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减塑难在哪？3500万份外卖订单里的发现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佳钰

责任编辑｜汪韬

每次点外卖，王婉秋都会注意是否勾选了“不需要餐具”选项。但即便她勾选了这个选项，每年点外卖的频率也仅有个位数，仍会收到一次性餐具。她多次向外卖平台反映，情况依旧没有变化。

王婉秋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2017年起，她和导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温宗国开始与外卖平台合作，从3500万份外卖订单中，分析中国外卖包装的基础组成和环境影响。

3500万份，仅仅是8个城市的订单。持续观察中国外卖市场的易观智库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外卖总体订单量达171亿单，用户接近5亿人，外卖市场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

作为普通用户，王婉秋关于一次性餐具的困惑，折射出外卖减塑困境的一角。近年，随着外卖行业对减塑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呼吁全产业链各主体系统行动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但实际行动中，由于缺乏牵头单位，没有成本分担机制和激励机制，仅靠外卖平台和行业协会恐难以担起重任。

“虽然社会对外卖垃圾的关注度很高，但是政策层面的关注度还比较低。”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教授段华波称，外卖减塑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意味，和其他生活垃圾相比，外卖包装总量并不大，导致外卖包装减塑的政策动力并不是很强烈。更多的尝试正在进行，2022年5月，段华波等针对循环餐盒的研究发现，餐盒循环7次就可以抵消一次性餐盒的环境影响。不过，这种循环模式更适合封闭的区域，比如高校等。

除了源头减量和材质替换，外卖减塑的另一条路径是餐盒回收。已有零星企业在高校尝试，餐盒循环7次就可以抵消一次性餐盒的环境影响。 （农健/图）

中国的外卖包装物到底用了什么材料？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晓答案。

3500万份样本给上百亿的订单描摹出了缩影。自2017年起，王婉秋和导师温宗国试图弄清外卖包装的基础数据，这是建造外卖减塑政策大厦的地基。他们与外卖平台合作，通过聚类抽样的方式，将中国城市分为5类，并从中抽取了8个城市的3500万份外卖订单。

这些城市是：人均外卖食品产业规模较高的城市（重庆）；人口和经济规模极其庞大的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口少、GDP低、外卖食品产业规模小的小城市（烟台）；省会城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成都）；中国沿海地区和南方小城市（襄阳）。

对3500万份外卖订单分析后，研究者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2020年，中国外卖餐盒约六成被PP（聚丙烯）材质垄断，部分城市甚至更高。PP材质适应中国饮食结构高油、高盐、高湿的特点——它耐热性很好，150℃高温时也不会明显变形，而且几乎不吸水，还是最轻的塑料之一。

外卖包装还因地域呈现出显著差异。因为喜爱吃火锅、冒菜、烤鱼、烧烤等，成都、重庆的铝箔包装比例比其他城市高了不少。

特大城市的包装袋相对更重。如北京外卖包装的平均重量最高（52克），襄阳最低（29克），可能因为北京餐厅喜欢使用牛皮纸袋、保温袋、编织袋等较“高档”的包装，而襄阳的外卖订单则主要使用普通的HDPE（高密度聚乙烯）塑料袋装放食物。

2022年初，在国际期刊《总体环境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介绍了上述最新研究成果。

外卖包装看得见、摸得着，虽然它们早已融入生活，但面对来自全国各地雪花般的庞大订单，各方对于相关数据，相当于盲人摸象。“平台没有权力去管商家用什么包装，政府部门也没有针对外卖包装的统计数据。”王婉秋称。

外卖对环境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不只是用了多少吨塑料这么简单。

基于3500万份样本提供的基础数据，研究者又将评估外卖包装的环境影响量化到固废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消耗等具体的环境指标。

从生产、运输、使用到废弃，通过“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LCA）评估后，研究发现，外卖包装的生产环节和废弃环节环境影响最为显著，分别占45%和50%，运输环节的影响微乎其微。

具体而言，在北京每份外卖全生命周期内产生固废0.1185kg，排放当量二氧化碳约0.68kg。南方周末记者测算，按一棵树每年可以吸收并储存4-18kg二氧化碳的惯例计算，如果一个北漂年轻人每周点外卖（6-14次）产生的碳排放，可能要一棵树一年才吸收完。

外卖订单的环境影响，在不同城市也有不小的差异。例如，成都由于较高的铝箔餐盒材质占比，导致生产环节的环境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资源消耗。外卖包装可能随生活垃圾一起填埋或焚烧，填埋比例更高的城市，需要处理更多的垃圾渗滤液以及相关的环境影响。

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对一次性塑料餐具的规定中，将城市分为地级以上城市、县城等类别。王婉秋认为，应根据城市的特点实行更细化的分类，因地制宜。例如，在生活垃圾填埋比例较高的地区，更加注重减少塑料材质包装的使用。

在人们印象中，纸质包装似乎比塑料包装更环保，但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只使用一次，填埋处置纸质餐盒的全生命周期影响，其实大于焚烧处置PP餐盒。而且，许多纸质餐盒内壁都贴有一层塑料覆膜，导致它既不是“纸盒”也不是“塑料盒”，很难回收利用，也只能填埋或焚烧。因而，大力推广纸质餐盒未必是合理的选择。

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更大、成本更高的可降解塑料材质包装也是同理，在末端处理无法满足降解条件下，可降解塑料往往与不可降解塑料一同“一烧了之”。

“最早大家对外卖行业认识不太全面的时候，认为只要减少塑料包装使用就好了，一些商家用纸质包装替换，甚至用陶瓷、铁质餐具，以此来吹嘘自己的‘环保’行为。”王婉秋说，现在人们意识到，即便使用了塑料包装，如果末端能规范地回收回来，反而也是个好办法。“减塑的目标不是减少塑料包装使用，而是系统性减少环境影响。”

“爽提”餐盒和外卖自提柜。 （资料图/图）

随着人们对外卖行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研究的重点也在变化。

王婉秋介绍，3500万份外卖订单的研究，回答了“外卖包装用什么”和“外卖包装有何环境影响”的基础问题之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行业产业链各主体行为的因素，以及外卖减塑的系统工程要由哪些具体政策支持。

行业也愈发意识到：外卖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影响，因此管理也要覆盖产业链所有环节和全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包装生产厂家、餐厅、消费者、平台企业、物流系统、环卫系统、回收企业、政府等。

“外卖垃圾目前主要是作为生活垃圾处理，所以在管理上还没有把它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段华波称，目前看来，无论是外卖包装、快递包装还是常规消费品的包装，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城市、哪个产业领域做得好，即使在推动绿色包装政策力度最大的地区也不例外。

这是因为外卖包装毕竟只是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尽管外卖订单数量有百亿，但在整个生活垃圾中占比不高。外卖、快递垃圾，尽管全社会关注度高，但从产生数量和危害程度的角度，暂未纳入固废管理的重点，它们不像危险废物危害特性那么高，也不像常规的工业固废、生活垃圾数量那么大，商业模式较为成熟。

即便是社会关注不高的市政污泥、园林垃圾或建筑垃圾，也有较为明晰的对应管理部门。

外卖包装从生产到废弃处置涉及多个责任主管部门，生产包装材料的企业一般归工信部门，餐饮业归工商行政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垃圾清运则属城市管理或住建部门，最终处置则归生态环境部门，由哪个部门来牵头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目前并不清晰。

段华波表示，减塑如果仅依靠外卖头部平台或餐饮企业的环境或社会责任，缺乏激励政策以及妥善的成本分摊方案，难度显而易见。

外卖减塑的成本分摊机制，段华波建议可以参考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为主的责任体系，该制度不是让单一主体单独负责，而是由产业链上的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者承担共同责任。

目前，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我国主要应用于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处理，如每生产一台家电，生产企业都要向相关主管部门预交一笔家电产品报废后的处置费，主管部门再利用这笔钱支持规范的末端企业从事回收和处置。

针对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尚不能简单“移植”到外卖包装上。段华波表示，消费电子电器品牌相对集中，生产、使用和报废处理过程易于“追踪”；而生产外卖包装的企业数量众多，包装材料的使用主体以中小餐饮企业为主，且现阶段垃圾分类不完善，缺乏针对外卖包装垃圾的分类回收体系，管理机制也不健全。

目前来看，建立外卖全产业链的系统减塑体系依然不甚明朗，面临技术、成本等多方面的障碍。2020年，美团“青山计划”三周年进展报告提到，目前塑料餐盒尚无更好的替代材料，“循环餐盒”模式的广泛推广尚不具备可行性，包装成本大幅提升与商家可接受度存在差距，垃圾分类与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系统水平不高等也影响执行效果。

除了源头减量和材质替换，外卖减塑的另一条路径是餐盒回收。虽然外卖包装回收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但已有零星企业开始尝试，并取得了较高环境效益。

2020年起，深圳快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智慧食堂品牌“爽提”在南方医科大学顺德校区开展其独创的循环餐盒模式试点，研究者评估循环餐盒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发现，虽然单个循环餐盒的环境影响较大，但每循环7次，便可抵消一次性餐盒的碳排放等五类指标的环境影响。“爽提”预计，每个循环餐盒能使用一年半至两年，至少可循环150次。

但循环餐盒适用的场景条件比较特殊，主要为相对封闭的园区场景。深圳快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王奕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爽提”自行搭建了外卖平台，平台只服务校园内的餐饮商户，“爽提”在商家集中区域设置分餐集中点，集中点的外卖被送往各个外卖自提柜，自提柜一般设置在学生宿舍楼下。学生用完餐盒之后，再放回自提柜，集中回收后，“爽提”统一清洗干净，发回给商家。

每个循环餐盒都自带芯片，记录了这份餐盒的装盛菜品、使用流向以及回收清洁的全过程。

王奕超认为，校园这样的封闭场景可以大幅降低逆向物流的难度，从而减少循环餐盒的单次使用成本，如果未来该模式能得以推广，预计也能适应工业园区、医院、政府单位等其他封闭场景。

然而，在居民小区等开放式环境，王奕超觉得循环餐盒模式“基本上不现实”。供需双方的地理位置过于分散，订单密度有限，清洗场所遥远等因素将导致餐盒使用成本高昂，不太具备商业可行性。

在3500万份外卖订单样本中，约40%的外卖订单产生于分散的住宅区，商业区和校园分别占11%和10%。虽然封闭场景占比较小，但考虑到中国外卖的巨大市场，循环餐盒也是一块不小的蛋糕。

王奕超坦言，“爽提”目前只在几所高校开展了循环餐盒业务，由于没有规模化运营，循环餐盒业务线尚未盈利。但他也认为，试点经验证明，循环餐盒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当大规模推广后，可摊薄循环餐盒的成本，从而实现可持续盈利。

（王婉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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