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产业链视角看如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作者：钟正生/张德礼（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金融》2023年第3期，原文标题为《持续发挥制造业的重要作用》

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重要会议上的一系列定调，彰显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否与产业升级中的“去工业化”相背离？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建设制造强国未来应当如何破局？本篇报告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近年制造业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持续提高。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七项重点工作任务之首。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单独成章。2022年发布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项任务的第一位。

我们认为，近年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除了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脆弱性上升外，也和中国所面临的“过早去工业化”压力有关。政策有必要持续发力和引导，强化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尽快补齐短板。

（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中国自2012年人均GDP接近一国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临界值—1万国际元后，便跨过工业化高峰，迈入“由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制造业总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慢于名义GDP（疫后制造业扩张相对更快，可能和中国出口高景气有关），其增加值占名义GDP比例也从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1年的27.5%，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从2013年的29.0%下降至2021年的22.5%。最近十余年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与金融、地产等行业高增长有关。

有观点认为，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第三产业占比高则产业结构更优，鉴于中国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应该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但从“十三五”规划中的“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到“十四五”规划中的“保持制造业比重”这一转变可以看出，近年国家产业政策对发展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我们认为，“加快由制造转服务进程”的观点忽略了不同国家“去工业化”时的发展水平和内在条件的差异。发达国家在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后，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典型去工业化”。“典型去工业化”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升级和工业技术升级两股力量推动下成熟的过渡。德国和日本分别在1969年、1970年迎来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拐点，之后较长时间内其工业占GDP比重均保持较高水平，在降到30%时（分别为1994年、2003年）人均GDP都已达到2.7万美元以上。

和之相对的，则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早熟型去工业化”，即人均GDP处于较低阶段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若在人均收入尚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时，提前将经济重心转移至服务业，可能会失去驱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看似经济结构的“优化”可能是损伤潜在增长率的“陷阱”。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分别于1974年（48.7%）、1976年（50.9%）和1984年（46.3%）达到峰值，此后该比例分别于1996年（30.9%）、1992年（30.7%）、1991年（31.8%）降至30%左右，此时这三国的人均GDP分别只有5800美元、6800美元和2300美元。

拉美国家“早熟型去工业化”使其陷入长期增长低迷，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一方面，由于居民收入仍处在较低水平，对应现代服务业的消费偏好升级并未实现，未充分发展的服务业无法充分吸收由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社会整体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制造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工业技术升级并未实现，使其对初级产品部门过度依赖，本国产业链单一，难以突破这种脆弱、单一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对比来看，中国工业化确实面临着“未富先去”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名义GDP比例从2006年的42.0%下降至2020年的30.9%（此时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2021年小幅回升至32.6%。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早去工业化”问题略好一点。但与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从峰值到降至30%的时间间隔较短，且该比例到达30%左右时的人均GDP水平较低，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化“未富先去”的问题。

从经济转型的视角看，中国目前“由制造到服务”的基础并不牢固，需要继续充分发挥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制造业是连接“外循环”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货物出口大国，其份额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布局里中国所扮演的生产国角色。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出口同比增速的相关性较强，出口—制造业相互促进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之一。畅通外循环，需要中国继续巩固制造业领域的优势。类比同为生产国的韩国，由于其国内市场较小，因此韩国对外部市场有极高的依赖度，在产业政策上大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中国国内市场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但目前“内需”并不强，仍较为依赖“外需”。2022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达32%，创2009年以来新高。因此，不能冒进地削弱制造业优势，进而放弃“外需”。

其次，“由制造到服务”所需的消费升级动力并不强。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源动力，但目前中国消费升级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空间仍然有限。2018年后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开始跌破10%，近年表现更弱，除了疫情压制外，也和中长期因素有关，包括中国家庭部门实际偿债压力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换档后收入和就业预期转弱等。2022年11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二十条”，到12月27日人民银行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间隔了1个半月。但2022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几乎全线走弱，未来收入信心指数降至44.4的历史新低，而愿意更多储蓄占比进一步升至61.8%的历史高位。因此，尽管防疫在优化，但居民信心和消费意愿仍在转弱。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都未明确提及加大财政资金对促消费的支持。若财政资金未向消费倾斜（包括增加公共消费、向特定群体发放较大规模的消费券等），仅仅依靠家庭部门自发调整，我们认为中长期看不宜高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最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第一，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过早去工业化”不利于提高创新活力与科技进步；第二，我国亟待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稳定制造业份额作为基础，有“量”的沃土才有“质”的飞跃；第三，传统制造业可吸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而“过早去工业化”将冲击低技能劳动者，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

总的来说，一国“由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下自然演变的结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较早提升服务业占比，看似经济结构在升级，实则是揠苗助长，反而会弱化经济韧性和增长基础。中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且“由制造到服务”的转型基础并不牢固，需要夯实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基本盘。

（二）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意义

我们认为，近年大力推进的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制造业是大变局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上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内看依托土地产业链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疫情以来，持续受益于中国制造业优势所支撑的出口高增长以及制造业投资高增长，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建设制造强国，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及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其次，维持供应链韧性，保障供应链安全，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关键。逆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中高端制造业作为供应链的核心和贸易摩擦的焦点，正有向发达国家回流的迹象。因基础研究不足、核心产品供给能力薄弱等，我国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壁垒提高，中国技术引进难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迁出亦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抑制作用，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卡脖子”问题可能越发严峻。借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产业技术领先是制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基石。因此，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增强中高端制造业自身竞争力及不可替代的优势，进一步夯实制造业韧性与基础，是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缓冲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冲击的重要途径。

最后，制造业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工业的产业链更长、产品结构更复杂、中间投入更大，使得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来自农业以及服务业的投入，而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第一，工业生产加快，会带动其他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物流运输、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第二，随着规模不断扩张，产品增值服务会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专业化的服务企业，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第三，其它产业所需的原材料、生产设施及工具（如芯片、智能设备）大多来自工业部门，因此制造业也是高科技服务业等行业发展的基础。

近年中国持续稳固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但客观上，中国制造业受制于质量与效益较低、技术与创新不足等因素，出口陷入“两头挤”困境，仍处在“大而不强”的阶段。产业链视角看，中国制造业在短板领域大多具备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生产能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不足，严重抑制了中国产业链的自主性。

（一）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大制造国

2011年至今，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持续位居世界首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3.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此后中美两国的工业增加值规模差距持续扩大。202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7.0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达25.7%。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所有行业，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配套能力领先的制造大国。截至2022年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45.1万户，较2011年末增加了44.1%，市场主体较快增长（2020年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数较快增加，或源于行业集中度提升）。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数为3828万，占全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的22.5%，是各行业之首，较第二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高出10.8个百分点。

（二）制造业出口：面临“两头挤”困境

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并保持这一领先优势至今，但隐忧也在加速体现。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3.36万亿美元，全球份额达到15.1%，超过德国、日本的历史峰值占比。但在逆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需关注中国出口优势的可持续性。

我们将出口交货值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10%的行业定义为出口高依赖度行业。可以看出2022年前11个月，中国高出口依赖行业主要集中在中游制造和下游行业，上游行业和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出口依赖度均较低。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中国出口高依赖度行业易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面临着“两头挤”的压力。

一方面，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正在利用成本优势加速布局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份额面临“低端分流”的压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比重较大。但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较快上升，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则凭借低廉的工资，吸引国际资本快速流入。中国企业也在加快对东盟等地区的直接投资，商务部发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60.3亿美元，同比增长23.3%，投资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占比39.5%。尽管价值链重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本投入，但长远来看，跨国公司将逐渐推动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形成多节点供应链体系。因此，中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服饰、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等）份额将受到直接冲击，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

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趋势展现出强烈的产业链本土化意愿，中国制造业份额同样面临“高端回流”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其制造业回流。新冠疫情后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意愿进一步加强，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企业回流支出全部费用化、日本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的“改革供应链”项目等。

（三）制造业结构：有较大优化空间

中国制造业虽正在向中高端升级，但产业结构还有较大优化空间。中国制造业发展长期依靠低成本优势，导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而技术密集的产业比重偏低。近年中国制造业虽面临成本优势削弱、逆全球化兴起等因素的倒逼，部分行业转型升级较快，但总的来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2008年以前我国高技术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快速提升。1995年至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明显，纺织服装、鞋履、箱包等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3.0%下降至25.1%，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器机械、汽车制造等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同期从6.8%快速提高至28.5%。

但2008年以来中国的出口结构未能继续向中高端快速跃升。2008年到202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仅从24.0%下降至22.3%，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在28%-31%之间窄幅波动（2008年和2021年分别为29.0%、29.2%）。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的助推：一是，在2008年以前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较大，但随着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受限；二是，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各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趋于稳定。不过，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这种贸易稳定性可能会逐渐动摇，贸易价值链结构将加速分化。

尽管如此，近年中国在部分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竞争力显著加强。汽车行业最为典型，中国汽车产量从2003年的444.4万辆增长至2021年的2608.2万辆，同期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从7.3%提高至32.5%。海关总署显示，2022年1-8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达到191万辆，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总的来看，结构不均衡仍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2021年12月中国工程院与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通过构建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对世界主要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进行跟踪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四个一级指标。其中，结构优化指标由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全球500强中一国制造业企业营收占比、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五个维度衡量。该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该报告还认为，2020年主要国家制造业结构相较2019年普遍优化，但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相比于2015年并未明显改善，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分项来看，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两方面的表现较差，均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四）质量与效益：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约束

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品牌效应和生产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它们均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约束。

首先，产品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连续6年都在93%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质量早期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安全环保、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也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国别对比看，《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发布的“质量指数”分项贡献率仅为0.55%，与处于第二梯队的日本（3.49%）、德国（2.35%）差距较大。

其次，匮乏世界级工业品牌，产品附加值率低。“国际代工”是资源消耗型发展，而建立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制造业附加价值，才是实施内涵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将各品牌的财务实力、发展潜力等换算为金额，对其品牌价值进行比较，在其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美国上榜品牌数51个，德国、法国均有10个品牌上榜，日本和韩国分别有7个和3个品牌登榜，但中国仅有一家企业上榜，位居第85名。

最后，制造业生产效率较低，且国内区域间分化较大。2021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7%；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6.4倍，高达13.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4%。可知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但绝对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部分学术研究发现，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测度指标，结果显示中国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之间的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相同地区不同省份间的位次差距同样明显，且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表明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五）技术和创新：中国产业链被“卡脖子”的风险犹存

中国核心技术面临美国等国家的“卡脖子”科技封锁，它们希望中国陷入技术引进受限和国际分工地位“低端锁定”的困境。突破当前局面、提升中国技术竞争力的关键，是要健全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

中国正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21年我国研发支出达到2.79万亿元的创纪录水平，较2020年增长14% 。但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规模、结构和效率方面仍然不足，且对技术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美国是最大的技术出口国，而德国、日本技术创新不断追赶，这两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不断扩大。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长期处于逆差，产品制造和研发高度依赖技术进口。

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且通过专门章节来阐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0大报告全文91次提及“安全”。突破外部对中国产业链核心科技的打压、维护产业链安全是未来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有抬头之势。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进一步彰显了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即可窥见一斑。中国工程院院长在201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中指出，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位于世界首位，但目前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们结合中国工程院对代表性制造业的分类，逐一梳理中国世界领先、世界先进、和世界差距大、和世界差距巨大的四类产业，并总结了重点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卡脖子”领域。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短板领域，大多具备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制造能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链的自主性提高。

（一）世界领先行业

中国世界领先的产业包括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设备、纺织和家电等。这几个行业在市场规模、关键技术、产业链竞争力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即使如此，相关行业的核心零部件、系统等仍存在短板，有被“卡脖子”的风险。

一，通信设备。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迅速，2021年通信设备市场规模达到4.2万亿元，其中通信终端设备和通信系统设备分别约占63.6%、36.2%。除市场规模庞大外，中国通信设备业的产业链布局逐渐完善，竞争力较高。韩国产业研究院评分显示，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综合竞争力超过美国和瑞典，位居世界第一，且中国在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需求等所有环节的竞争力评估中均获得最高分。但与此同时，中国通信设备业被“卡脖子”的风险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核心元器件（半导体芯片）、关键设备（光刻机、刻蚀机、表面贴装机）、基础材料（玻璃、薄膜、光刻胶）、无源器件（电阻、电容）、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等领域。

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较高，现已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验和服务等为一体的制造体系，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中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据德国SCI Verkehr统计，2020年中国中车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53%，远超加拿大庞巴迪（11%）、法国阿尔斯通（10%），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凭借整车、车轴等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中国先进轨道交通产品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出口至亚、非、拉、美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轴承系统、信号系统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在智能控制和悬浮技术等领域也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纺织业。纺织业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行业，根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21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的贸易顺差达到2942.4亿美元，占2021年中国总贸易顺差的43.9%。全球范围看中国纺织业具有规模和效率优势，但在全球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印度和东南亚等国成本优势渐显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近年中国纺织业的营收占比、出口占比近年有所回落，面临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

四，家电业。中国是全球家电制造净出口第一大国，根据UN Comtrade的统计，2021年中国在消费电器和视听产业的国际贸易净出口份额分别为90%、52%。总的来看，中国家电产业链较为完整，国产化程度高。其中，消费电器产业链的“卡脖子”领域较少，在机械类核心元器件如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制冷阀件等具备较大优势；视听产业链在面板、整机制造和销售环节全球领先。但中国家电行业的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而且个别高精尖核心元器件如芯片等仍依赖进口，有一定被“卡脖子”的风险。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链外迁压力，给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带来压力。

（二）世界先进产业

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的产业包括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等。这几个行业中国基本建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在全球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风险。

一，航天装备业。中国已建立完整的航天研发体系，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月球和深空探测、载人航天、空间站等领域均已走到世界前列。部分航空材料和技术已开始出口海外，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出口金额为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国内航天市场规模也已达万亿元，主要集中在卫星制造业和发射服务业。不过，从航天装备业产业链来看，中国在火箭发动机技术、星上多类分机直至元器件等领域还存在短板和不足，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二，新能源汽车。根据中国乘联会的预测，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2%。在政策持续发力支持、绿色转型带来的强劲需求等因素驱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业把握住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全球竞争中异军突起。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基本建成完备且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在电动化、智能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但是，中国的汽车芯片、感知传感器、线控底盘技术、软件和算法等核心零部件与关键技术仍较薄弱，电池技术迭代升级、核心零部件突破、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等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三，发电装备。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发电设备产业链较为完整，电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正逐步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但全球产业链重构影响了中国的发电设备生产和交付，核级焊材等原材料也制约中国的发电装备业发展。

（三）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

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包括飞机、航空机载设备及系统、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机器人、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汽车、高性能医疗器械、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中国的上述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逐渐完备，但整体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高端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存在较多短板，大而不强。

一，航空制造业。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航空装备产业市场规模为1028.9亿元，同比增长10.2%。细分领域的产业规模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航空器整机制造、航空零部件制造、发动机制造、机载设备与系统制造。民用大客机C919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航空制造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从产业链视角看，中国航空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出口占比极低。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中国飞机及其他航空器贸易逆差30.8亿美元。目前中国的航空材料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距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比如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中国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率不足1%。

二，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中国的数控机床及配套供应链基本可以实现国产化，但国产机床精度和使用寿命远达不到世界同类水平。目前国内高性能机床基本都是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的，高端数控机床自给率不足10%，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较大。

三，机器人。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2年）》的预计，2022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513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规模为174亿美元。对于机器人产业链里最重要的上游核心零部件，中国目前已攻克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系统等部分难题，国产化趋势逐渐显现。下游客户也呈逐渐壮大之势，国产机器人市占率逐年提升。但总的来看，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链仍存在专用材料、核心元器件、加工工艺等被“卡脖子”，以及产品定位不清晰、应用场景局限、龙头企业规模较小等问题。

四，新材料。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个别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的新材料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主要还是通过仿制或进口。为保障电子、航空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供应链安全，中国亟待在大硅片、光刻胶、高纯靶材、高温合金、耐腐蚀材料、电子封装材料、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

五，生物医药。创新药方面，目前中国多以仿制药为主，新药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制药方面，目前中国制药工业产业链集中于业务附加值较低的中间体等领域，而欧美集中于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的业务。医疗器械方面，近年中国医疗器械国产化程度不断加深，2021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9630亿元，占全球市场的31%左右，仅次于美国。但由于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缺乏高端复合型人才和龙头企业、国内硬件产品与海外差距较大等原因，中国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国产化率仍然较低，硬件的高进口依赖度使中国医疗器械“卡脖子”的风险较高。

六，汽车制造。整车制造方面，中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但汽车品牌和技术输出相对较弱，目前自主品牌市占率仅有10%左右，低于日系、德系和美系的汽车品牌市占率。汽车零部件方面，总体呈多而不强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二级、三级产业链末端供应商。对比来看，海外汽车零部件多为系统集成商，集中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顶端业务，如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转向制动等底盘系统总成、汽车电子、车身内外饰等。

（四）和世界差距巨大的产业

中国和世界差距巨大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空发动机和农业装备等。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技术、材料和设备普遍受制于国外厂商垄断，是“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

一，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2009年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市场，2021年销售额增至1925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的35%。但中国集成电路设备的国产化率较低，2021年国产半导体设备仅占销售额的20%。作为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进口国，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短板非常明显， 除高端芯片、高端材料与设备都高度依赖进口外，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等的能力均不足。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利用垄断地位，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严重威胁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安全与稳定。

二，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核心工业软件是中国制造业最大的短板之一，大部分市场被外企垄断。国内工业软件在产品完整性、集成度上都不具备竞争力，缺少高技术附加值的增值服务商，部分核心算法尚未掌握，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在产业链上中游占主导地位的苹果、微软、西门子等国外厂商，凭借技术优势、产品成熟度、垄断地位等，严重挤压国产工业软件的发展空间。

三，农机装备。中国农业装备市场总规模超过2500亿元，但整体呈“散小乱”的竞争格局，多数国内农机装备生产企业工艺技术落后，且产品质量较低，制约了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中国在高端农机核心工艺材料、技术、关键零部件，以及关键作业装置均面临技术瓶颈。

突破当前困境，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多主体、多举措共同努力。除了偏中长期的政策，如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资本市场给创新以激励等以外，我们认为短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执行度相对较高的方向着手：

第一，需求是推动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基础，有必要充分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比如公共部门采购时，在满足使用要求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可逐步加大对国产品牌的支持力度。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有企业反映，美国可以制定政策来限制向中国部分企业出口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同时还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中国也应大力推动在需求端对本土企业的支持。近年公共部门在部分领域（如操作系统）加大了国产品牌的使用，后续可以扩大公共部门采购支持的范围。

第二，充分用好各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并形成合力。我们在《中江举帆：2023年中国经济展望》中测算发现，中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货币、财政和产业等政策，拉动202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对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优化供给都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中国仍面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可继续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继续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税费减免和产业政策倾斜等，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尽快出台看得见、获得感强的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家信心恢复。制造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八成。近年由于疫情等原因，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投资能力也受到影响。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明年经济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高度重视近年“信心转弱”的问题。民营企业作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主体，它们信心的修复可能需要看到实实在在且预期可以持续的政策。若政策连续性较差，或将会恶化企业预期，应尽快推动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落地，也可树立若干反面典型并广泛宣传。先形成稳定的预期，可能是改善预期的基础。

第四，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仍然需要做全球化的坚实拥趸。融入全球经济，对中国而言除了可以直接增加产品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市场规模，以及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后所带来的“干中学”机会。

出口方面，尽管2022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同比转负，但表现仍好于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目前的全球贸易市占率仍有明显优势，短期出口压力主要来自于欧美经济衰退和美国去库存，在缩量市场中有必要多措并举“抢订单”。

吸引外资方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部署。绿地投资是FDI的重要进入方式，其从项目确立到实际落地需要1-2年时间。根据fDi Markets统计，2022上半年中国宣布了110个绿地投资项目、总价值62亿美元，两者均仅有2020和2021年同期水平的一半，未来一两年中国FDI面临放缓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雨绸缪，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202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方面，均做出部署。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