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蓉：从三条U型曲线看公立教育，困境和希望并存

警惕研究者的“自恋”

王蓉：我的同事们都比较年轻，大部分有正在上中小学的孩子，平时也会交流这些问题。的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被取缔之后，我们直接、强烈地感知到自己和周边家长们的焦虑。但是，其他社会人群的感受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我们是不是把个体感受放大了，将之一般化为全社会的感受？我们需要警惕研究者的“自恋”现象。

各种教育理论都表明，教育群体中最“内卷”、最焦虑的是中产阶层。我们研究所的同事魏易的研究也验证了一点，她负责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从该抽样调查数据看，校外补习参与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了2021年，一部分家庭就不再接受校外补习了。而留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更高了。补课价格的升高，对于高收入家庭，影响可能不太大，可是对于中产阶层而言，原来一节课可能只需要两三百块钱，而且购买渠道非常便捷，但现在为了获取同样的服务，可能要花一千块钱，所以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情绪。可能没有人会否定，大学里的研究者也属于中产阶层。

校外补习机构被监管之后，我们了解到在一些三线城市，有的家长表示以前孩子一放学就得回家，现在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收费也不高，还是挺高兴的。在这些案例背后，可能还有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象。有些家长是做生意的，他们可能没有一定要让孩子考上北大清华或“985”的执念，他们觉得孩子能够自力更生，上一所本科院校，读一个有用的专业，继承家里的生意，就挺好。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加系统和严谨的进一步研究。

坚定对公立教育的信心

王蓉：对于“公立教育无法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声音，要分析是哪些群体作出这样的断言，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张。如今为人父母的这一代，他们中的不少人没有得到来自家族的经济支持，而是靠自己打拼，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们研究所的年轻人也是如此，我调侃说，我们都是拎着一个脑袋到北京来上学的。很多人是从农村家庭走出来，在大城市获得一份工作，找到伴侣结了婚，两个人慢慢攒钱买房、买车，生了孩子开始“内卷”，那种来自家族共同体和乡村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持和文化支持已经基本断裂，所以这一代父母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另外，世界变化很快，这一代父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下子被打开了。20世纪90年代我去美国读书，那时的留学生几乎人人打工，读MBA专业也有很多人去端盘子。现在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似乎不怎么讨论勤工俭学了，而是讨论要去买“LV”和“Gucci”。

我们这一代父母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所以会在孩子身上寄予厚望。已经得到的，要让孩子得到；没有得到的，也想给孩子。有些学习内容其实是某种阶层的标志，很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标志，比如有足够的艺术修养、有全球化视野、有和世界最发达国家接轨的教育条件和方法，然后将其标榜为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所以，一些个性化需求其实反映了某种特别的阶层心理，这种心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回到问题上来，很多人说公立教育不能满足个性化需求，我觉得和年轻一代的社会心理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公立学校目前存在的问题。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公立学校更有活力。几年前我提出“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指的是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就必然会导致某种供给的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家庭的教育需求在标准化之外，公立学校就无法回应这些人群的需求。

我认为，矛盾的根源不在教育财政制度，免费义务教育这一制度安排在全球得到了广泛推崇和普遍实施，因为公共财政的资金来源是纳税人，公共财政应当为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这样的财政制度安排之下，怎样让公立学校更有活力，更有自主性，能够回应所服务家庭的教育需求，能够建立所服务家庭对于学校和教师的直接问责制度，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看到一些学校的改革创新仍在持续进行，他们做了许多诚恳的努力。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公立学校办学活力的制度保障，这一保障离不开教育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未来无论是在研究上取得突破，还是向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

三条“U”型曲线揭示的教育格局

王蓉：我曾总结出中国教育财政的三条“U”型曲线。

第一条“U”型曲线，大量研究表明，从一些生均指标数据看，中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着“中部塌陷”的现象，而且存在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第二条“U”型曲线，是研究所同事魏易研究发现的，我认为非常重要。她把覆盖全国300多个县的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家庭数据和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中的学校数据拼接起来，在学术界第一次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孩子上了哪一所学校，以及学校得到了多少公共财政补贴。我们将全国农村家庭样本分为5个收入组，结果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得到的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是最低的。我们对这一发现感到震惊，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大部分在发达地区和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生均经费高是可以理解的。收入最低的两个群体“低端起翘”，说明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聚集的中西部农村学校的倾斜性公共财政政策可能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教育转移支付、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额外的拨款系数的支持等。

第三条“U”型曲线，我们目前还只有北京市一个区的数据，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得到了这个区所有普通高中的高考模拟考试分数的数据，然后与学校获得的经费进行了分析，结果也是一条“U”型曲线。如果把学生的分数算作教育质量的一项测评指标，那么这条曲线表明，办学质量高和办学质量低的高中校得到的生均经费都多，而中等质量的高中校获得的生均经费最少。

三条曲线的形成，背后原因是复杂的。从教育财政的角度讲，教育经费拨款包括常规性拨款和项目拨款，常规性拨款往往采用生均拨款的形式。项目拨款则有两大类：一类是奖优，和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育创新改革有关；另一类是救困，如大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偏向中西部农村地区。此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有非财政性经费的因素，我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财力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几种力量交错影响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宏观格局。

王蓉：我觉得下一步的政策设计，需要按照 “U”型曲线的三段来分别讨论，“低端起翘”“中部塌陷”“高端高起”这三类人群和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体系，不能混为一谈。

对于“低端起翘”的部分，核心问题是投入已显著增加但办学活力不足，这类学校应形成一种共识，致力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

“中部塌陷”的“中部”代表了大多数，需要认真对待。怎么去解决中部地区生均经费较低的局面，怎么去解决中等办学质量的学校生均经费较低的局面，怎么去解决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孩子所上的学校生均经费较低的局面，这些问题需要认真面对，让这些学校焕发活力，让师生感到有奔头。

对于“高端高起”的部分，背后的机制非常复杂。这些学校得到了非常多的资源，但获取资源背后的制度稳定性很差，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有个观点，中国教育系统的一大特点是高激励、低保障、高利害。总体来说，中国可以用较少的经费支撑起庞大的教育系统，是因为有一个大一统、高利害的考试制度，无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学生，只要考试考得好，从千军万马中“冲”出来，就可以得到高激励。我认为这种安排不是偶然的。对于已经“冲”出来的学校，应当让他们发挥更大的外部性，服务于整个教育系统。目前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不到位，因为学校之间还是彼此竞争的关系，都害怕自己的相对优势被削弱。

王蓉：这些年，我走访调研，或者参加线上访谈，经常受到很大的感动和鼓励。在很多地区、在不同类型的学校，都有一批想做事的人，有的人在一所学校甚至在一门课上待了一辈子，他们说“这就是我的生命”。还有一些小规模学校的校长们千方百计要把学校办好。很多校长和教师都有一种来自教育工作者本心的冲动——既然一辈子做教育，就要努力过得充实，把学校办得更好。

我了解到，一些优秀的校长往往有一个共同点——能够冲破一些约束，冒一定风险，去实现一些别人不曾有的愿景。比如，我很佩服的一位上海的老校长，当年对校办企业进行改革，有些人要跟他拼命，但他坚持了下来。面对制度约束和模糊地带，当校长决定往前冲一步，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往往得不到足够支持，“出了事是你自己的事”。

当一位好校长，把一所学校办好，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师资队伍，以及合理的教师激励体系。从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来看，让教师有更灵活的身份，让校长有更灵活的人事和薪酬自主权，有利于学校的发展。现实情况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就会面对强烈的异议——大家都是编制内的教师，凭什么这样对我？我端的是铁饭碗，凭什么开除我？你会发现，这完全变成了校长和教师之间的个人冲突。相反，如果不改革，也照样当这个校长。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形成鼓励改革的体制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