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些媒体锐评最近流行的“孔乙己文学”是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肯“自降身段”，“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处境”，呼吁大学生们“不要被困在长衫中。”

细看这个论调，让人生出一种时代的荒谬感。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每年最多也不过万把人进入大学的民国，大学生失业便已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陶孟和的估计，30年代的民国，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大约有150余万，其中失业者约占三分之一。

而那个时代对这些失业者的批评，同样令人眼熟：《大同日报》就有文章批评说：“大学生之所以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痛苦，是不能归咎于政府与社会的不予安插，而大部分要归本身的热衷利禄观念太浓厚。”

大学生们被自己的“长衫”困住了吗？相信那些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佣人把一日三餐用银盘捧到面前的普通人应该有自己的体会与结论。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地讨论一下，这类新闻背后所隐藏的某些有趣逻辑。

06年的时候，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系列纪录片在国内非常流行，探讨了包括荷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如何爆发工业革命，走向殖民世界的道路并“总结其规律”。

考虑到出品年代，这部纪录片最终给出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等等等等——时过境迁之后回头再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结论非常类似于许多人对自己目前所拥有财富与地位的解释：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很成功。

一个会让很多人不愉快的问题是：以上这些具备正面、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最终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吗？

对于那些熟悉历史，在现实世界里生活过的人也应该很容易得出结论：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资本主义、自由精神对于欧洲这些殖民国家的成功是否有正面地、积极地作用？当然是有的。

努力对于那些您知道我在说谁的成功是否有正面地、积极地作用？同样也是有的。

然而，大部分生活在现实里而不是真空中的球形人应该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件事情最终结果的因素，往往取决于十几甚至数十个长期因素，以及几乎没法统计的短期因素的综合作用。

举例来说，对于殖民国家来说，哪怕本土数年如一日地长期投入金钱与人口，某处殖民地仍然会因为一场突然出现的瘟疫、补给船队的一次偏航而衰落甚至断绝，让过去的投入全部打了水漂；对于个人来说，事业成功，往往建立在市场、政策与社会的基础之上，个人努力与否在很大层面上只能对这个结果的出现起到极其有限的帮助，运气不好的话甚至可能是负面效果。

囿于篇幅，我们没法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梳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在B站上看看傅正老师的视频），或者论述某位成功者的发迹历程，只能问读者们一个非常浅显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像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只能从复杂的历史经验里提取出努力这一个要点呢？

如果让笔者来说的话，这种因为-所以的简单论断，本质上是大家从小接受的阅读理解应试训练的体现：回答者本人在想什么不重要，文章作者实际上在说什么也不重要，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能够拿分的，是出题的人认为作者在想什么。

而当下这个“不够努力”= “无法成功”的论断，实际上就是成功学和财富神话盛行时代的万能通解：一切能够帮助人成功的客观、主观因素都已存在且对所有人不限量供应，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只剩下了个人努力与否这一点。

进一步的说，这个公式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有且仅有一个等号，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子，非常适合一些成长在大学本科毕业就能留校任教时期，不仅本来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现在更是连更新认知体系能力都已丧失殆尽的人群，让他们仍然可以维持自己不是一个文盲的幻觉。

成绩不好？不够努力，事业失败？不够努力，电梯没往上走了，不够努力，总而言之一切失败都源于努力不足，和其他因素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除了当事人自己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方需要为当事人的失败负任何责任。

然而大部分人的实际体验如何呢？以博士为例：进入高校的难度，远远高于几十年前——以前是本科毕业就能留校，年资到了就能评上教授；现在则是论文发表、海外经历缺一不可，进去了还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出符合要求的成绩否则非升即走；位置有限的情况下，“努力”对于那些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来说只是入围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因为不努力的人甚至根本没法入围。

本科、硕士面对的竞争同样如此：只要他们还寄希望于能够大厂上岸，或者干脆只是有一个能交五险一金，表面上尊重劳动法的稳定工作，“努力”同样是默认必须的前提条件，不努力的人根本没资格在几百甚至几千进一的独木桥上和其他人竞争。

至于职高、专科的情况，并不会因为证书含金量的下降而相应地下降——刚好相反，想拿毕业证吗？那得去工厂“实习”几个月，让除了当事者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吃得满嘴流油之后才有可能。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待业青年都挤到了考公考编这条路上：要知道，单独的个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奇怪，可能是因为因为信息差，也可能是因为个人选择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从事一些付出远远多于收获，或者不那么符合“成功”标准甚至离经叛道的工作；然而群体的选择一定是理性的——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必然是最适合这个群体，成本与收益之比最高的路径。

也正因此，除开那些只想推卸责任的部分，对于那些真的对这个问题有所忧虑，希望解决问题，或者至少逃离这个螺旋下降路径桎梏的普通人来说，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学生这个群体身上，不如换个思路：一个无力改变问题根源的人，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最简单，最基本的一条是：承认现实。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可能还是很难确定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努力来解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分辨出什么问题不可以。

借助与鲁迅先生同时期的一部小说，我们可以以1920年代一位努力青年的人生经历，看看努力对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用。

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祥子作为一个年纪轻轻，有着使不完力气的健壮车夫，靠着省吃俭用与努力工作，花了三年时间攒下100块钱买了一辆新车；然而，车子到手没几天，他便被军队抓去做苦力，车子也在这个过程中滚落山涧。

侥幸逃脱之后，祥子继续努力工作，想要再买一辆车子。可是还没等他的梦想实现，他的雇主曹先生牵涉进了地下活动，孙侦探搜查曹先生住宅时发现了祥子的积蓄：不用说，既然被侦探看到了，这钱自然也被夺走。

等到与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结婚后，祥子从虎妞那里得到了一辆旧车，并且加倍努力的拉车，养活妻子与自己的同时，寄希望于生活可以改善——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虎妞难产而死，祥子只能把车子卖掉安葬虎妞。这一次，被生活、贫穷与疾病折磨已久的祥子已经不再年轻、不再健康，更无法像多年前刚到北平时那样，靠着自己用不完的力气继续”努力“了，而是随着生活一切滑向了不见底的深渊。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祥子的人生里有哪一步走错了？被军队抓走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被侦探勒索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被虎妞看上，一步步引诱最后结婚，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显然都不是。

当然，民国是处处充满封建落后，不公和压迫的旧社会，很多事情是大部分现在的普通人是遇不到的。然而，即使没有被抓走，被曹先生牵连，虎妞之死等这些事情，也并不意味着祥子可以作为一个有着几辆大车出租的高等车夫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因为进入30年代之后，他所在的城市开始发展有轨电车，并且线路迅速扩张，人力车夫的日子，已经没剩下多久了。

比起祥子这样的劳力者，民国社会更关注所谓的“智识阶层”的失业问题，尤其大学生失业问题，伴随着民国政府在大陆整个阶段。从清末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留洋规模持续增长，至三十年代，大学和独立学院数量已经远超专科学校，然而，高等教育大发展背后，始终贯穿着“文实之争”，大学生失业的结构性问题也由此而来。

在三十年代，民国文科毕业生就已经是实科毕业生的数倍之多，失业率也达到实科毕业生的三倍。时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高等教育“商业化”，“文凭工厂化”。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认为: “文法学生过剩，实科人才缺乏，高等教育之畸形发展，实为毕业生失业之重大原因”。显然，在当时社会能提供的狭窄就业通道面前，大部分被文凭吸引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变自身的处境。

那么，选择理科就解决问题了吗？民国政府在之后开始裁剪、合并文科，另一方面扩大实科院校和专科人才规模，到40年左右，实科专业人数已经达到文科两倍，然而还是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民国政府基本没有独立的经济和工业体系，科研需求也十分狭窄，理科生规模一旦扩大，同样面临无处可去。

最后，民国政府只能鼓励大学生回到家乡或到边疆，而此时能响应的大学生已经寥寥无几。

时代再怎么发展，大部分普通人在迎头撞上历史进程大潮的时候也是无力的，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次失业潮也可以看出，在大潮流面前，大部分普通人的努力并不能成为决定自己失业与否的因素。

对于建国后人口迅速翻倍，且一直以发展全民教育为政治正确根本的新中国来说，注定面临了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不能飞速发展经济，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就时刻会面临“智识阶层”失业的危险，这也是每一个想要发展教育的后发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看当今在后发国家中高等教育已经算不错的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国家，自身如同民国一样，无法容纳大部分本国受教育者，就只能面临”向外输出“的困境。

不普及教育是不可能的，即使烂如民国，也一直在扩大教育规模。可以在经济增长之外解决”智识阶层“就业问题么？这首先要解决受教育的回报预期。在古代中国，读书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在民国，读书是为成为“智识阶层”。在恢复高考后，读书成为普通人家稳定的上升通道，又成为进入西方发达社会的敲门砖，在西方，高等教育则是与愚民教育受众泾渭分明的阶层标识。

然而，教育层面越扩大，我们就越能感受到努力并不等同于那所谓的上升通道。确实，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三年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乐观的想总会过去，新的毕业生数量不会一直增长，长远看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薪岗位转移给我们。

然而我们同样应该清楚，从人类社会现有资源和发展水平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给十几亿人口达到欧美发达水平的“阶层跃升”通道，对于更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更是毫无可能。

”努力等于成功”的资本主义神话总会破灭，中产的规模不可能永无止境的扩张，甚至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失业危机仍然不会远离，我们甚至没法想像再过几年后的人工智能会对社会就业产生何种影响，而不管是大学的学科培养体系，还是人脑对新工作技能的学习速度都很难再跟上日益不确定的社会需求。

而社会不论是走向极端的阶层分化，还是对大部分失业人群的兜底，都无法长久维持，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目标。最终，我们还是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受教育期望与社会分工，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分离。在新中国前期我们曾经尝试过，在教育底层推行工农大学，在教育高层将知识水平与社会地位解绑。然而这个尝试在当时是注定失败的，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尽管作为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所能达到的机制公平的极限，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仍然不免在回报期望的逻辑上变成了“阶层上升”而非“社会地位平等”，并且这和整个社会出现阶层流通，阶层分化的大背景相一致。

这也是我们要指出这种孔乙己长衫和向下兼容的话语逻辑的问题，对回报预期的改变，对社会分工的重新分配是定义，并不该是通过宣扬个体自觉的方式，更不该是在阶层分化逻辑还没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普通人的牺牲来达成。

所以，并非是要否定努力本身的意义，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要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起码分辨出什么问题不是通过努力就能解决的。

当然，社会的现实与物理规律这种自有自在的客观实在不同——一个人完全可以不承认重力的存在，但是这完全不影响重力在这个人在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掉下去的时候完美发挥其作用。但是社会的现实不是这样——大部分人的承认与否，决定了它是否会起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承认，并不是指的口头，而是实际行动——口头承认但实际上不遵守的规则，就不是现实，反之则是。

只有当我们从自身实际体验之中认识到了大家在实际行动上承认的现实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的提出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并且借助这个现实的指导去寻找答案。

参考文章：

赵 建. (2018). 民国时期大学改革的三重向度：实用化、政治化与平民化——以时论中的大学生失业问题为中心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2018). 从大学生失业问题争论看民国教育的转型

谭玉秀.(2018).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大学生失业结构特征探研