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鹳鱼石斧图”是中国最早的一件“墓志铭”？

鹳鱼石斧图的艺术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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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敦愿

河南临汝县₁阎村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的成人彩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是一件著名的史前艺术品₂。图像内容复杂，水鸟衔鱼之外，又配以一柄石斧，两组毫不相干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含义神秘而耐人寻味；就其表现技巧而言，画幅面积巨大而富于变化——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形象完整、明快，画幅占据器表之半，在现知彩陶艺术中，要算是气势最为宏伟的了。因此长期受到文物、考古与美术界的重视，直到今天大家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继续进行讨论，由此可见一斑(图1)。

这幅富于魅力的史前艺术品，它的魅力究竟何在？我也曾经进行过一番思索，总的印象是：画法天真直率，毫不雕琢，风格简洁，颇有新意，正是史前这个人类的童年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感染力也就特别强烈。

在画法上，“鹳鱼石斧图”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般的彩陶图像，都是以墨线勾勒在陶器之上，这件自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面积地、也是相当大胆地使用白色，黑白两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与此同时，陶器质地原来的红褐色，便自然而然地起到了一种中间色的作用，从而使得整个画面上的各种形象取得了协调——白与黑，也就是明与暗，因有这种红褐色作为中间色，三种不同色调交相为用，于是便产生出十分微妙而又动人的效果。这是彩陶艺术技巧上的一项重大的创新，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未能继承并加以发展。这种效果，根据彩陶摹本容易被忽略，一般单线勾勒轮廓示意，用作历史、考古方面的研究是可以的，如做艺术方面的探索，便神韵全失索然寡味了(图2)。如果把这三种色调简化成一幅图案化了的图像，予人的观感，可能便大不相同，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尝试(图3)。

在物象的造型方面，鹳的描绘一反通例，采用了“没骨”的画法，不用线条进行勾勒，鸟形包括趾爪，都用一个白色的板块，直接涂于器表，借陶器底色的衬托呈现出来轮廓，右眼由宽粗的黑色线条画的圆圈加以点睛构成，巨大而炯炯有神，用这种方法来表现水鸟羽毛的洁白、体态的轻盈、生命力的旺盛，可以说是恰切极了。在右侧，竖立着一柄穿孔石斧，轮廓全由粗黑的线条勾出，这本已显得相当强劲有力，又将木柄的后半全部涂黑，再在这黑色的底子上，用刻画的方法制作出网纹，以表示是用细绳缠绕而成，因而更显得柄斧牢实厚重。鱼悬于两者之间，形体较小，使用较细而流畅的线条表示。这虽然是一幅原始人的绘画，凭借如此简单的颜色与线条，竟然把不同物象的质感表现无遗；而且就画面的布局而言，自左向右，由浅入深，由轻而重，黑与白、粗与细的对比强烈，色调层次丰富而构思巧妙，这些都是颇有些令人惊讶的。

三个物象的描绘都是静态的，剪影式的，相当简单拙稚，甚至还存在着某些看来不甚合理的地方。表现在鹳与鱼方面尤其明显：水鸟的双足僵直而歪斜，股骨与跗跖之间的关节应该向后反而有些向前，有如人的膝部了；爪趾应该是四个(前三后一)，现在省而为三；鱼既被鸟所衔，鱼形必然不会是完整的，如今像磁石引针那样挂在鸟嘴下边，如此等等。但，也正由于画法的拙稚，更能体现出艺术的真实，如果拘泥于琐细的写真，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天趣：斜出的双足，表示静中有动，鸟是主动的、胜利的一方，双足的指向，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画面的中央，加强了鸟嘴衔鱼的视觉效果；足有三趾，只是表示多数的最简练的方式；鱼如悬针，正显示其被捕获，已无所逃其命了。这些都不是缺陷，反而是省略细节，加强总体效果所需的措施。

图4  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彩陶瓶

水鸟捕鱼，今天还是到处可见，远古水源充沛，而且渔猎经济仍是原始农业的重要补充，史前居民对此就更为狎习了。因此鸟衔鱼的图像，“鹳鱼石斧图”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大头细颈陶瓶的上腹部便见同类题材的描绘，年代要早几百年₃(图4)。此后，在西汉时期的陶盆上，也见彩画鸟啄鱼的图像(图5)，至于东汉时期，这类题材常见于画像石上，大多作为建筑物的配景，有的就是捕鱼场所的一个角落(图6-8)，但先秦铜器上却无所见₄。估计这种题材，可能有所取譬，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含义，既不曾著于鼎彝壶鉴，大约与古代宗教神话或巫术也没有太多关系。由于时代的久远，分布区域的广大，中间的缺环太多，这一题材的使用，恐怕也很难说其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仍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才稳妥。

图 6-8  汉画像石捕鱼图

彩陶艺术中，装饰图案最多，写实的图像与纹样是少见的，后者大多是有所为而作，因此“鹳鱼石斧图”中的鸟衔鱼描写，不像是即兴的抒情小景，尤其鹳鱼之与石斧，彼此可以说是毫不相干，应该各有所象征，这种奇怪的组合，肯定是想说明某个具体的事情。因此之故，这件“鹳鱼石斧图”就不应是一幅单纯的史前绘画作品，而是一幅绘画意味浓厚、艺术水平又高的图画文字(Pictograph)。既是一种远古的图画文字，离开了创作者本人的解说，就很难知道它的确切含义，这也就是“鹳鱼石斧图”之所以费人思量，以致众说纷纭的原因所在。

在众多的说法中，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的意见，我认为是很值得重视的₅。严氏对于彩画于其上的直壁深腹的成人瓮棺(考古界简称之为“伊川缸”)的分布做了统计，大体西起伊洛，东至郑州，包括著名的中岳嵩山在内，方圆200公里，居于河南中部约略偏西，正是中原文化的腹心部位，阎村恰是中心所在，在此发现这样复杂优美的图像，意义的确不同一般；图中的穿孔石斧，“不是一般人使用的普通劳动工具，而是同酋长身份相适应的，既可实用，又可作为权力标志的东西，是酋长生前所用实物的写真”。“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勇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云云，确是经过科学分析与认真思考而后做出的结论。

如以近代民族学资料，与这件画在陶器上的远古酋长传记两相比较的话，北美印第安人的某些墓碑，彼此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苏圣玛丽(Sault Ste. Marie) 一盟里著名的酋长辛加巴华辛(Shingabawassin)的墓碑，他的图腾鹤是颠倒的，其左方的三粗横表示参与过的公约，右方的六细横，或许指的是他参与过的大战次数，烟管与斧子分别象征和平与战争；又如部落著名酋长华布齐(Wabojeeg)，1793年死于大湖，他的墓碑上图腾驯鹿也是颠倒的，他自己的名字“白鱼”(White Fisher)没有记下来，七条横线表示他所领导的七个参战部属，三条短直线表示三次负伤，有角的头形物表示曾与麋鹿殊死拼搏过，等等(图9、10)₆。由此可见动物形象确可作为氏族的图腾徽号；石斧也确是一种兵器，并且是战争的象征，自然也具有领袖的含义——当然这两者在中国古代记载与考古发现中，还可找到大量的例证，这大约是世界通例。

图 10  华布齐墓碑

中国史前时期的墓地或墓葬，是否设有临时性的标记，无从推测，从中国“古者墓而不坟”的话来看，封土曾是没有的，考古发现证明墓碑更是晚起。但阎村遗址“伊川缸”上这幅“鹳鱼石斧图”，却是与北美印第安酋长墓碑同类性质的事物，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竖之于墓前，而前者则置之于墓内，显示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习俗之不同而已。这个估测如果能够成立，应该说这幅彩陶上的绘画作品，是中国最早的一件“墓志铭”了，事情也很有趣。

将部落著名酋长或某个对于集体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部落成员的业绩，绘于陶器之上，随葬于墓室之中，不无可能便是某个特定的时代与地域内，曾经盛行过的一种习俗。因此严文明教授对于来日继续有所发现寄以希望——“既然阎村可以出这样的彩陶画，别的类似的遗址不是也可以出吗？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完全有可能大大丰富我国早期的绘画资料，而且开辟一条探索当时的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途径”。然而，十余年过去了，在伊、洛、汝、颍这个区域内，没有类似的重大发现。尽管在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发掘到多人合葬墓，墓坑中有秩序地排列136件“伊川缸”式的瓮棺，既有彩陶，而彩陶图案内容也颇多变化，不乏新意，但没有一件可以与“鹳鱼石斧图”相比拟的₇。所以如此，估计是史前人类丧葬仪式与悼念活动复杂多样，不必只限于竖立碑石与在器物上刻画图画文字(如以上列举的例子)，可能更多的是以丧歌伴有舞蹈的形式来表达哀思。隋代湘西的兄弟民族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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