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孩子抑郁了，她们不是矫情

王莎莎没有想到，她的帖子引起那么多关注。她说，起初只是出于“发泄”的目的。

帖子的标题是“产后抑郁经历分享”，里面都是她私人的经历。在底下的评论区，有人感慨王莎莎说出自己的心声，有人觉得“太可怕了”，也有人回复“抱抱你”。

交流多了，王莎莎对南风窗感慨，“这说明产后抑郁真的蛮高发的。”

产后抑郁的高发是一面，对问题的讨论不足、关注不够，却是真相的另一面。

有研究显示，我国产后抑郁发生率介于1.1%至52.1%之间，平均14.7%，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现实中，产后抑郁症或情绪的问题解决，面临理解不够、措施不足的情形，不少产后妈妈甚至不知道求救何处。

产后抑郁除了是一种病症外，还是一个社会文化话题。

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原子化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模式中，母亲——这一传统家庭角色，有了一种新兴职业的内涵。它要求“职员”具备新的知识、技能，也有相应的“KPI考核”。

简言之，妈妈已经不是过去的妈妈了，但过去生活方式的惯性仍在。一代人注定活在这新旧交替的拉扯中，适应、彷徨、寻找出路。

她们需要被看见。

王莎莎、罗子和林琳在生产前对产后抑郁这一说法并不陌生，但她们都表示，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罗子在孕期做足了从怀孕到生产的各种功课，唯独没有将产后抑郁作为关注的重点。她孕期情绪活泼开朗，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好，所以她评估产后的自己也不会在情绪上出现问题。

事情是在产后一周左右发生变化的。罗子结婚后一直和丈夫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公婆的关系很好，四人之间没有隔阂，平时她会和婆婆单独逛街、爬山，原本不想生育的她正是因为受到丈夫家庭氛围的感染才有了“底气”。

然而，产后的罗子开始和婆婆产生摩擦，虽然明知婆婆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就是觉得“哪哪都不对”。

随后而来的是食欲降低和入睡困难，原本很爱吃吃喝喝的她“连饿的想法都没了”，晚上宝宝睡着后她也整夜无法入睡，白天情绪激动，有时抱着孩子默默哭，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爆发激烈的冲突。“那个时候情绪像是一个炸弹，有一根引线，经常一下子就爆了。”

有一次，罗子因为一件现在已经不记得的小事突然情绪爆发，直接扒开没有装防盗网的窗户要往下跳。虽然只是在二楼，但她“就是愤怒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时，一位邻居正巧经过，看到这一幕后吓得尖叫。“现在想想其实蛮羞愧的，当时邻居们应该看了不少笑话。”

王莎莎的抑郁情绪更多源自于家庭关系。

宝宝出生后，王莎莎和丈夫的二人世界因公婆的介入而被打破。

一开始，由于不会正确衔乳，王莎莎的两个乳头都被女儿吸破，每次喂奶对她而言都是受刑，以至于她看到女儿大张的嘴就十分恐惧。

宝宝因为吃不饱一直哭，王莎莎和丈夫手足无措，所以只能任由公婆“指导”甚至直接“检查”哺乳的全过程，这对她来说是比生理疼痛要痛苦一百倍的“心理酷刑”。

一次，丈夫那边的亲戚来看孩子，王莎莎在喂奶，亲戚想进屋，发现她锁了门，在门外嘀咕：“喂奶也要锁门的？”甚至，公公有时也会不敲门直接进房间。

最夸张的一次，婆婆在王莎莎的房间里待了整整一天，“中午我跟老公想睡午觉，你能想象我和我老公躺在床上，宝宝躺在另一个床上，我婆婆就坐在床边上这么看一天。”

公婆无边界感的生活方式使王莎莎“很窒息”，初为人母的一丝喜悦在巨大的压抑下烟消云散，她觉得自己“只是个喂奶机器”，每天都偷偷哭。而王莎莎的情绪变化却没有引起丈夫和公婆过多的重视。

王莎莎家住在14楼，有一次她在阳台独自流泪，“他（丈夫）看到可能有点吓到了，抱着我问我怎么了，我无力说出口只是落泪，他也作罢，我仍旧感到孤独无助和被忽视。”

终于，王莎莎“每天哭得受不了了”，想寻求专业的帮助，于是在国内一个心理健康服务平台预约了心理咨询。正式咨询前，她做了两份自测表，结果是中度抑郁。

按照王莎莎的说法，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她的青春就结束了。身份的转变使她难以适应。

从前，她和丈夫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很自在，两人之间会互相表达爱意。女儿出生后，丈夫和家人的关注重心放在了孩子身上，两人对彼此的关注变少了。

即使是在照顾女儿的间隙，丈夫也将时间花在了手机上。“其实我能理解，除了喂奶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他在做，所以他（丈夫）其实也很辛苦。”

但即使如此，王莎莎还是感到失望。有时王莎莎看着丈夫和公婆带孩子时其乐融融的场景，会觉得自己像个外人，“那一瞬间甚至会很讨厌自己的孩子，尽管她很可爱很无辜，但是不由得有这种情绪。”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罗子身上。

一次，罗子因为“宝宝平躺好还是侧躺好”的问题与婆婆产生争执，丈夫没有站在她这边。她情绪突然崩溃，在民政局挂了离婚的号之后要离家出走。家人担心她的身体进行阻拦，她就报警称婆家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当时我也不想要小孩，就想自己一个人走，孩子留给他们，我说反正孩子姓吴（罗子丈夫的姓）。”

目前，我国许多研究产后抑郁的学者已关注到了家庭支持系统在孕产妇情绪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通过影响孕产妇的家庭支持系统可以预防其产后抑郁的发生。

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注册助理心理师王琴表示，产后的妈妈很容易被忽略。“孕期全家的重心都在妈妈身上，孩子出生后马上转移到孩子身上，这种急剧的变化会导致妈妈心力交瘁。”

这提醒家属们要给产后妈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帮助她们完成人生新角色的转换，同时注意她们的情绪走向。

每次情绪爆发后，丈夫都会和罗子耐心交流上几个小时，直到罗子恢复平静。月子期丈夫也“力排众议”，带罗子出去散心，这对罗子走出产后抑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现在复盘，抑郁确实很难靠自身意志力去对抗，因为它会让人失去行动力。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丈夫跟我沟通交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幸运的是，王莎莎在丈夫身上缺失的关注也在表姐那里得到了补偿。“我跟她倾诉妊娠纹的问题，她马上给我买了一瓶妊娠霜。”甚至当她心灰意冷产生离婚的念头时，表姐也充分理解并回应，给予王莎莎客观理性的建议。这给了王莎莎很大的慰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凌江表示，根据全球的调查，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在5%到14%之间，略高于其他类型抑郁症的患病率。

此外，如果一个女性生完第一胎后患上产后抑郁症，那么她第二胎出现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将提升到50%左右。

“这并不是什么丑事，产后抑郁是可以得到专业治疗的。”李凌江提醒有产后抑郁倾向的女性尽早寻求专业的帮助。

在罗子又一次情绪爆发后，丈夫带她来到了苏州市广济医院。这次就诊并不顺利。一开始，罗子挂了精神科，但是医生告诉她哺乳期无法用药，建议她去做心理咨询。

由于广济医院心理咨询的号很难挂，在外做心理咨询价格又比较高昂，罗子只好转战到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

在这次就医过程中，罗子发现“精神卫生中心会针对青少年问题、睡眠问题、酗酒问题有专门的方向，但是产后好像不是一个被关注的点。”

研究显示，现阶段我国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中缺少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的常规筛查与诊断，致使有心理困扰的孕产妇因没有获得及时的专业援助而发展成产后抑郁。

因此，有必要通过培训提升基层妇幼保健人员对产后抑郁的认知，完善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将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纳入常规筛查项目中，与产检服务和产后家庭访视服务相结合。

林琳切身体会到了深圳对妈妈的关注和福利。

在孕期，林琳所在的福田妇幼保健院会针对妈妈的情绪进行调查，产检及孕晚期的时候发放情绪测量表，并给出相应结果。

林琳生产后，社区医生主动上门，给宝宝做简单的体检，查看产后妈妈身体的恢复情况。在问了林琳一些详细的问题后，社区医生初步判断林琳正处于产后焦虑中期，建议她去医院进行深入的咨询。

此后，社区医生每隔一周就会与林琳进行一次通话，了解和沟通林琳出现的情绪问题，总共回访了4次。“他会一直跟踪这个事情，来确保你的情绪确实有好转。”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将围产期抑郁症筛查列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为孕产妇女提供专业支持。

但与之相关的实施细则目前却尚未出台，如对筛查时间或次数、转诊制度、筛查及治疗费用的支出来源等问题仍未明确，因此能得到及早诊断、及时系统治疗的女性很少，且各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在昆明馨安哺育支持中心的创始人吴自蹊和社会工作师张志恒看来，产后抑郁症是一种病症，如果其根源在早期能够被发现和重视，产后抑郁的症状也许会缓解甚至消失。

但目前社会能够提供的专业支持还远远不够。

“我们希望把工作做在前面。利用专业知识支持和帮助产后妈妈，帮助她们解决母乳喂养、自我身份认同、家庭关系、外在支持等实际问题，及时对妈妈进行心理疏导，避免她们进入到产后抑郁症的状态。”

去年6月，日本将“产假”改名为“育业”。这一新称谓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是育儿是一项重要的事业，而非“假期”；二是育儿与普通工作一样，也需要周边人和职场的配合，需要有“团队精神”。

在中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件如“瓜熟蒂落”般自然的事情。吴自蹊怀孕时，所有人都告诉她“生完就好了，卸了货你就轻松了。”

但这不是产后的真相。

吴自蹊是独生子女一代，在她的成长经历里，家中不曾有过新生儿，她从没有看到过别人怎么抱孩子、怎么喂孩子、怎么养育孩子。

同样，林琳的家乡东北地区是上一代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地区。“这导致我妈妈抚养我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根据林琳妈妈回忆，当时林琳是一个“特别好养的宝宝”，所以一家人在林琳生产前充满了“盲目的自信”，家里几乎没做什么准备，连已经定好的月嫂也退掉了。

“因为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小孩子出现过了，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觉得不就有个小孩吃了睡睡了吃，有什么搞不定的。”

然而现实却与林琳一家预想的完全不符，“孩子一生出来之后完全乱掉了。” 一家人只得又临时请了月嫂。新月嫂至少待了一个月才离开。

如今，将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丧失了能够从大家庭中耳濡目染而习得的生育经验，这使得生育从“自然规律”变为了一项需要专门学习的“技能”和长期投入的“职业”。

“不是生完孩子就是妈妈，这只是一个称呼，或者说只是生物学上的妈妈，想要成为妈妈需要一个过程。”与新手妈妈交谈经验丰富的张志恒认为，虽然妈妈们都在努力，但有仍然有很多女性认为自己无法胜任妈妈这个职位，这导致她们对母亲这个职业角色的自我认同度降低，幸福度也不高。

“如果你在一份工作中一直处于自我否定和不开心的状态，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张志恒说。

在罗子看来，在生育到成为人母的过程中，更多是在处理未知的事件、关系和情绪，这些都需要高强度的学习。“时常焦虑，也时常失控，但冷静下来想想，还挺过瘾的。” 

如今，罗子在产后曾经害怕失去的那个“自我”，正在慢慢回来。她已经能够拾起从前的那些兴趣，开始化妆、做咖啡、和朋友出去玩。在转发的一条帖子中，她写着“敢于当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王莎莎在情人节收到了丈夫的礼物，卡片上写着“做妈妈没有标准，在我这你可以做自己。”

在深圳打拼的林琳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要求。产后四个月左右林琳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节省工作和育儿的时间。“现代女性想要在家庭当中有地位，想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就一定不能放弃自我提升。”

这三位曾受产后抑郁困扰的妈妈们经历过痛苦和无助，寻求过支援，也正在培养“敢于当不称职的母亲”的勇气。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罗子、林琳、王琴为化名）

[1]李玉红.产后抑郁危险因素筛查及国内外干预研究述评[J].中国全科医学,2020,23(03):266-271.

[2]丁辉,陈林,邸晓兰.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的专家共识(基于产科和社区医生)[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4,15(06):572-576.

[3]闫盼盼,徐继红.2014-2019年国内产后抑郁研究现状[J].中国妇幼保健,2021,36(18):4381-4384.

    编辑 | 向由

新媒体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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