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中追忆过去——阿摩司·奥兹和他的小说创作

《黑匣子：爱与往事》

《黑匣子：爱与往事》应归于奥兹擅长书写的婚姻家庭生活小说系列。在这个系列中，译介到中国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莫称之为夜晚》和中篇小说《恶意之山》《思念》等颇具代表性。

发表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堪称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在希伯来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小说采用女性话语，集中描写了耶路撒冷女子汉娜对十年婚姻生活的追忆。

汉娜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新女性，她一反当时以色列社会所秉承的价值观念，在读书期间与希伯来大学地质系大学生米海尔一见钟情并闪婚。米海尔虽然称不上才华盖世，但wb 勤勉用功，业务精湛，有望成为汉娜幼时所期待的举世闻名的学者。但是由于生活压力、性格差异、对家庭幸福的不同理解和汉娜本人的心理障碍等诸多原因，这对年轻人的婚姻关系逐渐产生裂痕。汉娜在失望、痛苦中越来越歇斯底里，终日沉湎于回忆与梦境之中。

她梦中出现的重要角色便是一对阿拉伯双胞胎，他们是汉娜幼时的玩伴，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与父亲离开了原有住宅，不知所终。这种情感历程为小说蒙上了一层国族叙事色彩。

《莫称之为夜晚》中的主人公西奥和诺娅是一对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情侣，居住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南部沙漠小镇，缺乏娱乐与消闲机会。这种没有距离、没有激情、大部分时间面对风卷沙尘与烈日炙烤的生活，使这对情侣最终相互不满、渐生厌倦。曾为战争英雄的西奥变得非常消极，而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诺娅对此怨愤不已，后将兴趣转向帮助俄罗斯新移民开拓音乐事业。

《恶意之山》的背景置于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结束的前夜，女主人公来自华沙，对巴勒斯坦没有色彩的生活感到不满，于是在舞会上沉醉于一向有猎艳老手之称的英国将军瑟阿兰的怀抱，抛夫弃子，一去不归。

如果说上述作品主要涉及的是因“错误结合”而造成的“失败婚姻”悲剧，那么《思念》与《黑匣子：爱与往事》等书信体小说则集中描写的是男女主人公走出“失败婚姻”后的生活。

《思念》的主体情节由伊曼纽尔-纳斯博医生在1947年9月2日至9月10日写给妻子的八封书信组成。这些书信透露出男主人公在弥留之际依旧怀念旧日温情，流露出对妻子的强烈爱恋，其结局读者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黑匣子：爱与往事》在内容上则显得更为厚重，整部作品的主干由49封书信组成，其中包括女主人公伊兰娜写给前夫阿里克斯·吉代恩的13封书信、阿里克斯·吉代恩的7封书信和伊兰娜的现任丈夫米晒勒·索莫的9封书信。此外，还包括伊兰娜的儿子布阿兹、前夫的律师曼弗雷德、伊兰娜的姐姐拉亥尔的书信、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相互往来的电报、阿里克斯收集的哲理性卡片以及私人侦探报告等等。小说始于伊兰娜在第二任丈夫米晒勒·索莫身边给前夫写第一封信，结束于她在前夫的病榻旁和现任丈夫米晒勒通信。

《黑匣子：爱与往事》一书的希伯来文书名翻译成中文为“黑匣子”。书名本身具有象征意味：飞机失事后，人们往往通过破解黑匣子的内容寻找酿成空难的原因。在本书的故事中，伊兰娜和前夫在中断了七年联系之后，因儿子布阿兹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棘手问题求助前夫，二人恢复通信往来。这一封封富有诗意的精彩书信，既在设法解决他们儿子的问题，也在分析他们婚姻失败的黑匣子。

《爱与黑暗的故事》

在以色列，奥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喜欢用“两支笔”来描述其创作，即用一支笔创作文学作品，用另一支笔针砭时弊，倡导政治变革。但是，当你读过奥兹的多数作品便会发现，文学与政治并非纯粹的二元对立。换句话说，奥兹的多数优秀作品，并没有把笔锋滞留在家庭内部，其所展示的意义远远超乎家庭世界本身。

在上面提到的家庭婚姻系列，以及《爱与黑暗的故事》《或许在别处》《沙海无澜》《了解女人》《乡村生活图景》《朋友之间》等多数小说中，读者可了解到错综复杂的犹太历史，撼人心魄的国家建立体验，无法逾越的代际鸿沟，多元身份建构，以色列社会面临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边缘话语与主体意识、欧洲与东方文化碰撞的冲突等。在这方面，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堪称巅峰，被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妮塔·沙佩拉誉为21世纪代表以色列精神特质的两部力作之一（另一部是大卫·格罗斯曼的《到大地尽头》）。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作，最初发表于2002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迄今已经翻译成29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也是奥兹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品。书中优美动人的文字和惊心动魄的场面，深深打动了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娜塔莉·波特曼，她将《爱与黑暗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并亲自出演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

与奥兹所有的小说不同，《爱与黑暗的故事》叙事背景颇为宏阔，不再局限于读者所熟悉的耶路撒冷或基布兹，而是从20世纪40年代英国托管时期与50年代以色列初期的耶路撒冷、基布兹，回溯到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书中既有对犹太家庭内部书房乃至卧室的细微描摹，又有对犹太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观照，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气势磅礴。既带你走近一个家庭，窥见其喜怒哀乐；又带你走近一个民族，了解其得失荣辱。

小说书写了三代犹太人的命运与经历，第一代犹太人是主人公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祖父母曾居住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在家中创办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希伯来文学沙龙。这些人虽然在精神上向往巴勒斯坦，但只有在到处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才来到他们眼中“到处是细菌的黎凡特”。外祖父母曾在波兰拥有一座红火的磨坊，在生意一落千丈之际不得不移民到巴勒斯坦，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这代犹太移民，在欧洲被视为东方人；在具有东方色彩的巴勒斯坦则被视为西方人，对东方生活与东方文化具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第二代犹太人是主人公父母这代人。在他们眼中，越是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与前代人相比，他们接受了欧洲现代文明的洗礼，倡导欧洲文化与遗产，能使用多种欧洲语言与人交流。而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得不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公寓里，其中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

小说中的第三代即叙述主人公阿摩司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代人代表着一种虚构的霸权身份，反映出以色列国家的价值观念与集体期待。主人公具有民族主义热情，与父辈、祖辈持有不同的信仰。他在母亲去世后离家前往基布兹，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表明他试图与家庭为代表的大流散犹太人划清界限的愿望。但是，在旧式犹太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永远难以像在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型希伯来人。当时，站在声望云梯最高层的就是那些拓荒者，他们外表黝黑，坚韧顽强，风餐露宿，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建造一个新世界。

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剧照

阶层的划分，具体地说，犹太共同体内部阶层的划分是国内读者阅读《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未曾重视的话题。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纤细分界线，大厅前三四排贵宾席留给一些杰出人士、知识分子、民族阵线斗争中的老兵、修正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前伊尔贡首领，多数人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余座位则坐满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犹太人、布哈拉人、也门人、库尔德人以及阿勒颇犹太人。”

前者即为欧洲犹太人，或者被称作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居住在西欧、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及其后裔。而后者，则为塞法尔迪（字面意思为“西班牙人”）犹太人，他们曾居住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分别于1492年在西班牙、1497年在葡萄牙遭到驱逐，散居到北非、南欧、黎凡特、地中海东岸等地。与前者相比，后者在新建的国家内部缺乏话语权。以色列建国之初，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以色列建国领袖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来构建新的犹太国家，甚至对那些具有东方血统的犹太人进行重塑，试图去除其东方化特征。今天，即使第二代、第三代东方犹太人已经出生，即使相当一批东方犹太人在以色列已经属于中产阶级，欧洲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界限也依然存在。

这种阶层差异甚至存在于欧洲犹太人内部，奥兹的小说《或许在别处》中写道：“比如，德国犹太人孩子的作业与俄国犹太人孩子的作业有所区别。它可以为精细的研究提供资料。前者在表达自我时细心使用对称的短语，且字迹整洁干净；而后者则信马由缰……”。

尽管第二代、第三代德裔犹太人和俄裔犹太人都出生在以色列，并且享有在统一、严格的以色列基布兹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他们身上也体现出群体之间的精神特质差异。正像以色列评论家伊戈尔·施瓦茨所说，这些风格是在特定风气、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创造出来的，多年之后，它们已经约定俗成，转换成了文学风格和艺术风格。

具体到《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出生于波兰的女主人公范妮亚，生长在磨坊主之家，曾经家境优越，但在热浪袭人、贫穷、充满恶毒流言的耶路撒冷，终日生活在尿布、偏头疼、排队、散发着樟脑球和厨房渗水槽气味的日常琐事中，与青春梦想相去甚远。她与丈夫——来自乌克兰的移民阿里耶·克劳斯纳在文化背景、生活习俗上存在较大差异，常遭到乐于以文化之家自居的婆婆的轻视，夫妻之间相互抱怨，渐生龃龉。现实中的种种黑暗彻底将其击垮，她在挣扎中舍弃了人间所有的爱，在38岁那年自杀身亡。从这个意义上，中欧与东欧两个犹太共同体之间的风格差异是造成范妮亚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我的米海尔》

奥兹英译者、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在谈到翻译《我的米海尔》时曾说：“翻译并非完全不可为之，但却极其困难。尤其像《我的米海尔》这样创作精华主要在于语言神韵的作品。”以色列人的希伯来语极为复杂，反映出说话人不同的语言背景。老一代犹太人讲的是意第绪语、波兰语或斯拉夫语，德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讲的希伯来语完全不同，即使同为本土以色列人，所讲的希伯来语也存在着代际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幸运的是，奥兹的许多译者都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程度获得了和奥兹交流的机会。曾任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托娃·罗森教授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与德朗士等人都在牛津读书。奥兹作为牛津的驻校作家，经常与学生们一起交流。日后，德朗士经常在翻译过程中前往以色列，就翻译问题请奥兹指导。

我本人最初翻译《我的米海尔》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当时在希伯来文学课上读到了《我的米海尔》英译本，又看了原版电影，奥兹那简约优美的抒情文字令我手不释卷。1996年秋季奥兹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那是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向他说出了要把《我的米海尔》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他欣然应允，从此开始了我与奥兹长达20余年的合作与友谊。正是围绕《我的米海尔》的翻译工作，我才真正走上了希伯来文学翻译与研究之路。在为中文版《我的米海尔》做注释时，我已回到社科院，那时在国内几乎无法找到关于希伯来语作家的资料，因此，该书大部分注释都是通过书信在奥兹的帮助下完成的。

翻译《黑匣子：爱与往事》，是我在2002年夏天在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际。记得当时，我将此书视为《我的米海尔》的续集。前者写婚内生活；后者则重点写离婚后生活（不包括女主人公的第二段婚姻），其人物关系与文本寓意比前者更为复杂，文字同样精彩。

作为天才的希伯来语语言大师，奥兹在创作《黑匣子：爱与往事》时非常注重不同文化背景出身的不同人物的语言风格，将典雅、拗口、直白、咬文嚼字、引经据典等风格特征精彩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特征反倒成为翻译过程中难以攻破的问题。好在当时，奥兹每周抽出课前一小时为我解答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令我受益匪浅。在翻译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背叛者》时，我也在一些模糊之处做了日后询问奥兹的标记。只可惜，他在2018年12月离世，再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了。

奥兹

生活中的奥兹待人友善，内敛，奥兹夫人尼莉多次对我说，他宁肯自己为难也不愿拒绝别人，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也称奥兹“十分迷人”。尼莉曾经向我讲述一件鲜为人知的事：2007年奥兹应邀访问中国时，曾前往上海参加一些活动，观光时走路过多，曾在车祸中受伤的双腿十分吃力，但他并未因此取消任何安排，在夜里却因双腿剧痛难以入眠，不停呻吟。这样为他人着想的长者，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奥兹的许多小说，比如《我的米海尔》《地下室里的黑豹》《爱与黑暗的故事》均被拍摄成了电影，《黑匣子：爱与往事》被搬上戏剧舞台，《背叛者》也列入了以色列导演丹·沃尔曼的拍摄计划。但奥兹从来不肯亲自撰写电影或戏剧脚本。即使娜塔莉·波特曼邀请他共同改编《爱与黑暗的故事》，也被他婉拒。

在奥兹看来，写剧本是与其创作截然不同的一门艺术，即使距离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遥远。而现在许多人都在用现在时写小说和故事，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电影，而不是文学。他并不是说用现在时不能写出精彩的作品，但他认为文学出现的自然时间是在过去，因此它被称作故事或者历史。这些洞见，抒发了一位在文坛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的老作家的独特文学领悟，也使我们更能理解到他为何一直在文本中追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