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经济学的人，更自私吗？

利他即自私

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判断之上——稀缺性和理性人假设，类似欧式几何的几大公设。

稀缺性：人类面临的资源是有限的，而需求是无限的，人们必须在不同的选择之间进行权衡和决策。

理性人假设：人们做出决策时，会根据他的利益和偏好，比较成本、收益、机会成本、风险，做出最优选择。

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这两个基石之上，学习者会更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满足“稀缺性”的要求，更在意这笔钱最后有没有被滥用，这无疑降低了你捐款的积极性。

不光是更“自私”，经济学家们常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建卫生间。

逻辑是没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是竞争性的稀缺资源，富人当然比穷人更在乎有没有卫生间，减少了竞争，穷人就更有可能得到经济适用房。

但这么做明显既不符合情理，也不会有好效果——有钱人拿到经适房可以租出去。这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此类观点对“人们利弊权衡”的理解过于狭隘。

以“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为例，如果人的行动都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那么人为什么会有无私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而且这还不是一时性起，而是极为常见的行为？

如何理解“自私”和“利他”，这就需要引入心理学家的研究。

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当捐献者提供一些糖果、蜡烛之类的小礼物时，人们就会捐出更多的钱，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会去买。

由此产生了解释利他行为的一个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利他行为者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时，与正常的消费一样，同样要考虑付出与收获是否值得。只不过，此时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外在的物质回报，而是内在精神上的满足感。

除此之外，利他行为还有避免“内疚感”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教材都喜欢用林肯的一则轶事：

有一次，亚伯拉罕·林肯在马车上和另一名乘客讨论起利他主义这个哲学问题。林肯认为，自私能引发所有的善行。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母猪的哀嚎——她的小猪掉进一片水塘快要被淹死了。林肯让马车停下来，他跳下车跑去，把小猪救了上来。他回到马车后，同伴问道：“嗯，亚伯，刚才的小事中，自私在哪儿呢?”

“爱德华，这正是自私的本质！如果我刚才径直走过，扔下痛苦的在担心其孩子的母猪不管，我就一整天不会得到心灵的宁静。我刚才救小猪只不过是为了安心。你难道不明白吗?”

一项实验证明了内疚感对于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向参与实验的大学生提出一个有可能说谎的问题，再请求他们帮助做一些表格，结果显示，之前没有撒谎的人，平均提供帮助的时间为2分钟，而撒谎者之后提供帮助的时间为63分钟——显然是为了缓解内疚感和弥补自我形象。

研究者继续思考，像内疚感这一类负面的情绪，是否都会增加人们的利他行为呢？

结论并不总是如此，只有指向他人不幸遭遇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才会提高利他行为出现的概率，像愤怒、极度的悲伤，这些过于指向自己处境的消极情绪，反而会减少利他行为。

这两种心态的区别在于，他人的痛苦遭遇会唤醒某些记忆——过去因为没有帮助别人而产生的“内疚感”，而自己的痛苦则不会。

所以研究还发现，对于儿童来说，将他们置于消极情绪，同样是降低了利他行为。

这也验证了经济学的基础，自私是人的天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从追求物质回报发展到追求精神自我回报，从而发展出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施与者和接受者同时受益，和正常的商品交换没有本质的区别，符合经济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每个人通过自身的自利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最大的福祉。

如果利他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私，那么，开头说的学经济的大学生捐款少，会不会只是暂时的现象呢？

研究者继续深挖数据后发现，学了古典经济学的人，捐款概率会降到最低，而之后再学“现代派”的行为经济学后，捐款概率又会升高。

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可以提升人们的捐款行为呢？因为它挑战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基石：理性人假设。

任何一种观点理论发展到极致，就容易引发反思，“古典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完全基于利弊进行决策，经济学原理的第一课总是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始讲起；可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最多是“有限理性”，常常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所以天底下“免费的午餐”还真不少。

“理性人”假设人们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进行理性计算，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后悔自己“一时糊涂”了。

如果是“理性人”，我们的偏好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利益风险是可准确衡量的，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不会认可五星级酒店的矿泉水卖得比超市贵十倍，不会得拖延症，不会认为炒股能赚大钱，不会在打折时头脑发热买永远不会穿的衣服。

经济学的困境在于，理性人假设太重要了，理性的行为才能预测，才可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人总是一时性起地做某事，那经济学的结论还可信吗？

不过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也是可以预测的，卡尼曼提出的“认知偏差”就是一种“可预测的非理性”，是大脑中的思维定势。

比如“利他行为”，是因为人类社会有一个普遍存在的“互惠规范”，别人帮助了我，我就应该给予回报，而不管这种帮助是不是我需要的。

所以那些请求你捐款的人，总是先给你一点小礼物。虽然你得到的和付出的完全不相称，并且你也知道它们不相称，但你仍然会这么做，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稳定存在的“认知偏差”。

互惠规范在几乎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形态都存在，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作者的解释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是因为他们能够共同协作，互相帮助。这就形成了之后的利他行为和互惠原则。

为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定量，这就是经济学进入“行为经济学阶段”后的变化，在大众看来更“人性化”了，理论也开始“感性”起来，随之而来，人们的捐款概率也上升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经济学，应该符合人性的基本设定。于是有人重新做了那个学经济的大学生的实验，却得到了一个“光明”的结论。

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在2014年报告了一项实验，研究者将装满现金的信封假装遗失在课堂中，以观察学生是否会拾金不昧。结果，经济学学生归还的比率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

好像跟前面的某个实验结果冲突？再仔细看看不同之处，那项实验是让学生想象“店家多找了自己100块钱”。

也就是说，学过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要求自己“趋利避害”，但在实际发生时，他们仍然会遵循内心的道德原则。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下“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后，怕后世的人会误解他，又写了一本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看成最重要的人性，书中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

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

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从“非理性”到“理性”再回归“有限理性”，从“追求自己的利益”，到得到“他人的爱”，他们对“人性”、对“乐于助人”、对“理性”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大循环，最终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自我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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