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与社会治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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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恶性事件有很多，不乏比唐山打人更血腥的、更能冲击公众情绪的恶性事件，但这些性质更加恶劣的事件，反而没有引起热议，为何偏偏唐山事件引人注目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审核员日常的疏漏，毕竟每天审核的内容过多，比如b站虽然27.9%的员工都负责审核工作，但仍出现b站审核小编过劳死的新闻。

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代年轻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缺乏最基本的认知，甚至连20年前的中国都不了解，考虑到中国的父母会选择性地屏蔽记忆，这使得年轻人无法通过父母获得过去的经验。

唐山事件，在20年前本是稀松平常，但对于从未见过黑恶势力的年轻人来说，却是晴天霹雳，一下子打碎了他们心中构想的完美世界。

在大众宣传中，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一向张维为等的宣传卖点，而唐山打人事件无疑成为张维为等的一次“破功”，标榜“深夜出门撸串”的团团也被光速打脸。

当然，在2010年后随着政府财政能力的改善，经过数年数轮扫黑除恶后，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是无可非议的，所谓女性在夜里也可以安心撸串，至少在城市里绝不是一句空话，但在2010年前，乃至90年代，社会治安往往成为被公众诟病的话题。

70后80后对世纪之交那些社会恶性事件应该不陌生，从接管夜幕下哈尔滨的乔四到被拍进电视剧中千里杀人的白宝山，从慕绥新治下的沈阳官匪勾结再到刘汉的四川黑帮商业帝国，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同样那个时代的大众传播文化也在讽刺社会治安的乌烟瘴气，《重案六组》、《红蜘蛛》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治安情况的真实注脚。

而王小波所虚构《红拂夜奔》中那个泥泞不堪的洛阳城，便是当时社会治安不堪的写照；王小波把踩高跷称为“taxi”，也是那个时代对围绕着出租车行业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恶性事件的暗喻。

很遗憾生长在新千年的90后和00后却不能读懂王小波书中这些精巧的暗喻，旧时代已经终结，而他们成长的时代是共和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没有70后80后脑回路中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记忆。

而唐山黑社会打人的恶性事件登上微博热搜，他们的表现反而像个“外宾”一样对社会不稳定程度忍耐极低，“友邦惊诧”的表现让上一个时代的人所惊异。

但是这些年轻人却是互联网平台的原住民，他们掌握着舆论场的主要发言权。而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具有巨大消费力的城市年轻女性掌握了她们母亲祖母时代从未有过的独立性与话语权。

她们中有些人借助女权主义的话术，熟练的运用互联网媒体工具，表达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担忧。而这些因素也迅速的使唐山打人这一话题爆红。

电影《老炮儿》为了上映曾删去“焖三”一句关于“83严打”的台词，如今老炮儿们也老了，成为了在街头殴打女性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中有的混好了，开了公司半洗白过上了黑白两吃的生活；有的混得差，成了电影《老炮儿》中街头落魄的“六爷”和“焖三”。

不过不管好与坏，他们总爱把“兄弟”、“情义”挂在嘴边，作为他们作恶的挡箭牌。“83严打”依然是改开以来无法绕开的事件。而打击作恶一方的唐山菜刀队也成为严打的第一枪，成为那场运动的重要标志。

此类恶性事件的爆发与当时就业形式密不可分，80年代，2000万知青返城，由于缺少就业岗位，产生了大量的待业青年。

当时的待业青年有多少呢？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如此之多的无业人员中即使有1%的人心有歹念，无异将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

不过我并不想继续论证唐山打人这种恶性事件与经济恶化导致失业的关联，毕竟当老板开豪车打人的必然不是灵活就业人口，而是长期横行乡里的黑社会团伙。

在中国古代，他们不是白宝山这样杀人越货的悍匪，也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犯罪团体，因此往往从事着低烈度的犯罪行为。而由于地方政府资源的有限和执法成本的限制，很难完全清除此类团伙。

京畿地区作为秦制程度最强的地区，很难产生强大的自发组织，这里一向是原子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一旦行政力量缺位，很容易变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道德和法律往往源自共同体内成员的共识与遵守，因此互害的盛行与道德的败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组织总会存在，只是会往小型化与劣化发展，原子核地区产生黑恶势力不足为奇。这些小型黑社会团体常常采取的是威胁恐吓的行事手段就能够鱼肉一方，毕竟原子化的个人毫无缚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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