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三胎，救不了生育率

低生育率难题，已经越来越迫近。

近几年来，为了鼓励生育，很多城市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的惠民政策。

最近，某县的生育政策上了热搜。

该县《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九条措施》的条款明确，在该市落户的二三孩家庭，可以获得托儿所学费减免、医疗绿色通道、3000块财政补贴等等优惠。

众多优惠政策中，“中考报考县内公办高中时可加10分”，引发了诸多讨论。

具体政策如何操作落实暂且不论，让人疑惑的一点在于：

为啥各地都在大力鼓励二三孩呢？

今年两会期间，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她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建议取消生育支持的孩次差异，呼吁重视一孩生育。

二三胎固然要鼓励，但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也许并不是给二三孩家庭发放多少福利，而是从根本上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让大家能够安心生下第一个孩子，才能谈得上二胎和三胎的福利。

生娃不能只靠中年人

2022年是特殊的一年。

我国出生人口仅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我国人口6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生育率问题轰然降临。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全国出生人口达到了人口高峰的1883万和1765万人。

但是很快，在2017年后，二孩政策的刺激作用开始减缓，2021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下降了43.6%。

出生率不高，一孩率更低。

在2021年，根据第一财经新闻的数据，我国一孩出生数为468.3万人，跌破了500万人口大关，二孩占比已经上升到了41.4%，三孩以上占比为14.5%。

2016年的5年后，2021年的一孩出生率仅为2016年的51.8%，一孩出生率下降了48%，所以大家才会得出“生娃真的只能靠中年人”的结论。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一孩生育年龄，已经从原先的26.4岁升高至27.4岁。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的困境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成本会不可避免地上升。

对年轻人而言，高企的房价、医疗费用、教育费用，都是摆在生娃前面的客观阻碍。

其次，“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了上个世纪的老黄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重视自己的个人发展。

结婚与生育，意味着重大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在网上时常见到的论调：如果我一个人都过得好，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变成两个人或三个人？

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和经济自主性的增强，很多女性意识到作为生育的主体需要承担的责任，和母职惩罚对职业女性的打击。

考虑到生孩子影响自己的职场地位，同时生下孩子后，也缺乏人照料，很多女性都会选择“三思而后生”。

一孩生育率已经从0.7跌至0.5，生育意愿降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为了挽救人口颓势，2023年，很多省市出台了密集的生育支持政策。

比如云南省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生育补贴，其中二孩补贴2000元、三孩补贴5000元，二、三孩0-3岁时每年800元的育儿补助；

济南市对2023年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辽宁省也给三孩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同样直至孩子3周岁止。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的锚点都是二孩三孩家庭，对于生育一孩，这些政策都支持比较微弱。

一孩明明是生育萎缩的主因，但是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只给二三孩家庭经济补助，也造成了孩次间的不公，难以提高整体的生育意愿。

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要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的意愿。

毕竟，一孩的生育体验，才是决定二三孩的关键。第一个孩子生的舒服，养的舒心，二三孩才更容易落地。

其他国家如何应对？

放眼世界，低生育率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负增长，这也是目前的总体趋势。

从北欧到美国，在回到日韩和新加坡，都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少子化时代。

经过几十年的政策扶持，一部分国家取得了较好的生育率提振成果，而另一部分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在生育率问题上显得十分疲软。

几十年过去，日韩如今的生育率则跌入了新低。

今年，韩国生育率仅有0.78，依旧全球垫底；

而日本的新生儿数量直接跌破了80万，是日本自1899年以来的最低点。

为何政策会失灵？日韩的经验是一种警示。

在日本，为了专门应对“少子化”挑战的服务部门，政府1990 年代中期成立专门儿童家庭局。

日本为女性设立了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女性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育儿假津贴最高达到了休假前工资的80%，男性同样也有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从2009年将一次性生育补贴，由38万提升到42万。女性生育，就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在孩子12岁之前，每月还能获得约1万的儿童补贴。

而且在公司里，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法律规定雇员可以向公司申请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家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

为了提高年轻人结婚率，日本有的地方开始实施“新婚补助计划”——2021年，日本约25%的男性、 16.7% 的女性选择终身未婚。于是政府拨款，奖励新婚夫妻最高60万日元，用于结婚搬家、交房租。

在韩国，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0.78，是历史最低值。韩国总理韩德洙表示，“应对低生育率的对策进行根本性反省。”

其实从05年开始，韩国已经规划22年起，向有不满1岁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的育儿补助，这个补助会在2025年上升到每个月50万韩元，折合2650人民币。

根据韩媒报道，这项撒币政策在2022年花费了47个亿。

另外，如果夫妻双方同时申请育儿假，还能每个月获得最高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

和日本类似，韩国政府结婚率持续下降，2021年的仅有19.3万人登记，是1970年以来最低谷。

为了向年轻人催婚，韩国政府正在研究，通过一次性最多补偿200万韩元的婚育补贴吸引更多人结婚。

然而生育率仍然不容乐观。在鼓励生育政策出现前20年，日本生育率从2.下降到1.6，政策出现后下降到了1.3；

韩国因为国家介入更晚，已经从更是接近2下降到了0.78。

〓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日韩的催生政策，大体上可以用“发钱为主，放假为辅”来概括。

但发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事实上，“发钱” 来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代价高昂，性价比极低。

一项研究表明，国家生育支出提高25%，才能换来生育率短期增长0.6%。

而对于更宽松的放假政策，国家放了假，但事实上依然职场工作依然高压。

员工不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暂离工作岗位照顾家庭，这个假，放不放其实还是一样。

因此日韩努力了几十年，尽管保证了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变缓，但由于介入时间太晚、生育下行的负惯性、结婚率太低等原因，并没有挽救整体下降的趋势。

再回过头看，提振生育率较为成功的国家，如法国、瑞典和挪威。

除了同样提供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包括父亲产假），推出优惠的家庭税收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普遍提供了高质量、低成本的托育服务，这让职场父母得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营造了更宽松也更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

孩次歧视不对，奖励二三胎不足。总而言之，面对现在的高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不管一二三孩，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生育意愿，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网友所说：“先解决生得起一孩的问题，再解决生二孩、三孩的问题。”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贺丹委员说：“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包括高龄少子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干预， 让人口下降的速度变得慢一点。”

在我国，2022年已经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建立适当的经济补贴制度，提供托育公共服务，保障女性就业、让更多家庭角色分担生育成本。建立生育支持体系，不仅是微观是家庭的事务，更是宏观层面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比起人口存量、生育动力、生育资源这些词汇将个人视作人口工具的词汇，我们或许也应该听到康德那句“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

同样，人力资源也并不仅仅特指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同样重要。

对普通个人而言，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真正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提升幸福感，才是更多人所追求的东西。

这也正好应了网友那句朴素的话：

“人们生活压力小了，日子过得滋润了，多生几个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参考资料：

1.宋健,胡波.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人口与经济,2022(6)

2.张怀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一孩太重要了，直接影响青年人养育体验和再生育决策,每日经济新闻,2023-3-8

3.任泽平.中国生育报告2019.智库报告

4.金盈盈,宋娟.发达国家应对“少子化”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及若干建议.科学发展，2023年2月

5.肖新新,朱玥颖,张悦.鼓励生育，这四国推出了不少对策.环球时报,2023-3-9

6.林小昭.去年我国一孩出生数量跌破500万，90后00后生育意愿递减.第一财经,2022-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