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准，为何只出现在中国的财经新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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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理论上行得通，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当看到“降准”一词，经常关注财经新闻的人估计都有反射弧了，脑子里立马跳出一句话：央行降准，释放了几千亿资金，给市场送上了“大礼包”。

是的，就在本周五，央行猝不及防地宣布将在3月27日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如一场始料未及的及时雨，浇灌着市场的信心。

央行决定于3月27日降准

你或许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降准/升准，好像只出现在中国的财经新闻里，而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印象中用得更多的是降息/加息，或者QE（量化宽松）。这是怎么一回事？

问题比较复杂，小巴必须从“为什么要设计这项制度”开始讲起。

其实在“二战”以前，法定准备金制度一直是美国独有的。

在美联储诞生前的19世纪，美国商业银行的牌照由各州发放，州银行还可以自由发行货币。准入门槛如此之低，意味着银行业鱼龙混杂、缺乏监管，发生挤兑和跑路是常有的事。

更要命的是，经济繁荣下信贷无限扩张，银行却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后果可想而知：美国的“保留节目”——金融危机，于1837年爆发了。

嘣！嘣！美国死了一大批银行。

这场金融恐慌，宣告了美国银行业“自由时代”的终结。

于是，佐治亚州、纽约州等州就想了个办法：强制商业银行存一笔资金，这样万一哪天储户来银行挤兑，银行可以拿这笔钱应付，不至于闪崩。

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制度的1.0版本。

不过直到1860年代，美国只有10个州落实了该政策。1857年，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让美国银行业又遭殃了。各州政府这才意识到法定准备金的重要性，于是上线了2.0版本。

1863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国民银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法定准备金制度，并孵化出了“国民银行”。

从此，美国形成了一套“双轨制”银行体系：一个是国民银行，另一个是州银行。

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国民银行受联邦政府制约，强制实行25%的准备金率，而州银行受州政府制约，可以随意设置准备金率。

联邦政府为了吸引中小银行加入国民银行的阵营，放低了中小银行准备金率的要求，还允许他们把准备金放在几家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民银行里吃利息。

那么问题来了，中小银行的主要贷款人是农民，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和凶年，农民还不起贷款，就会出现坏账，同时又碰上挤兑，中小银行就出问题了，于是大量的中小银行纷纷找国民银行取准备金，这就导致国民银行变相出现了挤兑。

美国设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本是防范金融风险，然而最终无法避免流动性危机。美国于1884年、1893年、1907年爆发了三场金融危机，几乎每十年一轮危机。

1907年的金融恐慌，迫使美国上线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3.0版本。

新的解决方案就是成立美联储。

美联储在全国建立12个储备银行，继续沿用了“双轨制”银行体系。美联储就像是一个俱乐部，有国民银行，也有州银行。“入会”的银行能将准备金存入本区域的美联储银行。与此同时，美联储成为“最后的贷款人”，为风险兜底。

到了1920年代，美国进入了“咆哮的20年”，经济、股市繁荣发展，商业银行开始增大贷款，也就是信贷扩张。

这时，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又起作用了：可以调节信贷规模。什么叫调节信贷规模？举个例子。

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意味着A存了10万元，银行就会留1万元当作准备金，剩下9万元银行会借给B。B把这9万元拿来用，比如支付C的工资，C的银行账户上就有9万元，银行再留10%准备金即0.9万元，剩下的8.1万元再借给C……如此类推，最终银行向社会释放资金总数为100万元。

一笔存款，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能创造出的资金倍数，就是“货币乘数”。

在极限情况下，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贷出5倍的资金，10%能贷出10倍资金，如果这个数字降到0，理论上就能释放无限量的货币，容易催生泡沫，所以准备金率不能过低。

然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并没有阻止信贷扩张，20世纪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也没有缺席。

这是因为，由于“双轨制”的存在，只有“会员银行”才上缴准备金，而当时入会的州银行的数量不到1/3，相当于美国一半的资金游离在系统外。直到经济危机爆发，美联储也没有去救这些州银行。

所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设立的两个初衷，防范流动性风险和控制信贷规模，都没有达到预期，对美国而言，它是失败的制度。

诺贝儿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解释，法定存款准备金这套金融模型必须满足很多条件，理论上行得通，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变数很大。

就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为吸取信贷无限扩张的教训，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中央银行，并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定准备金制度，美联储也继续修修补补。

尤其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货币供给理论风靡一时，各国仍然相信调节法定准备金率和货币乘数可以调节货币供给，就连美联储都没意识到这套理论的问题。

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他们觉得，法定准备金制度带有强制性，更像是计划经济的工具。

这种带有权力色彩的东西在号称“独立”的各国央行眼里，对市场介入太深，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法定准备金较高，商业银行就可能在与货币基金、投资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特别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今天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是开放的，资金跨境流动性非常高，如果哪个国家的准备金率较高，很容易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出。

同时，金融制度进一步完善，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和监管制度，能替代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19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后，各国为了加强监管，于1988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和风险加权的总资产之间比率至少为8%。

简而言之，当发生重大风险，银行清算全部资产时，只要达到92%的回收率就可以让储户不受损失。

这极大限制了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也限制了风险资产的规模。

万一哪天危机真的降临，也有应对之策。比如美国设置了具有代替性质的存款保险制度。制度出现后，储户遭受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最近硅谷银行闪崩后，负责托底的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它往往采用兼并收购的形式“移花接木”，将发生危机银行的储户转化成其他银行的储户。

硅谷银行

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精细化，也意味着发达国家告别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信用扩展和债务扩张已趋于稳定，狭义货币M1的增速非常慢。你在银行存10万元，最后释放的资金可能只有20万元，“货币乘数”的威力大大减弱。

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把法定准备金降至5%以下，有的甚至降低到了零，媒体也鲜有报道。取而代之的，是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等金融工具，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实践过程中更具节奏和有效性。

中国独爱法定准备金制度？

如果查一下各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越是发达的国家，金融体系越发达，资金流动越自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而越是发展中国家，准备金率也越高。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信贷规模仍然很大，“乘数效应”依然好用。与此同时，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需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只“水龙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拥趸，经常将其用作调节信贷规模的工具。

小巴算了下，为了刺激经济，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国央行总共降准6次（包括定向降准）。这说明，信贷仍然需要扩张。根据今年2月的社融数据，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9%，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5.8%，新增信贷创同期历史新高。

从体制来看，中国金融市场并非完全的自由市场，“看得见的手”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其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只不过稍稍令人眉头一紧的是，随着信贷规模趋于稳定，“乘数效应”逐渐减弱，未来如果没有更多的金融创新，就好比和人过招时一直用“降龙十八掌”，刚开始很猛，越到最后，越让人觉得你在使马保国的“闪电五连鞭”。

这两年爱存钱的中国人想必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到底，还是信心的问题。

“升准/降准”是《每天听见吴晓波》这档由吴晓波主讲的音频节目长期讨论的话题。点击下列音频，听听吴晓波老师如何解读“升准/降准”背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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