2月，我收到了顾母从北京寄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书的封面上对顾城的介绍还是用的这句话，足见顾家人对这一界定的认同。我自己知道，这篇文章并无什么思想创见，它仅仅是印证了知人论世这一文学评论的基本原理，因为如果不是多次访谈顾城，是难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及心理类型这个角度来认识他的诗歌写作性质与特点的。可惜80年代的文学研究还不流行访谈录这种形式，要不然那时可以多发表好几篇文章，而今只有翻看日记来回望那个已经逝去的文学时代。

初识顾城是1985年初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文学讲座上。不知顾城在人大讲座的消息是怎么传来北大的，我们这帮住在北大西门娄斗桥的青年进修教师都赶了过去。

当时我正跟着樊洛平参加谢冕和洪子诚老师主持的“当代新诗艺术群落研究”课题的讨论，负责包括北岛、顾城、芒克、多多、王小妮、梁小斌等人在内的象征诗派的梳理，要做研究，能够见见诗人本人自然对理解他们的作品会有帮助，因此怀着极大的兴趣赶去听顾城的这个讲座。

顾城那天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装，让听众着迷的是他大大的看向无物之处的眼睛，和富有磁性而略带苍凉的声音。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缘故，听着他结合自己十岁就辍学跟着父母流落到山东海边荒地上放猪，回城后干过大集体，大集体解散后一直待业的经历，朗诵和解说自己的诗歌，我好几次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讲座结束后，谢烨在教室的后边张罗着卖《舒婷、顾城抒情诗选》，顾城在一旁给大学生的答问、签名。我和樊洛平挤了过去，说明正在参加一项诗歌研究活动，希望能去他家访谈，顾城欣然答应，这样就有了后来跟他的接触和交谈。

第一次去他家，是和樊洛平一起去的。在复兴路总后大院那栋灰色砖楼一楼的一套面积不大的三居室里，顾城的父母住在北屋，儿子儿媳占了朝阳的两间，其中一间是顾城用于放收藏品的，有瓦当，城砖和铜钱，也有书报杂志。墙上画满了顾城的蜡笔画，其中一幅是电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顾城和谢烨一一介绍，还指着画在门上的一只猴子说是芒克，指着一条鱼说是江河。他连连说江河正在写一组很好很好的诗（后来知道是《太阳和他的反光》），语气里推崇备至。在他俩的卧室里，他打开柜子拿出了在瑞典出版的《北岛顾城诗选》，白色的封皮，中外文对照，厚厚的精装本，顾城一边介绍，一边用手摩挲着封面，看得出他的喜爱、珍视与自得。这次造访，我们明白顾城为什么要用儿童视角写诗了，原来他的心理年龄并没有到达成人阶段。

后来一次我和樊洛平又去找他，他和谢烨都没在家，他爸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顾工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讲顾城童年的故事，讲顾城和谢烨的神话般的爱情。说顾城八岁就开始作诗，口授让他姐姐在纸上记下来，装在信封里，让她姐姐把他抱起来，把信投进邮筒，寄到他爸爸的单位里。同事们看了顾城的诗，对顾工说：你是诗人，你的儿子以后也是诗人！

顾城的妈妈，说起顾城小时候的奇异举动，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在餐桌上要完整地述说昨晚做的梦，要是不让说完就生气不吃早餐，一个人跑到房里关上门对着墙壁把梦说完才出来。他俩还讲到顾城和谢烨多么形影不离，哪里如果邀请顾城去讲座，不同时请谢烨，顾城就坚决不去。听了他俩的讲述和形容，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一对人儿，他们的生活就是过家家，似乎不适合食人间烟火。后来才知道，貌似一刻也不能分离的神仙眷侣，其实可能隐含着巨大的危机。

86年到87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进修班学习，又去过两次顾城家，还碰巧在街上遇到过他两次。去他家是为了谈《唯灵的浪漫主义》的写作，那天谈到暮色已经垂落，他把我送到大院的北门，几次叮嘱：你写完了给我看看好吧。我答应了他，想不到这是跟他的最后一次见面。等文章写得差不多了，我去他家找他，可他不在，顾工说顾城和谢烨突然拿到签证出国了，说正在欧洲的大学里讲学，讲庄子讲红楼梦，把西方人都震撼了。从顾工兴奋的神情，我想象到顾城的诗歌和艺术思想如何在异质文化里产生了反响，为他感到高兴。

在最后两次去他家之前，于偌大的北京城，我居然两次在街上碰到他。一次是我去沙滩的都乐书屋买书，他和谢烨也在那里，看他刚出的《黑眼睛》正在这个书店里售卖的情况。唐晓渡也在。顾城说出书了，今天我请你们吃饭。但唐晓渡有事先走了，于是我们来到书店隔壁的一个餐馆，他和谢烨点了几个菜，算是请客。

我并无心吃饭，倒是想趁此机会听顾城谈诗。本想边吃边聊，哪知我一问什么，他就放下筷子，眼睛像是进入梦境般的，似无所见，又像看着不确定的远方，背书似的成篇成篇地说着诗的言语。谢烨担心菜凉了，弯过一只手臂，拍着他的肩膀，侧着脸像哄小孩似的对着他耳边说：顾城（儿）顾城（儿），先吃吧，吃了再说，吃吧。让我看着挺不好意思的。

吃完饭，他俩提出去旁边的中国美术馆看看，我们就一起过了马路，踩着地上薄薄的积雪去了美术馆，在里边看了一个画展，他俩还买了两本画集。出来后，又坐在一个竹篁下的石凳上聊了好久才分别。另一次是我到北京站送一位朋友，返回时坐车去王府井书店买书，公交车在东单路口转弯上了东长安街，我站在车厢里，忽然从路边的自行车流里一眼发见了谢烨，她那天穿着红花衣服，脸蛋也红红的，很显眼。

有谢烨必有顾城，我往后一看，果然看到顾城也骑着车，车筐里放了个西瓜。正好公交车到站，我赶紧跳下车，对着谢烨猛喊一声：谢烨！谢烨一怔，刹住车，一看是我，连忙跳下车，扭头喊：顾城顾城快下来，毕光明在这里！顾城的车也到了跟前，他跳下车，第一句话就问：你知不知道，蝌蚪（陈泮）死了。我回答说我知道，太可惜了。他俩推着车，带我偏过车流，把自行车停到路边一排叶片反射着太阳光的白杨树下，不顾身后的车水马龙，三人站着继续聊着蝌蚪自杀的事。

顾城跟江河关系好，但他并不知道陈泮自杀的真正缘由，只是用他的童话思维追问着造成美好生命飘逝的上天奥秘，反复唠叨着他最关心的灵魂和彼岸。这些情景，至今藏在我的另一篇日记里，它多少能够解释，顾城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当代仅有的唯灵的浪漫主义诗人。

后记：最近看到这张图片，据称是顾城的孩子木耳的一个同事发的，据报道，顾城事件后，孩子一直在新西兰的一所小岛上成长，已经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程。孩子性格开朗，人也聪明，祝福他有幸福美好的一生。

作者简介

毕光明：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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